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先生事迹摭遗——访民国浙江首任都督汤寿潜先生之孙汤彦森

2001年10月10日、24日和2001年11月12日,经郑云山先生介绍,杨际开先生三次对民国浙江首任都督汤寿潜先生(马一浮先生的岳父)之孙——汤彦森先生进行了登门采访。在三次的采访、录写中,基本上弄清楚了马一浮与汤家的关系。汤彦森先生所回忆的关于汤家长期接济马一浮先生的生活的事,在马一浮给汤彦森父亲汤孝佶的信以及马的作品《玄亭记》中可得到证实。而采访中所得关于浙江兴业银行与光华火柴厂的创设的关系的材料,则与已出版了的史实记载有些出入,录此供学界参考。另外,访谈中所得关于鲁迅与马老以及鲁迅与汤家的关系的史料,也弥足珍贵。

八十二岁高寿的汤彦森先生(1919—)身材较高,身体硬朗,脸庞清瘦,目光慈善,气质高雅,在与杨际开先生见面后,听说其想了解汤家与马一浮先生的关系,显得有些激动……

 杨际开(以下简称“杨”):我是研究晚清变法思潮的。当时汤寿潜(1856-1917年)的《危言》与宋恕(1862-1910年)的《卑议》齐名,他们俩又都向俞樾(1821-1907年)请益过,汤寿潜是前辈,宋恕从复兴儒学的方面发展了汤寿潜的变法思想,而马一浮(1883-1967年)又完成了宋恕提出的课题。宋恕担任过求是书院的总教习,对求是的学风影响很大。马一浮先生是在求是学风的影响下开始学术研究的,所以不了解晚清浙江的学术思潮就很难理解马一浮的思想。目前的马一浮研究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一生没有担任过公职;是怎样维持长期研究生活的,这是我所最关心的问题。


汤彦森(以下简称“汤”):在汤寿潜第二、第三代中只剩下我一个了。在最近若干年中也配合有关方面作了一些工作,比如我跟郑云山(浙江大学史学教授)谈的也就是这段时间,他也帮我写了不少东西,都发表了。杭州电视台、浙江教育电视台先后都来拍了片,有的是二集,有的是三集,是传记系列的片子。另外,还有马镜泉他们办的马一浮研究所。原来的毕养赛校长(杭州师范学院),也做了不少工作。浙江古籍出版社出了《马一浮集》,这不是全集,有好多东西也没有很好的查考。跟马一浮比较接近的还有丁敬涵,此人是马一浮姐姐的孙女,从小跟马一浮生活在一起的。


马一浮几十年在杭州生活,抗战以后,被竺可桢请去了。因为抗战,浙大内迁了,马老也一起跟着走,从江西一直到四川;他办了一个叫复性书院的(1939年,四川乐山),是蒋介石授意办的。


:这段历史我们已知道了。竺可桢经郑晓沧推荐担任浙大校长时就认为,“办大学者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1册第19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因此,竺可桢先生对马老是寄寓厚望的。我想问您一下,您对马老先生是怎么称呼的?

:我称他“姑丈”(姑父),是我大姑妈的丈夫。

:你们见过面吗?

:不但见过,而且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了。

:这是从哪年开始的?

:我1946年拿到大学文凭后在上海念过一个建筑工程专科夜校——帮家里做一些事[②],1953年正式到杭州来工作了。

:是什么大学?

:东吴大学(即今苏州大学的前身)。

:您是学什么的?

