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画

字画 - 一、源流


  古玩旧称“骨董”,零杂之义也。董其昌《骨董十三说》谓:“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名‘骨

董’。故以食品杂烹之,曰‘骨董羹’;杂埋饭中蒸之,曰‘骨董饭’。”又谓“‘骨’者,所存过去之精

华,如肉腐而骨存也‘;董’者,明晓也。‘骨董’云者,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或者又谓“‘骨

董’云者,即古铜之转音。”然骨董非皆铜器,似亦不近情理。其余解释尚多,但均不圆通,总以

零杂之义为切当。且有书作“古董”者,盖即古、骨同音之误也。然于义尚合,以古董所有多古

物也。今人于此名词更另有解释,所谓古董者,即古代遗存珍奇物品之通称,久已失去原来零

杂之含义矣。明时诸家记载,尚称“骨董”或“古董”。“古玩”,乃清季通行之名词,即古代文玩

之简称也。按收藏为人类之天性,保古尊古亦为世人共有之美德,故世界各国无不以保存其先

哲遗迹为盛事。惟中国文明最早,名物之产生亦最先。禹铸九鼎,三代争宝,是为中国保存古

物之肇始。其后历代无不以保存前朝文物为要事。惟古玩以现存为限。中国文明虽始自黄

帝,然人文之备实起自三代。三代之文艺产量虽多,乃自遭秦皇毁灭之后,一切无存。今日所

能见到者,只有入土之铜器玉器而已,其他均不可得也。秦汉人文尤进,名产亦多,铜玉各器仍

能延续三代之遗韵向前迈进。故秦汉铜玉尚可与三代并称。至新兴文艺为数亦夥,特著者为

文字上之开发。秦蒙恬之造笔,汉蔡伦之制纸,均为人文之最大发明,虽今日原物无存,而现在

之所有确为原物之演递而来。至秦砖汉瓦,妇孺知宝;碑碣摩崖,士林同珍。盖数千年文字之

变易,此为准绳。晋人书法为万世楷模;南北朝之造像为后代艺术之胎原;唐代绘画之成功,砚

石之开采,均为中国文艺史中之光荣事件。五代之季,虽兵荒马乱,然文艺仍能保持相当之进



展。柴世宗高火度瓷器之成功,南唐李昇元间拓帖之创制,均为人类之奇功,任何变易所不



能泯灭者。降及炎宋,国势虽极度不振,然各种文艺竟能极度发达,为中国文物之最成功时期。

如瓷器,玉器,铜器,漆器,书法,绘书,造纸,印书,无不尽善尽美,迄于大成。故今日谈古玩者,

均以宋产为最高标的,最精妙,最正确。宋代以前者其真实精美之说,姑存之姑听之,正确与否

至难分明也。元代有国甚暂,且北方民族不重文艺,故八十年间并无新产。朱明代兴,取法唐

宋,极力恢宏文艺,虽未创生新意,然瓷器书画尚能与唐宋雁行,而宣德之炼铜、景泰之敷彩,允

为明代文艺之特色。清则一切仿古,凡古人所有者无不设法仿制。且各朝帝王之热心提倡,全

国臣民之努力效行,古迹之保存、新物之产生,在数量及质量上均有空前绝后之成就。故今日

市上所存古玩,清代产物总在半数之上。时代接近,保存较易,固其所宜产量之多、品质之妙,

亦不为无因也。清末之市场,以宋器为优,明代所产可收可弃,视无重轻。民初以明器为贵,清

器不在古列。今则洪宪之瓷,已为稀世之宝,其上者非特不可得,亦不可见矣。古物之销亡

甚,新品之产生无期,是古玩之与日减少乃必然之结果。有心人起而提倡之,光扬之,是固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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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画 - 第一篇总论



