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历史视域中的中国梦

思想者小传

杨国荣  教育部长江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形而上学学会(ISM)主席,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美国比较哲学杂志Dao:AJournalofComparativePhilosophy编委,兼任清华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在海内外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其中,2009年以前的著述收入《杨国荣著作集》(11种)。多种论著被译为英、韩、德文在国外出版或发表。

 

宽泛而言,“梦”以理想为其内涵。作为理想,梦想一方面尚未成为现实,另一方面又包含人们所追求和向往的目标。

以理想为内涵的“梦”或梦想,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源远流长。早在先秦,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提出了“志于道”的观念。“道”是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概念。从天道的层面看,“道”呈现为存在的根据和法则;就人道的层面而言,“道”则涉及普遍的理想,包括文化理想、社会理想、道德理想,等等。“志于道”以后一个层面上的“道”为指向,其实质意义表现为对广义“理想”的追求。

历史上所追求的这种理想,在今天的“中国梦”中既得到了某种延续,又获得了新的内涵。

从“仁智勇”到“协和万邦”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梦想或理想首先与个体自身的成长、完善以及人格的提升相联系。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理想或梦想则体现在“协和万邦”、“悦近来远”

具体来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梦想或理想体现于不同的方面。

首先是个体的层面。在这一层面,梦想或理想首先与个体自身的成长、完善以及人格的提升相联系。其内涵包括“仁、智、勇”等具体要求和目标。

“仁”包含情感的内涵。早期儒家就已肯定,“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属情感之域。这种同情心同时被理解为“仁”的开端。在这一意义上,“仁”更多地与情感相联系。“智”与理性相关,所谓“是非之心,智之端”,是非判断属于理性的活动。“勇”则更多地与坚定的意志相关联。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便以意志的坚定性体现了“勇”的气概。从另一个方面看,“仁、智、勇”的交融又在人格追求上体现了“知、情、意”的统一,而在“知、情、意”统一的背后,则蕴含着对“真、善、美”的追求。

对中国人而言,个人不仅仅要追求自身的完善,而且同时要努力实现社会的完善。中国人很早就表现出对群体价值的注重,孔子曾提出“修己以安人”。“修己”是自我的完善,“安人”则涉及社会价值的实现。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文化中逐渐形成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一种以群体利益和命运为关注点的意识与胸怀。这种意识和胸怀无疑内在地包含了对社会的关切以及对社会理想、社会价值的追求。

在中国历史中,不仅存在观念层面的理想追求,而且包括政治层面的具体构想。先秦的儒家便基于“仁道”提出了“仁政”的政治理想。在孟子那里,“仁政”一方面要求“制民以恒产”,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以一定的生产资源(如土地),使他们对上足以赡养父母,对下足以抚养子女;另一方面,则是以德治国,由此达到人人安居乐业、彼此和谐相处。

在更广的意义上,中国人还提出了“天下”观念以及与“天下”观念相联系的“大同”思想,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先秦到近代,与天下相关的“大同”理想,成为绵绵相续的追求目标。“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限定在某种特定的界限之中,而是超越地域性等限定,展现更广的视野。与“天下”观念相联系的“大同”思想,也体现了这样一种宽广的视域。近代思想家康有为曾著《大同书》。他在谈到“大同”的时候,便特别提到要破除“界”,包括“国界”、“族界”甚至“家界”。其中体现的也是一种超越界限的思想。

以上的梦想或社会理想,在文学家那里得到了更生动、更形象的描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刻画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图景。在他的笔下,作为理想之境的“桃花源”土地肥沃、环境优美,所有的居民都安居乐业。这一社会中最重要的特点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亦即老少都有幸福、快乐的感受。尽管以上图景带有浪漫的乌托邦色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契合了中国人早先某种关于生活的梦想,体现了他们对理想生活形态的憧憬与追求。

民族和国家的层面上,理想或梦想也有其特定的表现形式。从民族、国家自身来看,这一理想首先体现在对统一性、独立性的维护。大家都很熟悉诗人陆游的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就是以恢复中原、重建统一为其理想。这同时也是他那一代人的梦想。

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看,理想或梦想则体现在“协和万邦”、“悦近来远”等方面。所谓“协和万邦”、“悦近来远”,意味着不同的国家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和谐交往。反之,在中国历史中,若以暴力的方式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则一再受到批评或谴责。