:我原来学生物,后来因支气管炎吐血,我母亲反对,不让念,我就转读社会学。雷洁琼[③]是我的老师。

:你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就说来话长了,不是三言二语讲得完的。概括起来讲呢,我祖父在浙江担任浙江省都督的时候为了发公务员的工资向银行借了钱,我祖父去世的时候在遗嘱里说,他生前所欠的钱要我父亲归还。当时我家里可怜得很,连生活都难以为计啊!父亲每天愁眉苦脸的,只有向银行借钱生活。这个银行叫浙江兴业银行,满清政府把我祖父办的沪杭甬铁路收为国有,有二、三百万银圆,它就是股东拿这些钱开设的。他们(股东)都是我们的亲戚,也就是马一浮的子侄辈,其中有名的蒋家是靠丝绸起家的——我有一个姑妈是嫁给蒋家的,就是蒋抑卮的侄子。我父亲每个月向银行借二百二十块钱,那时祖母还在,每个月要用二百元。祖父作了这个地位,排场很大,开支要有来路,当时也都是向银行拿的。祖父去世以后,祖母就跟父亲说,生活标准不能改变,每个月需要二百块钱,我家连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银行知道这个情况,每个月送二百二十块钱来,祖母用二百块,还有二十块是我们一家用。我兄弟姐妹有五个,还有外祖母,就靠这二十块钱生活。

:你父亲是长子吗?

:是的。家里事是他负责的。这中间穿插了一件事:袁世凯称帝要收买人心,叫当时的中国银行给我家里送来了贰拾万块钱。我祖父年老不在家里,住在乡下,马一浮那个时候住在我家里。父亲脾气很倔,他不收,坚决不收。第二次派来一个高级干部又把钱拿来了,父亲跟他争执,要下逐客令了。马一浮在隔壁的书房里面看书,听见声音就出来了,他对父亲讲,这个钱要收下来。父亲说,如果给我祖父知道,他要发脾气的。马说,如果不收可能要有杀身之祸,袁世凯要称帝,你不收就表示反对他,还不如大大方方收下来。于是父亲说,我收下来怎么向我祖父交代呢?马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他这一句话把我父亲点醒了。后来祖父知道了,说这件事办得好,并问他们说“用之于民”是怎么个用法呢?马一浮就说,浙江教育会刚刚创立不久,要办一个省立图书馆,没有资金,祖父表示赞赏,就用这笔钱在大学路盖了浙江图书馆,蔡元培知道这事后还到我家表示感谢。我家就在图书馆附近,小时候常在图书馆的园子里玩。

:马一浮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在您的记忆里的?

:我第一次见到马一浮是在我杭州的老家,不是祖父的家。

:是在哪里?

:丰禾巷,严衙弄八号,我生长在这里,一直到我离开杭州为止。

: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1919年。那时我在蒙馆,就是私塾,是八、九岁的时候,我还有个哥(也在私塾)。我有一个外婆,是她从小带我长大的。一天,她到私塾来通知我们,要我们当天不要回家吃中饭,私塾的先生也是家里的私交,就在他家吃饭。而我非要回家吃饭不可,先生就拿出老师的权威说:不行,一定要在这里吃饭。他知道家里有客,就是马一浮,不让孩子回家去,所以坚决不放。我就跟他闹起来了,把墨水瓶扔过去,他没办法就放我们回去了。回到家马一浮就坐在客堂里,父亲看到我们回去,就说这是大姑父。马一浮就拿出两本书给我们,是丰子恺的《护生画集》。现在我还保存着。当时他那么年青已经蓄须了。那时他在我们家的地位很高,把他当作圣人,跟现在一样。以后我去上海,他在杭州生活。

后来,银行的董事为了解决我们家的生活,投资在杭州办了光华火柴厂,这就是杭州火柴厂的前身,让我父亲作经理,给他一个月四百块工资。一开始工厂亏本,竞争不过日货;后来全国抵抗日货,厂就发展起来了,父亲也成了厂的股东。马老的生活全部是我父亲供给的:马老是一个书生,没有经济来源,父亲供给他不好说是一辈子,但时间是比较长的,一直到1946年11月他因脑溢血突然去世为止。(这时,汤夫人在一边插话:“他爸爸跟马老从来不谈钱,他知道马老没有钱了,就把钱放在抽屉里,马也不说就拿出来用。马老从四川回来主要靠买字维持生计,来家里求字的人络绎不绝。”)父亲是在杭州去世的,马老也来守夜了;我们当时是从上海赶回来奔丧的。