之所共馨香祝祷者。

二、古董字画的价值
古玩之可贵,尽人知之。惟古玩之所以可贵,除少数人理解外,社会众生尽多莫名其妙。

怀疑者有之,误解者亦有之。怀疑者以为,宝贵古玩乃系有钱阶级之傲行,或系名人之盲动,藉

此鸣高,故为风雅。误解者以为,古玩之可贵只在年代,凡古物即可贵,而愈古愈可贵。其实皆

非也。盖古玩之所以可贵者,其重要之原因有二:一为古玩之自身者,一为人为者。所谓自身

之原因,即古玩本质之精妙,作工之优良,后世所不能仿作者。例如唐宋之书画,其造诣之精,

后世任何努力所不能及;三代铜玉,其作工之精细,文字之纪录与后世考古有极大之裨助,其他

各品无不称是。且均为中国文化与艺术之最高样本,可宝可贵,理所宜然。至人为之原因尤

多,兹详述之如下:夫讲求古玩,本为无聊行为,以有用之精神,颠播陈死人之身后遗物,毫无裨

益于现在之国计民生,社会之所不取,人类之所不能同情者。然几千年来永远为国人所乐道

者,实系专制政体逼出之康庄大路,固属莫可奈何之举也。盖人类之脑筋,在有生之时,除睡眠

呈休息外,余均必有所思。考人类之肢体,除睡眠呈安静外,余均必有所活动。中国四千年来,

完全为君主专制,在圣君贤相、天下太平、四民乐业之时期,知识分子固可以畅所欲言、适所欲

行。但翻阅四千年历史,圣君贤相之时有几?多数为黑暗政治时期也!昏君暴臣之政治下,愚

夫愚妇固可以任受支配;稍有知识者,是非善恶之关,能无动于衷乎!岂知专制政体下,批评时

局,谈论政治,岂止自身不保,九族均为之担忧。是文人士夫之脑筋,固不能任意所思也。至行

径动作,尤受限制。除读书从政之外,即不准有所活动。今日社会所公认之一般高尚娱乐,如

跳舞、赌博、集会、结社,在当时均视为妖行,非但为国法所不许,亦舆论所不容。万不得已,辟

出好古之途径,以古玩为惟一之消遣妙品。次则,在当日专制时代,政治虽未必均上轨道,然一

般官吏尚多畏于清议,其越礼非法之行为亦必多方掩护。即以清末之庆亲王,当时总理国政,

权倾华夷,只以在汇丰银行存有百万两之私财,尚惧三麟公司之奏参,况其下焉者。如果年俸

不及百两之官吏,十年之后拥有千两以上之房产地业,明晃晃摆在街上,非为御史所必参,亦为

社会之所不容。古玩无定价,千元之物可以一元得之。为官吏者,藏有倍于其所入之古玩,亦

为事理之所可行。故官吏均以收藏古玩为隐藏其实在富力之妙法。此古玩之所以可宝贵也。

复次,官吏之升迁不定。在北京任职时,购置不动产业固为得计;但一旦外调,其管理及经营均

费周章,而当时又无银号银行之设备。为商与民争利固限于国法,而金银之收贮又极不方便。

于此无可奈何之中,始以收存古玩为变相之积财方法。再则,昔日苞苴谋事,虽为公开之秘密,

但以现银交纳终觉难堪。其惟一之转换办法,即赖古玩为之解脱。如《官场现形记》所述之贿

赇情态,确系当日之事实。如某缺卖价万元,求之者即以现银万元奉纳,非为缺欠雅相。且留

贿赇痕迹,遇有奏参,终属可虑。如卖缺者以不值一元之破铜烂铁,送至古玩铺,索价万元;

而求缺者即以万元置留。如此转折,则受贿买缺之形迹悉泯。任何奏参、任何调查,亦不可得

其犯法之实据。故古玩为昔日卖官买缺之媒介,官场中所必不可缺者也。且古玩为最方便之

资产。按北京人最重体面,然缓急人所恒有,日用偶有缺乏,典当固失体面,即挪借亦欠堂皇,

其救济之法,亦可以古玩行之。如某官缺洋千元,则以二千元价值之古玩送入古玩铺,声称已

玩索无味、另得高品,请代为出脱;但索价万元为另购之件,尚短少千元,请求借给,斯此物绝不

能卖出,但有此作抵,古玩商亦必乐予成全挪借,而不露穷像,法诚高矣。若以房产地业抵押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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