陶寺龙盘与中华龙文化意识之形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举国欢度新春的壬辰龙年,数千年来,龙的形象在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均约定俗成的被逐步演绎成了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文化已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已经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

作为龙的传人,不应是对中国的龙文化一无所知。不了解龙文化,就无法了解古老的中华文明。那么,龙的原形到底是什么?中华龙文化意识到底是何时何地起源与形成的呢?本文拟通过对陶寺龙盘和分布于大江南北的主要龙文化遗存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从考古学角度对中华龙文化意识之起源与形成进行阐述。

 

    一、中华龙文化意识最初形成于距今4400~4100年之间的陶寺文化早中期,亦即中国历史上早于夏代的尧舜时期

    说到“龙”,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常说的一句话:“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很显然,人们将“龙”与“炎帝、黄帝”联系到了一起,言下之意那就是说“龙”这一文化概念的最早出现当与上古的炎黄相关。

而将“龙”与炎帝和黄帝联系起来的较早记载大概首推东汉王符(约公元85~162年),王符《潜夫论》卷八《五德志》第三十四:“有神龙首出常(羊)、感妊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龙,代伏羲氏。其德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大电绕枢炤野,感符宝,生黄帝轩辕,代炎帝氏。其相龙颜,其德土行,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

比这种记载更早一点的,则是见于大史学家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他将“黄帝”的活动与“龙”联系了起来。例如:《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十二:“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号”。

    除此之外,在《易经》、《左传》、《山海经•》等诸多先秦文献中,也不乏关于“龙”之传说的记载。

    据以上文献之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推测,最迟在汉代时“龙”已经是被作为一种吉祥物在社会上而广为流传了。另据考古发现在汉时皇室的一些建筑物上,也已经有用龙的图案,如瓦当、踏步等。

     由此可见在汉代“龙已经是社会生活中流传相当广泛的一种文化意识了,而汉代将龙与炎帝与黄帝联系起来,应是在当时社会上将龙作为一种吉祥物,崇敬龙这么一个大的社会文化意识背景下诞生的”(朱乃诚: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与形成)。

    然而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却证明,早在距汉代约1500年之前的商周时期,龙形象或龙图案就已经是不胜枚举了。如: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地中出土的一件青铜牺尊上有龙的造型,湖南石门、宁乡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的青铜提梁卤的提梁上有龙的造型,妇好墓青铜方壶上有龙的纹饰,还有盘龙铜盘、龙纹铜觥盖、玉雕龙等,山西石楼出土的龙纹青铜觥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朱乃诚先生认为历史上有关商周时期“龙”的文献记载以及龙的实物造型或图案,实际上都是对源远流长的中华龙文化意识的传承,是“龙”这个文化概念的演变与发展的产物。可见早在商周时期之前,中华龙文化意识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到底起源并形成于何时何地呢?

    笔者认为仅靠离散的先秦文献记载看来是很难说清楚的,必须借助于诸多的考古发现和严密的论证,方有可能得以求解。目前,被学术界认为与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相关的商周时期之前的重要考古发现和佐证主要有包括陶寺龙文化遗存在内的七处:

    (一)、河南濮阳西水坡距今6000年前龙虎图案

    在中原地区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一条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发现的龙形象,至少能够说明:中原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龙文化意识已经存在或可称之为起源了。但是从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蚌壳摆塑龙的形象的特征来看,当时的龙文化意识所象征的实体原形很可能是鳄鱼。

    山西襄汾陶寺大墓中出土的鼍鼓内有数枚扬子鳄皮下骨板,这表明当时已利用扬子鳄皮蒙鼓面,制作礼乐器物了。这表明在距今6000年以前,人们就捕食扬子鳄,并在距今4000年前利用扬子鳄皮制作礼乐器。国内动物学家杨钟健早在1957年也提出过“殷墟甲骨文中的龙,都是鳄的形象”。

    陶寺龙盘与中华龙文化意识之形成

  

    