:据苏渊雷说,周孝怀告诉他,马老父亲去世时留下8 000元的遗产,所以马老可以读书治学,这些钱可能在早期的留学期间就用完了(苏渊雷:《记马一浮先生》,载《书法》1988年第1期)。黄萍荪在30年代访问马一浮,有一男仆人是汤家来的,可见马一浮的生活的确是汤家在照顾的(黄萍荪:《前辈风流》第4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2000年)。

:抗战结束以后马老回到杭州,我也到杭州,我们就在一起生活,也是我给他送葬的,请照相师给他遗体拍了照。据我姐姐俶方说,马一浮看到七中的学生来烧书,气得脸像猪肝一样,胡子都竖起来了。他是给气死的。幸好交际处(相当于“外事办”之类的)赵士忻及时赶到,把书抢救下来了。

:您什么时候又见到了马老?

:1946年。1946年10月我结婚,我和妻子到葛荫山庄去看望了马老,这是我第二次看到他;他当时还很好,主持葛荫山庄。父亲知道马老回到杭州就叫我来照顾他,我家在上海,来回于沪杭之间。以后马老离开葛荫山庄,寓居在积善坊蒋家。以他的声望,蒋家当然是欢迎他来住的,但他却对我说:老是寄人篱下生活也不是个办法。我就同家里的兄弟姐妹商量后,在杭州的柳浪闻莺给他盖了一幢小的别墅,根据他的要求,很简单,就像陶渊明一样过隐居生活。我们自己在旁边盖了幢西式的住房,马老给自己的住房取名为“玄亭”,给我们的取名为“天乐台”,意要我们继承天乐乡风——因为我祖父是天乐乡(原属山阴县,今属杭州萧山)人。在那里他住了三年。他有一个学生叫蒋国榜,是一个有学问的资本家,叫姑丈(马老)到他那里去住,1950年马老就搬到花港的蒋庄去住了。上海解放以后需要干部,我爱人也刚高中毕业。后来姑丈通过陈毅的关系把我调到杭州来了。马老在四川出生并渡过童年时代,所以有四川口音,陈毅也是四川人,所以他们很谈得来。谢无量[④]到“玄亭”来住过一个月,每天晚上喝酒,可以听到他们开怀大笑。谢无量的妻子叫陈雪湄,是陈毅的姑妈。

:您说过,您原来家在杭州,后来你们一家搬到上海去了,那是什么时候呢?

:1928年。我是在上海读中学的,高中是在天津读的,1937年回上海读大学。当时因为东吴大学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被日军视为敌校,所以转为地下迁到上海去了。

:您父亲到上海做什么工作?

:后来他成了光华火柴厂的股东,就搬到上海搞些商业活动,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炒股票。农村里来投靠他的青年小辈,他把他们陪养起来,让他们去办这个事,他在幕后作寓公。我俩个哥哥也是搞这个买卖的,大哥办了个证券交易所,办交易所要有资金,我家里出资金让他去搞的,二哥也跟他一起搞。

:上次您说,他们后来办过营造厂?

:营造厂就是现在的建筑公司。用现在的话说,他们是包工头,因为有资金,可以囤贷,把建材屯积起来,物价上涨再卖出,这是一种投机手段。后来给马老造“玄亭”的都是用哥哥营造厂里现成的材料,从上海运到杭州,工人也是营造厂派来的,所以没有花很多钱。四个月就盖好了,有三百多平米。地皮是姐夫提供的,姐夫的爸爸是夏超,作过浙江省省长,是被孙传芳杀头的。

:您祖父是读书人,你父亲开始从事经济活动。你曾祖父是开钱庄的吗?