中国人很早就区分了“王道”和“霸道”。“霸道”就是以暴力、强权为原则,并以此种方式来处理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对,“王道”则要求以非暴力或顺乎民意的方式来处理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王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国家层面的社会梦想或理想。与此相联系,中国人还提出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观念。这里的“道”是指正义的原则。在中国人看来,能够按照正义的原则去做,就会得到天下人的拥护和爱戴。反之,则会被天下人唾弃。这种观念的影响一直绵延至现代。毛泽东便曾以“失道寡助”批评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主义。

从“万物并育”到“道法自然”

在天人关系上,儒家从人的角度出发,以珍惜和爱护之心去对待自然;道家则从尊重自然、尊重自然法则的角度去对待自然。两者从不同维度体现了一个梦想或理想:人和自然之间应当和谐共处

从文化、思想的层面上来看,中国人很早就表现出宽广的胸怀以及兼容并包的气象。《中庸》中已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指不管是在自然领域还是在社会之中,所有的事物、对象都可以并存于这一世界之中,彼此之间并不相互排斥。“道并行而不相悖”中的“道”,广而言之是指不同的理想、学说、理论。理想、学说固然可以具有多样性,这些观念、价值之间也可以有争论,但根据“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念,这种差异、争论并不意味着一定导向相互之间的排除、否定。

大家都很熟悉中国人对待印度佛教的态度。佛教是从印度传过来的,是一种外来文化。它传到中国之后,自然地会与中国已有文化之间形成某种张力并引发相关的文化争论。然而,这种张力和争论并没有导致对它的绝对拒斥。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这一外来宗教逐渐被融入了中国已有的文化。更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消化、融合之后,在中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佛教形态,即禅宗。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从思想来源来说,它当然源于印度佛教,但它又非印度佛教的简单重复,而是融合了中国已有的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佛教宗派。作为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本土化佛教,禅宗可以被视为某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如果说,汉代思想家对先秦思想的吸纳,主要表现为中国固有思想之间的互动,那么,佛教的中国化,则从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上,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它们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文化梦想或文化理想。

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包括个人的层面、社会的层面、国家与民族的层面、国家之间的层面以及文化思想的层面,都是与人相关的领域。除了以上几方面之外,中国文化对梦想或理想的追求还涉及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天人关系的涵义之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之辩,便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重要内容。一方面,人总是要求改变自然并使之满足人的需要、符合人的理想。儒家所说的“赞天地之化育”,便指通过人的努力,使人之外的对象逐渐变得合乎人的理想。但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的作用,并不意味着仅仅将自然作为占有、征服、支配的对象,而是以天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为目标。

儒家曾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观念,其中“亲亲”主要涉及家庭成员之间(首先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对儒家而言,处理家庭成员(亲子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以“亲”为原则;“仁民”是对一般社会成员的要求,亦即以仁爱之心对待他人;“爱物”主要是就人与对象(首先是自然对象)的关系而言,这里的“爱”包含爱护、珍惜等等涵义。“爱物”,意味着以珍惜爱护之心对待自然和人之外的对象。这种“爱物”之心的实质,就是肯定自然本身有它存在的价值,承认自然具有与人共同存在于这一世界的独特地位。

道家则又从另一个角度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关的原则。这种原则主要体现于道家的基本观念——“道法自然”。“道法自然”的实质内涵就是尊重自然的法则。与之相联系,道家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即“为无为”。所谓“为无为”,并不是一无所为,而是以“无为”的方式去“为”。这是一种独特的“为”的形式。什么是以“无为”的方式去“为”呢?就是尊重自然本身的内在法则,而不是单方面地从人的目标出发,去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换言之,人的行为过程要同时合乎自然法则,而不是单纯地合乎人的目的。

可以看到,儒家和道家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一个是以人观之,从人的角度出发,以珍惜和爱护之心去对待自然;一个是从尊重自然、尊重自然法则的角度去对待自然。二者从不同维度体现了一个梦想或理想,那就是,人与自然之间应当和谐共处。

中国梦和世界梦无法分离

相对于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消化,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消化还处于比较短的时期。因此,我们不妨以更宽容、宏大的胸怀来对待西方文化,以世界文化的视野和观念发展当代文化,同时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