    图1 西水坡遗址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

    看来早期的龙形象,早期先民心目中的龙,或者说龙文化意识起源阶段的龙,应当不是虚幻的,而是一种实指的动物。况且在距今6000年前后,黄河流域有鳄鱼生长活动的,已经得到考古学的证实。

    (二)、安徽含山县凌家滩距今5000年前“玉龙”玉雕作品

     1998年秋在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M16号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环形动物玉雕作品,被认作为距今5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而且还是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早的环形动物玉雕作品。不过有学者认为凌家滩“玉龙”的首部表现的是虎首,以往考古学界所指认的凌家滩“玉龙”,实际上是“玉虎”,凌家滩遗址M16号墓出土的这件环形动物玉雕作品应改称为“虎形玉环”或“环形玉虎”。也就说,所谓安徽含山县凌家滩距今5000年前的玉雕作品并非是龙文化遗存。

    (三)、辽西地区距今5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

    陶寺龙盘与中华龙文化意识之形成

    

    

    图2 “C”字形玉龙

    在辽西地区发现的被认作为距今5000年以前的龙文化遗存共有三种,其中之一的“C”字形玉龙曾被媒体广为报道,并被称之为“中华第一神龙”。

 

    1、“C”字形玉龙(1971年由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村民在三星他拉村北山岗造林时,从地表以下50至60厘米深处挖出)。但对此朱乃诚先生研究后认为:三星他拉玉龙不是红山文化玉器,其年代可能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大约在接近距今4000年,很可能是距今3600年前后的作品。

    2、兽面玦形玉饰,俗称为“玉猪龙”(1984年辽宁省建平县牛河梁遗址群第二地点一号积石冢M4号墓出土的两件兽面玦形玉饰)。但是,这类玉器是否可以称之为龙,学术界尚无定论,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红山文化的这类“玉猪龙”,似乎与“龙”没有直接关系。朱乃诚先生认为“将兽面玦形玉饰的兽面理解为熊首比理解为猪首更准确些,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饰的兽面,目前所知其最初的形象是辽宁建平兽面玦形玉饰,其兽面表现的特征应是熊首,其象征的含义自然应是熊”。也就是说主要分布于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的所谓“玉猪龙”,其原本的象征含义,既不是猪,也不是龙。现在学术界称其为“玉猪龙”是一种在研究认识过程中所形成的俗称。朱乃诚先生认为其准确的名称应更改为“兽面玦形玉饰”。

    3、查海龙形石块堆塑

    这种“龙形堆塑”是1994年在辽宁省阜新市查海遗址发现的。这条龙形堆石,是在基岩脉上,采用红褐色大小均等的石块堆塑而成,全长19.7米,宽1.8~2米。方向基本与房址一致。其造型,发掘者认为酷似一条巨大的龙。考古界认为查海遗址之文化性质为兴隆洼文化,年代约为距今8000年前后。查海遗址有距今8000年前后玉器的最早发现,而发现的龙形堆石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龙”遗存。

对这个由石块堆摆的形象,发现者用“龙形堆塑”一词来称之,但是否可以称之为龙,目前尚无定论。

    朱乃诚先生认为“这不是龙,因为其象征的何种动物没有明确的特征”。

 

    (四)、陶寺遗址距今4400~4100年之间的彩绘龙盘

    陶寺龙盘与中华龙文化意识之形成

 

    

    图3 陶寺彩绘龙盘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龙文化遗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的,主要是龙的彩绘图案,描绘在陶盘的内壁。其形呈盘蜷状,尾在中间,头在外,张嘴露齿。据考古专家鉴定其年代约在陶寺文化早期。陶寺文化的龙遗存即彩绘龙盘,有多件,均出土自墓葬中,且出自礼仪规格较高的大型墓葬中。学者普遍认为在陶寺文化早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龙文化意识。

 

    (五)、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距今约3800多年的龙文化遗存

    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距今约3800多年的龙文化遗存,发现于1999年,是一种在陶器器盖上刻划的图案,整个图案已残缺,但保存了龙首与龙尾部分 。考古学专家认为属二里头文化新砦期,或称为新砦期文化。