:不是的,我曾祖父是塾师,因此培养我祖父从小念书,不让他下地。所以我祖父从小念书不下地。——我父亲很奇怪,他主张独身,自己却娶了两个老婆。他年青时候去过日本认识了鲁迅,鲁迅有时坐黄包车来我家(指在上海时的家)作客,一般都是傍晚来的。当时我才十一二岁,有见到过的印象。——但马老从未谈起过鲁迅,好像有抵触感。我觉得马老的性格跟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阿Q的形象很不一样。——我父亲还资助过共产党外围的青年。

:据楼达人先生亲授给我的关于马老先生的手稿文章(考证认为):马老与鲁迅先生在东京时曾见过面,并留有合影。另据马镜泉先生亲口所说,他听闻过有人亲见过那张合影。

最近,(浙江)省政协办的《政协通讯》上登了篇名为《“寻访”汤寿潜》的文章(王者:《“寻访”汤寿潜》,《政协通讯》2001年5月号,杭州),有汤寿潜记念碑的照片。浙江人要查考近代浙江精神的起源是不能回避汤家的,您祖父以读书起家,推动浙人办路从而引发了辛亥革命,您祖父的《危言》开了浙江变法运动的先河。变法运动本来是政治革命的课题,而在办路过程中建立了浙江兴业银行,寿潜三弟又集股开办了光华火柴厂,都说明办路运动又是产业革命的课题。清末浙江的政治革命与产业革命出现了一种良性的呼应关系,结果给清朝送了终。寿潜是将政治革命转化成产业革命又通过指导产业革命来推行政治革命的先驱,办路只是一个契机。他已认识到了要坚持政治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良性结合只有通过文化更新,这是文化革命的课题也是那个时代变法志士的共识,马一浮承担起了这一使命。汤家的事业也就是浙人的事业,汤家的家史是近代浙江史的缩影,因为马老与汤家的关系,马成了清末浙江的公共人物,这在今天仍值得回味。

:这事郑云山教授功不可没!他是个历史学家,他看了很多资料,很用功,关于祖父的传说是他更正的。说得通俗一点,是平反的。满清把秋瑾杀掉了(1907年),说是我祖父也点了头,这个罪名很大。这个事情郑老师搞了很多分析材料否定了,很有力。1994年萧山政协开的“汤寿潜学术讨论会”是他招集的,你看到的记念碑是我们盖起来的,是在1988年,但县里拿钱,花了30万块。

:据沈祖安说,汤寿潜是光复会的,他接济过徐锡麟。沈老还说,以前马老落款签名用“   ”(音独,义六尺之羊)[⑤]字。——马老出生在四川,故下用“蜀”,“羊”则表示有角要顶撞;“三反五反”以后,改用“蠲”(音捐,义免除)字了。

:接济过光复会会员是可能的,但祖父不主张暴力革命。祖父出生的天乐乡水灾很多,四百年来,坝上跟坝下的农民因排水问题械斗得很历害,大儒刘蕺山、抗英武将葛云飞都关心过这个问题。后来祖父把它解决了,所以乡亲记念祖父为他们做的这件好事。

:您祖父看中马老的人才,把长女许给他。实际上你父亲跟马老相处的时间更长,俩人又很默契,他们俩的感情当是协助您祖父办铁路时结下的。你们第三代又照顾了马老的晚年生活,您大姐俶方一生不嫁把自己生命的意义都放到了照看马老的起居上,为他送终、下葬。三代人对马老的情义一贯到底,令人感动。

:我父亲与马老还有何燮侯是总角(指童年)之交。(汤夫人此时补充道:“我们俩是在杭州的基督教会志水堂举行婚礼的,那时何伯伯就也来了。”)据说,马老从国外带回《资本论》,在杭州住所每天翻译一点,我父亲就去把稿子拿来同何燮候一起在帐子里点一根蜡烛读。我父亲的一些想法受到马老的影响。马老的婚事,是祖父作主的,祖母怨祖父把老大嫁给了一个穷秀才。二姑妈的婚事是祖母作主的,嫁给了杭州首富蒋家。

:这个故事很有趣。在浙江,随着资本主义进入,财富的分配也为一部分人注意了。您父亲、何燮候虽然都是实业家,但他们还关心分配问题,《资本论》最初吸引国人的不是作为革命理论,而是作为资本的原理。据竺可桢1950年7月的日记所载,解放后,马老将其《读〈资本论〉笔记》赠给了浙大图书馆[⑥]。——下面请您谈谈马老的私生活。

