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武侠文化中最灿烂的一页

从春秋开始,中国文化开始有了较为详尽的历史记载,让我们大体了解了那个时代人们的衣食住行,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而中国武侠文化的发端也开始于这个时期,此前肯定也会有这种文化的社会存在,但毕竟缺乏历史记载,所以无法妄加评论,而这一时期,既是武侠文化的发端,又是武侠文化最辉煌灿烂的时期。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这一时期没有后世的大一统思想束缚,就像学术思想领域呈现的百家争鸣一样,侠义行为同样是精彩纷呈。生与死、道与义、恩与仇、国与家,所有这些,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要求,一切都基于人的原始本性与人伦去判断、去行动,因此显得更为丰富多彩。而当后世儒家思想经过不断教条化演绎而具有国教地位的时候,如何行为,便开始被规范到这一思想体系之中,对侠义行为有了统一的认识,江湖也自然就有了另类的社会结构与规范。


1、源于上层贵族的侠

 

上一章我们谈到了“侠”的几种最初含义及区别,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世渐渐不再区分,只要符合某种侠义精神,就都统称为“侠”,或“侠客”。一个人之所以称之为“侠”,主要体现在其精神领域,是否会武功并非重要,重要的在于是否具有“侠义精神”,这一精神即是司马迁所谓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死生存亡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因此,不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领袖还是门客,只要符合这一侠义精神,我们就可以称之为“侠”。那么,“侠”是如何出现、如何发展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从源头梳理中国武侠文化的发展与变异。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侠客的出现也是与时代相映衬,任何时代都不缺乏血性男儿,虽然远古人类初期没有历史记载,但肯定也存在这样的侠士,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性的社会阶层走入历史前台并影响着历史发展,“侠”最早出现在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群雄割据、战争不断,就像《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战乱年代中,无论是自保还是扩张自己的势力,最需要的就是武装力量,用经济学的话来讲就是有需求就有市场,于是,在这样一个战乱的时代中,侠客横空出世。


侠客出现于春秋乱世,而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战乱频繁,根源就在于“封建制”的确立。


所谓“封建”,即是“封土建国”,通俗的说,就是帝王把爵位、土地分封给家族成员及功臣家族,建立大小不一的诸侯国,这样,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社会开始建立。虽然封建制度并非始于周朝,不过从周朝开始才逐渐成型完备。诸侯国即是封国,地位平等,直属周王,但封国国君的爵位则有不同,根据土地面积的大小,共分“公”、“侯”、“伯”、“子”、“男”五级,其中侯爵较多,所以一般称为“诸侯”。


周王室的姓氏是“姬”,《荀子》中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封建制度确立之后,土地与权力则可以由王室后人继承下来,并通过分封家族成员去各地建国,来维护周朝的统治,所以《左传》中说:“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但是,问题随之而来,财产、土地、爵位是没法无限扩大的,但子孙后代却可以无限繁衍,平均分配则只能使财产越来越稀薄,于是,周朝伴随封建制的确立又建立了“宗法制”,其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先是根据母亲的身份确立是“嫡”还是“庶”,然后根据出生顺序确立“长幼”,根据这一硬性规定,则权力与财富就可以顺利延续下去。这种“封建”与“宗法”制度确立之后,被后世所接受,成为中国古代最核心的社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朝。而秦之后,又逐渐加入了“君主专制”的成分,成为了中国特有的“封建专制制度”。现如今,这一制度虽然已经消失,但它的影响却依然存在与现实社会之中,不仅是中国,在亚洲等许多国家的社会文化中,它的影响随处可见。


了解了这些,大家应该就能知道春秋时代战乱不断的根源了。这种社会秩序的建立,形成了大家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无疑带来了社会稳定,但是,也埋下了祸根。因为它不讲“贤”与“能”,只讲“长”与“幼”,在中央集权强劲的时候,可以通过强力来压制动荡。但是只要中央集权衰败,则各诸侯之间、诸侯内部则都有可能出现政治灾难,于是,那种兄弟阋墙式的血腥权力之争不断出现。尤其是先秦时代,社会上还没有统一的社会伦理或宗教来维系,各种政治思想各显其能,更加加剧了这种动荡。因此从汉朝之后,儒家一统天下,既从社会伦理方面维护了这一体制,又代替了宗教成为了精神上的皈依,使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顽强延续了近两千年。

封建制度建立,国家开始形成,因此西周初期在史籍常常看做是黄金时代,成为历朝历代所要效法的古代太平盛世。可惜随着外族的入侵、内部的权力争夺及周王的权力腐化,周王朝处于崩溃的边缘,不得已,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


东周即是我们习惯上称呼的春秋战国时代,对于这一时代,钱穆先生这样总结:“周室东迁,引起的第一个现象,是共主衰微,王命不行。”并由此而带来“列国内乱”、“诸侯兼并”。[2]正是在此背景下,我们的武侠文化的开场锣鼓敲响了。