    (六)、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距今3700年至距今3500年之间的龙文化遗存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龙文化遗存比较多。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龙文化遗存的年代在距今3700年至距今3500年之间。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发现了陶器上的刻划龙图案,1981年以来又先后发现了几件龙图案的绿松石铜牌饰,2004年又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这种绿松石铜牌饰上的动物图案,其图案之象征就是“龙”。对此,考古界不存在任何争议。从发现数量看,二里头文化时期,即距今3700年至距今3500年之间,龙遗存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龙形象又大致相同,可见是当时社会上得到普遍认同的龙形象。之后这类龙形象在商周时期又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并经秦汉以后的演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七)、 良渚文化距今4800年前龙遗存。

    良渚文化之龙纹饰多见于玉器和陶器上,如玉手镯上的龙首图案等 。也有人认为这些玉器上的动物图案并不是象征着龙。但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W6:36玉雕盘龙是目前已确认无误的长江中游地区唯一一件早期“龙”文化遗存。属石家河文化晚期,其年代在距今4000年前后。

    综合分析良渚文化的龙遗存,如果将玉器的兽面、兽首认作为龙文化遗存,那么龙应是当时社会上得到认同的一种文化意识,但其年代较早;而年代较晚的陶器上的龙遗存,其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说明龙图案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普通装饰,看来当时可能还没有最终形成对“龙”的特殊地位的认同感。朱乃诚先生认为“良渚文化的龙遗存,可能是处于中华龙文化意识起源阶段向形成阶段的过渡时期”。

 

    通过对以上七处龙文化遗存进行综合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共识:

    1、这七处龙文化遗存的分布,表明中原地区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龙虎图案(距今6000年)、陶寺文化(距今4400~4100年之间)、二里头文化(距今3700年至距今3500年之间)、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3600年前后)、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距今4000年前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距今4800年),都已经具有或是说形成了龙文化意识。

    2、从以上七处龙文化遗存的年代上来看,显然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龙文化遗存则很可能是由中原地区(陶寺文化)传衍过去的。因为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推论合乎情理。看来所谓“龙出辽河源”和“中华第一神龙”的说法值得商榷,至少目前其考古证据不足。

    3、虽然陶寺遗址的龙文化遗存与良渚文化陶器上的龙图案较为接近,但年代上良渚文化龙遗存却早于陶寺龙文化遗存略数百年。这似乎说明中原地区龙文化意识的形成,很可是能曾经吸收过长江下游地区的龙文化意识后而形成的。笔者认为上古尧舜时期多次海水西浸,良渚先民向西迁徙,因而其尚处于起源阶段向形成阶段过渡的龙文化意识便自然会融入到了陶寺文化之中,亦即融入到了帝尧“协和万邦”的文化历史长河之中。

    4、陶寺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同处于中原地区,但在年代上,陶寺龙文化遗存早于二里头文化龙文化遗存至少在700年左右。

    通过从考古学角度对商代以前的主要龙文化遗存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中华龙文化意识的起源,是在距今6000年前起源于中原大地,亦即黄帝时期的那个年代;而中华龙文化意识最初形成于距今4400~4100年之间的中原地区,准确的说形成于陶寺文化早中期,亦即中国历史上尧舜时期。

    此外,对以上结论尚有先秦文献记载还可为之旁证:文献记载虞舜时期与夏代曾驯养龙。如先秦文献《左傅》昭公二十九年: “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

文献中关于虞舜时期有驯养龙的记载,与考古发现尧舜时期的遗址中有龙文化遗存的事实相吻合,这正好说明中华龙文化意识形成于中国传统古史上的尧舜时期(陶寺龙文化遗存)具有很大的可信度。

 