:马老结婚不到一年,我姑妈就去世了,很悲伤,我的三姑妈经常安慰他。马老那时也住在我家,祖父母视他为家里人,所以不避嫌。我以前见过三姑妈的照片,真是才貌双全啊!从前读书人家表达感情是写诗的,他们互相赠诗传达感情,都有爱慕之心,但三姑妈患肺结核,那时是不治之症。马老为了治好她的病就专研中医,因此他的医道很高,但三姑妈来不及嫁给他就去世了。后来祖母又给他介绍过一个坟亲的女儿,但马老无意再娶,一生独身。

1957年,周总理陪同苏联元首弗罗希洛夫来杭访问并拜访了马老,当时我在场。马老的起居是在蒋庄二楼,大概是上午9点左右,我听到底下有人叫:“马老,马老!”老人家是听不出来的,我听到了,我想可能是他的朋友来看他,把门推开到外面向下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都穿黑的呢衣,戴黑的礼帽。我就问了一句:“是哪位啊?”总理头抬起来问:“马老在家吗?”我仔细一看,这不是周总理吗?吓了一大跳,马上回答:“在家,请等,请等等。”我赶快进回屋里说:“老人家,总理来了。”他说:“谁来啦?”我说:“总理。”他说:“哪个总理啊?”我说:“周总理!”他说:“他怎么会来的?人在哪里?”我说:“在楼下,带了一帮人来,问您在不在家。”他说:“快点给我穿衣服。”我帮他穿上长衫。我们住的是蒋庄的边屋,楼梯很窄,马老跟总理说:“请等等,我马上下来。”下去以后保安人员把我拦住了。总理向马老说明,不是专门来看他的,陪弗罗希洛夫来花港,说起来您老,他想来看您,就陪他来了。见面以后,罗希洛夫跟马老握手,问他今年几岁了。马老说了,罗老开玩笑说:“我比你还大一岁,可是一点胡子都没有。”谈了二十几分钟,大家拍了照。

:你那天住在蒋庄吗?

:我家人都在杭州,在杭州有老家的。我母亲他们城里也住,城外也住,因为房间多得很。马老也希望我们住在他那里,年纪老了,他要热闹的。我经常去陪他的,还有些任务,要替他办点事,有件事可有意思啦!他说:“彦森啊,我想吃牛皮糖。”我说,那我给你买去,那时我年青啊,骑自行车,从花港到城里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他拿了就吃,年纪老了性很急的,说:“好吃,好吃,多少钱一块?”我说:“一毛钱一块。”他说:“那么贵啊,以后不要买了。”那个时候一毛一块也不算便宜,可毕竟只有一毛钱啊。马老不晓得钱的多少,一分钱他看得很重,一百块钱他不当一回事,他不会计算的。

:马老的工资是多少?

:二百八十块。他拿的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工资,不是浙江文史馆馆长的工资。我妻子工资只有三十几块,我也只有五十三块,家里钱不够用,他时常照应我们的,这也是爱屋及乌,是我父亲和他的情分。

:黄源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黄源:《黄源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2001年)里说,毛泽东有时到刘庄来住,有一次对江华说:“我是和坟墓为邻的。”于是江华下令把秋瑾、徐锡麟的墓搬掉了。民主党派马上向周总理提了意见,宋云彬是其中一个,不知马老署名了没有?

:我不知道这件事。——马老到北京开会,毛主席请他吃饭,这个您有没有看到记载?