所谓“共主衰微,王命不行”,指的是周王室的天下共主地位衰落,各诸侯国对周王仅仅是礼貌性的尊重,实际上却是各自为政,强权即是王道。而且经过几百年的淘洗,诸侯之间血缘关系已经很淡薄,一旦政治利益超越了家族亲情,封建制度就有了瓦解的可能。


在“列国内乱”与“诸侯兼并”中,武力的重要性显现了出来。对外兼并或抵御兼并,需要军队;而对于内乱,无论是弑君还是自保,都需要强大的私人武装。由此可以看出,战乱是形成“侠”的根源,而“内乱”才是“侠”出现的直接原因。


虽然对于“侠”而言,他可以同时具有“将军”与“侠客”两种身份,但从“以武犯禁”的角度而言,侠客集团是一种非法组织,所以从一出现,“侠”就具有了同王权、法律相对立的属性。这也是“侠”与西方“骑士”不同的地方,“西方骑士是合法的正式组织,而中国的‘侠’则是非法的结合。”

上文我们已经提到,“游侠”最初的含义是广结宾客并能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即使来投奔的人是罪犯,也能够接受把给予保护,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绝非平民阶层,必须是贵族。所以,钱穆先生指出:“史公特指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为侠。至其所养,则转不获侠称”对此,余英时先生说:当时的侠不是指个别的武士,“而是指这个别武士的领袖,也就是赡养这些武士的人”。所以,“侠”最初起源于贵族阶层。


历来研究者多认为“侠”源出于贵族的“武士”阶层,这种说法相对有些武断。周朝主要有四个社会阶层:国王、贵族、平民、奴隶,贵族主要包括诸侯、卿、大夫、士四类人,“士”最初就是“武士”,这是贵族中的最低阶层,虽然有着“国士”的尊贵称号,但其作用主要是“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所以武士的政治作用主要在于其工具性,而没有政治上的话语权。当然,随着贵族阶层的不断变化,“士”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武士”,出现了“文士”,也称之为儒生,平民也逐渐进入到了“士”的阶层。而“侠”从起源来说,决不是来源于底层的贵族“士”,而应该来源于上层的贵族阶层。


之所以这样说,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让我们先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养士之风”谈起。


在“列国内乱”的时代中,各诸侯国政变频繁,君臣在政治斗争中都似如履薄冰,或者提防被政敌刺杀,或者先下手为强,致对手于死地。就像钱穆先生所说的:


而不久鲁亦内乱,桓公以弑兄自立,于是列国篡乱相乘。宋华督弑殇公,晋曲沃伯杀哀侯,陈公子佗杀太子免自立,曲沃伯又弑小子侯,正祭仲逐昭公厉公,复逐厉公纳昭公,卫逐惠公,郑高渠弥杀昭公,齐襄公杀鲁桓公,前后十九年内,祸变迭起有如此。


像是一代霸主齐桓公,竟然在内乱中饿死,由此可见内乱之可怕,看到这些,诸位有没有心惊肉跳的感觉?而且主人被杀,亲属家臣也难有幸免的可能。正是在这样严酷的政治形势之下,贵族开始逐渐扩大自己的私人武装,养士之风逐渐兴起。宋代苏轼在他的《论养士》中提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说: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何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好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

根据史料记载,最早开启这一风气的,应该是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齐桓公。具《国语》记载,齐桓公向管仲请教如何才能成就其霸业的时候,管仲的回答中有这样一段:


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


管仲的建议就是挑选大量有才能的人,周游列国,招揽各国贤士。再带些奇珍异宝去各地兜售,观察各地上下人等的喜好,有骄奢淫逸的就先去征服。虽然不知道齐桓公是否施行了这一计策,但从其重用仇敌管仲为相,就可以看到他的胆识、气魄与胸襟。正因为他广纳贤才,终于能够成就一方霸业。


齐桓公招贤纳士的故事很多,像是《吕氏春秋》记载的桓公重用宁戚,就很有代表性。宁戚出身微贱,家境贫寒,怀才不遇,想到齐国谋求官职,没有人为他举荐,就给商人赶车来到齐国都城,晚上就露宿城门外。正巧齐桓公到出城迎客,夜晚打开城门,让门外装载货物的车辆闪开。宁戚正在车旁喂牛,望见桓公,心中悲伤,就拍着牛角大声唱起歌来:“南山矸,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齐桓公听到说:这个唱歌的肯定不是常人。于是带回宫中立刻召见。第一天宁戚对桓公讲了如何治理国家,第二天讲了如何治理天下,桓公大悦,准备重用宁戚。身边的臣子劝谏道:宁戚是卫国人,卫国离这里不远,不如先去调查一下他的情况。桓公回答:调查无非是担心他有什么小毛病,“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随宁戚被委以重任,先是大夫,后官拜为大司田(掌管经济),辅佐齐桓公四十余年,为其肱骨之臣。