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过程,中国人对梦想或理想的追求在今天并没有终结。今天谈理想、谈中国梦,一方面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今天的追求与过去的理想之间并非截然相分;另一方面,梦想、理想在不同的时代又具有不同的历史内容,并需要进行历史的转换。与历史的延续性相联系,今天谈理想、谈梦想,同样也涉及前面提到的不同层面。

从个体层面来说,今天所追求的理想,首先表现为达到自由、完美的人格。这里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德性,它主要从价值取向上规定了正确的人生方向;另一个是内在的能力,亦即人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内在力量。人并不是现成地接受对象,而是要用自己的力量、通过自己的实践过程变革对象,使之合乎人的理想与需要。德性与能力具有内在相关性:德性如果离开了能力,往往便容易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思辨的层面上,缺乏对现实的作用;能力如果离开了德性的引导,则可能仅仅变成外在的手段或工具,难以引向正确的价值方向。从完美的、自由的人格这一角度看,实现德性与能力之间的统一,便从内在方面构成了个体的理想。

从外部角度来看,人的理想同时表现为对多样的人生目标的追求。广而言之,现代社会为不同的个体提供了不同的选择可能。从我们国家来看,改革开放之后,人生各种选择的空间已大大地拓展,人们可以去选择各自不同的生活目标,形成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多样的人生理想,并在社会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从个体层面来说,则要根据个体“性之所近”以及社会所提供的各种现实可能,确立自己具体的人生目标,追求自己独特的人生梦想或人生理想。

在社会层面上,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看,社会理想的具体内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不同的特点。在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的发展首当其冲,与此相关的是包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理想和梦想。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如何使经济运行更为协调,如何使社会上已经出现的分化进一步趋向于和谐、公正,开始逐渐突显。在社会的层面,如何达到可持续的发展、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已成为现阶段中国人的梦想或理想。

从国家和民族这一层面来说,近代以来,独立、富强始终是中国人追求的梦想。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我们实现了民族独立的梦想。在实现了这一梦想之后,进一步的追求便是国家的富强。事实上,今天说的“中国梦”往往和强国梦联系在一起。如何达到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强盛,构成了当下中国人在国家和民族这一层面的具体理想和梦想。

从文化层面来看,如前面所说,中国人很早就有一种“天下”的观念。“天下”的观念在今天具体表现为一种世界文化意识。在世界文化的视野之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成果,无疑成为建构当代文化的重要方面。同样,中国文化之外世界其他民族所形成的优秀文化成果,也构成了建构当代文化的重要资源。

中国历史上已经有过一个接受、消化、融合外来文化的成功先例,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接纳、消化、转换。今天,当我们面对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的时候,同样也应当有这样一种气度。中国人消化吸收印度佛教文化差不多历时一千多年。相较而言,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的相遇还不到两百年。相对于对印度佛教文化的消化,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消化还处于比较短的时期。因此,我们不妨以更宽容、宏大的胸怀来对待西方文化,以世界文化的视野和观念发展当代文化,同时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重建既要运用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资源,也需要这一传统之外的文化资源。由此建构既具有世界意义又具有独特个性的当代中国文化形态,则可以视为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梦想。

前面已提到,与社会、文化层面相对的是天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天人关系,这一问题古已有之。当然,天人之辩在今天又获得了新的内涵。那就是,它与生态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尊重自然,通过变革自然使本来与人并没有直接相关性的对象世界逐渐地变得合乎人的理想与需要。另一方面,对人自身需要的满足,又不能无视自然的法则。在满足人自身需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地尊重自然。在这里,传统思想中已有的观念,包括对待天人关系的不同原则、进路,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道家很早就提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天地(自然)本身就包含美的向度。从根本上说,天人关系的协调,最终在于可以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前提。在人类的这种可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如果人自身的完美和自然的完美能呈现统一的形态,这种统一的形态就可以称之为“天人共美”。可以说,“天人共美”就是今天在生态领域中的中国梦。

大约50多年以前,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意味着中华民族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在这里,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对世界作出更大贡献这两者之间紧密相关。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梦和世界梦无法分离。也正是两者之间的这种相关性,赋予今天的中国梦以更为深沉的内涵。

(本文是杨国荣教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演讲) 

《解放日报》 日期:2014年1月28日 版次:14 作者:杨国荣

链接:******-01/28/content_11389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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