:看到了。

:这件事是这样的:周总理跟陈毅1964年要去开一个亚非拉会议,在泰国,主席说,你们去开会的时候,我想请马老来吃饭,这顿饭怎么吃法?周总理出个点子说,马老八十多了,我来主持一个耆老会,年满七十以上的都请来。毛主席一听,这话有道理,就点头了。我们知道这事后问马老:“你后来去了没有?”他说:“当然去了,请我去还能不去吗?早上约好时间来接的,在中南海。”我问:“你看到了主席吗?”他说:“看到了,怎么能不看到?他请我吃饭还能不看到?”我说:“他跟你说了什么?”他说:“进去之后,毛主席很谦虚的,站在门口迎接,毛主席第一个接见我,跟我握手说了四个字:‘久闻大名。’”吃饭的时候,毛主席让我跟他坐在一起,还有陈毅、周总理、陈叔通、粟裕。”粟裕还很年青,毛主席让他摆碗筷,不叫服务员摆了。另外都是老人了,陈叔通跟马老年纪差不多的。

:陈叔通跟马老在杭州的时候就认识了吧?

:陈叔通跟马老的关系,他们私人怎么认识我不太清楚,不过,他跟我们家的关系是比较深的。我祖父去世以后,陈叔通的挽联家里都还留着。

:陈叔通是求是书院监督陈汉第的弟弟,当时是养正书塾的教师,也是养正学潮的当事人之一,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和兴业银行的董事。马老跟邵裴子应该很熟吧?

:他们说浙江三老:马老、邵裴子还有张宗祥。张宗祥、宋云彬倒时常来看看马老的,但我没有见过邵裴子,沙孟海倒是经常见面的。沙孟海亲口跟我讲:“老前辈在屋里面讲写字的话,我的字跟他不可以道里[⑦]计。”意思是说,差得太远了。

:据说,严复(1853—1921年)的侄孙严群常来看马老,您见到过吗?

:他是杭大(杭州大学,1958-1998年)的教授,一礼拜至少要来一次的。

:马老的常客是些什么人?

:严群是一个,他带来的人不少。马老的学生那时在他身边的少不了十个、八个的,杭大中文系的王驾吾是他的弟子。有时,还有从外地来的。他的学生里面从人品讲,有的我还是不太赞成的,有个别的也许学问太深对师德就不太修了。念书人最怕的是市侩气。广洽法师每年都要从新加坡来看他的,还常寄饼干来给他吃,都是我去拿的。

:马老晚年说是瞑目来写字了,这是真的吗?

:那是说说的,有时他署名“蠲叟瞑目书”是有的,这也是兴之所至就那么写了。他眼睛也不太好,写字时半见半不见,有点看见有点看不见。

:马老有什么嗜好吗?

:他喜欢吃油条,一个月不陪他出去吃,他要不高兴的。他吃油条,要求很高,要现炸起来的,冷的不吃,我们坐船去。——我买了一只船,用船把他划到湖滨,栓好船后陪他到湖滨的浆儿店去吃油条。他喜欢看戏,眼睛不好以后,为了看戏在我皮市巷的家里两次住了两个礼拜。每天晚上票都给他订好了,三轮车在外面等着。看了回来以后兴高采烈的。在菜市桥的人民大剧院。

:看什么戏?

:京戏。

:盖叫天那时还在吧?

:盖叫天常来的,我跟他几乎是称兄道弟的。他们夫妻俩喜欢听评弹。杭州有个书场叫三元书场,每天晚上他们都要去的。

:马老喜欢下围棋吗?

:喜欢,但没人跟他下。他有一次说,想看小说,我找了一本《警世恒言》给他看,他很快就看好了,里面的情节都记住了。他真是过目不忘的。他的帽子是我去给他定做的,要六十四公分。

:据说马老会弹琴,你有没有听过马老弹琴?

:没听过,他弹琴我走掉了,他这个琴,我也不懂。杭州有个琴师姓徐,有名的,住在南山路口上,是他的老师,我陪他去过。回来时就买些吃的东西,一大包,他是个美食家,能品但不能烧。他喜欢吃什么菜,我们都知道。

:据说马老把知林图书馆的藏书都赠给了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⑧]。

:连我祖父留下来的六万册书一直藏在皮市巷家里的,也是他作主赠给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⑨]。当时,他请了他的学生刘公纯,是阎锡山的舅老,作目录花了一百多天时间。刘氏喜欢吃肉,光是蹄髈(猪肘子)就吃掉了五十几个。

