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_上句下句

今朝有酒今朝醉下一句是明日愁来明日愁。出自唐代诗人罗隐的《自遣》。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的意思是今天有酒就喝个酩酊大醉,明日有忧虑就等明天再愁。


今朝有酒今朝醉全诗阅读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今朝有酒今朝醉全诗翻译


一有机会便唱否则即罢休,愁恨全然不理照样乐悠悠。

今天有酒就喝个酩酊大醉,明日有忧虑就等明天再愁。


今朝有酒今朝醉全诗赏析


  该诗成功地塑造一个活脱脱的呼之欲出的纵酒高歌的旷士形象。这个形象虽有政治上失意后颓唐的一面,而其中愤世嫉俗的品格颇得人们赞叹。他除了反映旧时代知识分子一种变态的心理外,而通过人物的形象也状写出了晚唐社会的黑暗现实。


  这首诗先表现在诗歌形象性的追求上。乍看来此诗无一景语而全属率直的抒情。但诗中所有情语都不是抽象的抒情,而能够给人一个具体完整的印象。如首句说不必患得患失,倘若直说便抽象化、概念化。而写成“得即高歌失即休”那种半是自白、半是劝世的口吻,尤其是仰面“高歌”的情态,则给人以一种生动形象的感受。情而有“态”,便形象化。次句不说“多愁多恨”太无聊,而说“亦悠悠”。也就收到具体生动之效,不特是趁韵而已。同样,不说得过且过而说“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更将“得即高歌失即休”一语具体化,一个放歌纵酒的旷士形象呼之欲出。


  先看第三句,“今朝有酒今朝醉”,此句是脍炙人口的名句,诗人在此告诉世人:失意无法排解时,可以以醉解愁。其实以酒消愁古已有之,曹操便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之句。但这样的话从诗人的口中说出来就别有一番滋味了:如果真的时时刻刻有酒解愁,一辈子沉醉不醒也未尝不可。可诗人是一位穷愁潦倒的文人,他不能天天有酒,两个“今朝”的重复,道出了所谓的解忧,也只是暂时的排解而已。看来面对人世间纷至沓来的忧患与失意,诗人也没有毕其功一役的解决办法。“明日愁来明日愁”,此句明显地流露出了穷愁潦倒的诗人的无奈与伤心,正因为“醉”的时间是有限的,酒醒之后又如何,尚未排遣的旧愁加上明日的新愁,那是更愁了。由此可见,正在劝解世人凡事看开些的诗人其实自己也没有解决“失即休”这个难题,虽然他对明日之愁采取的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但这恰恰体现了他以酒浇愁,得过且过、无可奈何的凄酸、潦倒。古之文人,生活在那争名夺利的官场社会之中,没有几个能达到如此境界。这,也就是此诗造成的总的形象了。仅指出这一点还不够,还要看到这一形象具有独特个性。只要将此诗与同含“及时行乐”意蕴的杜秋娘所歌《金缕衣》相比较,便不难看到。那里说的是花儿与少年,所以“莫待无花空折枝”,颇有不负青春、及时努力的意味;而这里取象于放歌纵酒,更带迟暮的颓丧,“今朝有酒今朝醉”总使人感到一种内在的凄凉、愤嫉之情。二诗彼此并不雷同。此诗的情感既有普遍性,其形象又个性化,所以具有典型意义。


  此诗艺术表现上更其成功之处,则在于重叠中求变化,从而形成绝妙的咏叹调。一是情感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先括尽题意,说得时诚可高兴失时亦不必悲伤;次句则是首句的补充,从反面说同一意思:倘不这样,“多愁多恨”,是有害无益的;三、四句则又回到正面立意上来,分别推进了首句的意思:“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得即高歌”的反复与推进,“明日愁来明日愁”则是“失即休”的进一步阐发。总之,从头至尾,诗情有一个回旋和升腾。二是音响即字词上的重叠变化。首句前四字与后三字意义相对,而二、六字(“即”)重叠;次句是紧缩式,意思是多愁悠悠,多恨亦悠悠,形成同意反复。三、四句句式相同,但三句中“今朝”两字重叠,四句中“明日愁”竟然三字重叠,但前“愁”字属名词,后“愁”字乃动词,词性亦有变化。可以说,每一句都是重叠与变化手牵手走,而每一句具体表现又各各不同。把重叠与变化统一的手法运用得尽情尽致,在小诗中似乎是最突出的。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独到,宜乎千年以来一些穷愁潦倒的人沉饮“自遣”,陶冶情操时,于古人偌多解愁诗句中,惟独最容易记起“今朝有酒今朝醉”来。


  诗名《自遣》,是自行排遣宽慰的意思。解读此诗,关键全在于诗人将“愁’和“恨”排遣掉了没有。而诗人之“愁”和“恨”是社会之愁,家国之愁,这种愁是诗人自己难以解决的。上书,皇帝不听;劝说,皇帝不理;讽谏,皇帝会恼怒。那诗人怎样排遣,是采取了不理、不采、不合作、不发言的态度。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虽带有一定的消积成分,然而大多的知识分子都不发言,都不合作,那“此时无声胜有声”拥有很大的力量。


今朝有酒今朝醉全诗作者


罗隐(833-909),字昭谏,新城(今浙江富阳市新登镇)人,唐代诗人。生于公元833年(太和七年),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底至京师,应进士试,历七年不第。咸通八年(公元867年)乃自编其文为《谗书》,益为统治阶级所憎恶,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后来又断断续续考了几年,总共考了十多次,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黄巢起义后,避乱隐居九华山,光启三年(公元887年),55岁时归乡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中等职。公元909年(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去世,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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