    二、陶寺龙文化遗存是中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重要文化象征

    (一)、陶寺龙盘体现了上古时期多种图腾崇拜文化的融合

陶寺龙盘,即彩绘蟠龙纹陶盘。描绘于黑色磨光陶衣上的朱红色龙纹,在陶盘的内壁和盘心作盘曲状。龙纹蛇躯麟身,方首圆目,巨口长舌,无角无爪。似蛇非蛇,似鳄非鳄,应是蛇和鳄两种或两种以上动物的合体,体现了多种图腾崇拜文化的融合。同时,陶寺龙盘的彩绘蟠龙,其身体饱满而外张,沉稳而强健,威严而神秘,也可谓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因为其艺术水平远远高于在此之前的一些龙文化遗存。

  

    (二)、 陶寺龙盘反映出了唐尧时代古唐国独具特色的“龙”崇拜意识形态

    不少学者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候,常把“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制器物”四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必备条件,而忽视了中国文明起源之初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东西、即“最初”形成的民族崇拜观念与“传统”的民族崇拜观念之间的关系。

    陶寺大墓中发现的精美的彩绘蟠龙陶盘、彩绘壶和成套的通身施彩的木漆器等,不仅展示出了“唐尧文化”与同期其他文化相比先进发达的一面,而且还反映出了唐尧时代古唐国独具特色的社会意识形态,亦即“龙”崇拜意识。

 

    (三)、陶寺龙盘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社会中的龙崇拜图腾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学者在研究陶寺彩绘蟠龙陶盘时指出:“陶盘本是盛器或可作水器,但从出土物来看,火候很低、且烧成后涂饰的彩绘极易剥落,故大约只是一种祭器而非实用器。彩绘其它纹样的壶、瓶、罐、盆等类祭器,某些中型墓也可使用,唯龙盘仅发现在几座部落显贵的大型墓中,每墓且只一件。这就证明龙盘的规格很高,蟠龙图象非同一般纹饰,似乎有其特殊的含义。它很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参见中国考古网)。

在陶寺早期墓地中,龙盘只见于五座大型墓中,且每座墓仅有一件。稍大的中型墓虽有绘朱彩的陶盘,但其上绝无蟠龙图像。这种现象可能说明陶寺的大墓主人是当时社会之特殊的贵族阶层,是早期国家形态下社会最高阶层—“王”室阶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龙,只能是这部分人员使用的。这说明龙文化遗存在当时社会中应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的作用与意义,体现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和社会内部的等级制度。

    龙,是中华民族的神物,数千年来始终有崇高的地位,至今我们仍自称为龙的传人。那引人注目的陶寺龙盘,与一批礼器性质的重器同出于大墓,决非偶然之现象,充分说明在这个处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社会中,人们已经将龙作为崇拜的图腾。

    再者,从陶寺龙盘的整体形态上来看,陶寺龙形象与商代以来的龙形象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而且陶寺龙盘中间似有水纹或云纹,这里的龙有点像是潜龙,仿佛随时可以入水和升天。它代表的正是以中原民族文化为直根的“华夏龙”之形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龙形象,实际上就是在陶寺“蛇鳄合体型原龙”的亮点上所形成的形象,这正是陶唐文化在华夏文明中数千年延续的结果。所以说称陶寺龙文化遗存是中华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的重要文化象征也并不为过。

 

   在距今45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山西的新石器文化呈现出了异彩纷呈的面貌。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长治小神、太谷白燕等地方类型构成了山西龙山时期的主体。其中作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已知规模最大的陶寺文化无疑是这一时期最为发达的物质文化遗存,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来看,无论从空间上还是从时间上,进步的陶寺文化都与古史所载的“尧都平阳”非常吻合。

    彩绘陶龙盘在陶寺大型墓中的发现,说明陶寺龙山文化时期,在中原地区确有一个活跃于“尧都平阳”,以龙为族徽、以龙为图腾、以陶唐为名号“协和万邦”的方国。而中华龙文化意识最初正是形成于距今4400~4100年之间的中原地区,准确的说形成于陶寺文化早中期,亦即中国历史上的尧舜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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