:幸好他把书赠给公家了,否则文革时就要遭劫了。——听说马老跟沈默伊关系很好。

:在1955年前后,我陪马老去上海看望沈默伊,还看了熊十力。熊十力和马老关系很深,也有类似之处,但俩人脾气、性格不同,碰在一起就要吵架。熊十力讲究享受,喜欢吃乌龟,象祝枝山(即祝允明,明代书法家、文学家)。

……

:最近[⑩],《浙江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篇研究您祖父汤寿潜先生的文章(章开沅:《论汤寿潜现象——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之一》,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章开沅先生认为,您祖父在清末是提倡本体制内自上而下的立宪运动的。其实,您祖父是立足于浙江的民间社会鼓吹变法立宪的。

:我祖父在清末就提倡“立宪”,马老没有继承祖父的志业,他搞他的那一套。

:因为马老认为“复性”比“立宪”更重要吧。


[①] 本文由杨际开采录,林桂榛校订;文中括号内的文字及脚注文字除特别注明的外,皆为校订时所补充。

[②] 暂时没有工作,所以一边读夜校一边帮家里做事——该建筑工程专科夜校与其家人应有关系,因为后文汤先生就提到汤先生的两个哥哥曾经在上海创办和经营过建筑公司(营造厂)。

[③] 雷洁琼,1905—,广东台山人,1941-1946年任教于上海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东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等。

[④] 据马镜泉、赵士华的《马一浮评传》,马、谢同是汤寿潜的受业弟子,曾一起赴上海的同文会堂学习外文并创办了《二十世纪翻译世界》。——马镜泉、赵士华:《马一浮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1993年。

[⑤] 该字上“羊”下“蜀”,实为左“羊”右“蜀”,字库中无,需造字,此空之。

[⑥] 据马镜泉、赵士华所著《马一浮评传》,马老是把原版《资本论》传入中国的第一人,见《马一浮评传》第21-22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1993年。另,2002年4月17日《中华读书报》第10版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散木”的文章,题目是《马一浮和陈寅恪谁最早读原文〈资本论〉》,可供参考。

[⑦] “道里”,“道路里程”的意思。汤先生说:在他们杭州的老人或前辈中,这个词语或这种说法,是常有的。这种意义上的“道理”可能是长久以来的一个口语常用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就出现过数次,如“相去复几许,道里近三千”,见《白氏长庆集》卷九《寄江南兄弟》。

[⑧]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于1956筹建,1958年12月成立。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则早些时间成立。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成立后,包括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内的一些研究所则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管辖了。1961年,广州分院与武汉分院合并成立中南分院。1969年中南分院撤销。1978年5月复建广州分院。——据现供职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古籍部的浙江温州籍人士陈一阳先生告知本校订者,马老把知林图书馆等的藏书赠给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的确是事实,大约是1957年或1958年,并且这批图书现在还珍藏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据陈一阳先生介绍说,马老把这批图书赠给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应该与时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第一任院长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的国学大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杜国庠先生有密切关系——杜国庠先生认识到了这些图书的价值并组织财力、人力转运和接收。另据本校订者检索有关资料和致电现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办公室查核,杜国庠先生(1889-1961年,广东澄海人)的确曾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第一任院长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再经本校订者咨询汤彦森先生,他回忆说:马老的确曾经提到过广东有一位姓杜的找他要收集善本古籍并且广东方面也在向宁波天一阁、南浔古镇等地征收古籍,但马老没有具体提及是谁以及是什么原因。至于具体过程和时间,汤先生也已经记不清楚了,只隐约记得书籍整理好后是通过铁路途径运往广东方向的。

[⑨]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10月,成立后管辖上曾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或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1974年6月,改称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并隶属于广东省政府管辖。1980年9月,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扩建改称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⑩] 2001年12月3日杨际开先生再次拜访了汤彦森先生,并将撰写好的访谈录递交给汤先生过目。汤先生阅后,在文稿上写了“本文本人已阅,内容属实”之辞,并签写了其姓名和日期。此为12月3日的几句重要的对话。



(文章转自浙大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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