西汉刘向在其著作《说苑》中,也记载了一个齐桓公纳贤的故事。讲桓公专门设了一个庭院用来接待各地来的贤士,夜晚也灯火通明,意为随时都可以接待,但设立了一年也不见有人来。终于有个东野草民前来求见,桓公接见问他会什么,他说自己会“九九之术”,就是会做算术,大概九九乘法表背得滚瓜烂熟,齐桓公真是被雷到了,回答说:这算什么本事呀。那个时候的人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会这个的也不在少数啊。草民回答:我不是以九九之术来应聘,只是因为大王设立这个接待处之后,没有贤士前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的知识、本领肯定比不上大王您(马屁功夫真好),所以不敢前来。现在大王连一个会背九九乘法表的都能礼遇,其他贤士怎么会不来呢?俗话说:“太山不辞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桓公听罢,立刻对这个草民以礼相待,果然,一个月后,来投奔的四方贤士络绎不绝。

齐桓公招贤纳士的故事非常多,仅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他对养士的重视,而且这种风尚一直在齐国延续下去,即使到了战国时期的田氏代齐时代(齐国的姜姓国君绝嗣,田姓大臣篡位,虽然依然是齐国,只是国君变成了田氏家族),田齐国君依然延续这一纳贤传统,像是创办的“稷下学宫”,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学府,鼎盛时期,汇集了近千名天下贤士,诸如孟子、荀子、邹衍、鲁仲连、申不害等先秦著名学者都汇聚于此,各种学派诸如儒、法、道、名、阴阳等,都被接纳,荀子就曾三次担任“校长”(学宫祭酒)。


不仅是齐国,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王侯公卿都有养士之风,像是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门客都有数千人,相当于一只庞大私人武装力量。武士、策士、术士、游士、方士等各种人才汇集,也成为庶民进入上层社会的一种阶梯。他们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著名武士剑客,像是晋智伯门下的豫让、吴公子光门下的专诸和要离、燕太子丹门下的荆轲、孟尝君门下的冯谖、信陵君门下的侯嬴与朱亥等,都成为最早的一代武林传奇人物。


正是贵族的养士之风,孕育了中国武侠文化的雏形,成为了武侠文化的发端。一部分拥有大量门客的贵族,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游侠;而他们手下的武士,在当时被称为刺客、剑客,而被后世称为侠客,甚至风头逐渐的盖过了他们的主人,成为侠的典范。


之所以说只有一部分养士贵族才能够被称为“游侠”,一方面在于养士的目的不同,国君养士,国即是家,养士既是为己又是为国,所养之士就是国家的武装力量,公私合一。而卿大夫等人养士,为己的目的更强烈,是为自己储备一支私人武装力量,当国家需要时,这些“士”可以为国家效力,甚至直接进入政府为官,但当自己的家族利益出现危机时,“士”效忠的是自己的主人而非国君,并不惜“以武犯禁”来与国家相对抗,所以,卿大夫的所养之士往往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存在,这同侠的基本内涵相一致。另一方面,卿大夫所接纳的宾客中,有大量的罪犯,本来是应该被国家法律所惩罚之人,现在却被加以保护并待如上宾,本身就意味着对国家法律的蔑视与对抗,这也符合侠的与政权相抗衡的特征。所以说,能做到这些的贵族,才被人称为“游侠”,对此,后文我们在讲战国四公子的章节中再详细论述了。


回到本节开始时的提出的“侠源于上层贵族”的说法,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一步说明原因。


在当时的外患与内乱中,平民与奴隶阶层几乎是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出现贤明的君主与强大的国家,而能够改变国家与自己命运的,只有诸侯及卿大夫等上层贵族。有能力“养士”,并需要一支私人武装来保护自己的,只有上层贵族。


而私人武装,在当时又是处于“公”与“私”的灰色地带,实际上,从律法的角度而言,它应该是非法武装力量,对国君安全与国家安定是一种威胁。能够使这种非法武装力量堂而皇之的存在而没人敢干涉的,也只有权势贵族能够做到。

作为中国武侠文化发端的先秦时代,主要出现了三类侠客:贵族之侠、贫民之侠与被称为“剑客”、“刺客”的义侠。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这样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


在司马迁笔下,春秋时代的吴公子季札与战国时代的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都称为“卿相之侠”,也就是贵族之侠,与平民之侠相对照,并给予后者更高的赞誉。“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在这里,就是指平民之侠。


对于平民之侠,司马迁认为“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其实,墨家一派,就是平民之侠的代表。由于秦朝建立之后墨家衰微,西汉之后独尊儒术,墨家思想不在被传播,而且对于统治者而言,诸子百家之中,最为痛恨的就是墨家,视之为统治的最大威胁,因此打压异常严酷。或者由于史料的缺乏,或者由于政治原因,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墨家仅仅一笔带过。而如果我们从中国武侠文化整体而言,墨家的社会实践,正是先秦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平民之侠。


对于豫让、荆轲、专诸以及侯嬴、朱亥之类的刺客,虽然只是贵族的门客与工具,但依然有自己的原则与诚信,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自然也是侠义之士。虽然在当时不被认为是侠客,但从中国武侠文化中来看,他们更符合侠的内涵,因此成为早起侠客的典范人物。而且司马迁在写《刺客列传》时,依然赋予了他们极高的评价: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主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大意是说:这五个人的侠义行为,或者成功或者失败,但都不背离自己的志向,名声传之后世。对于这三种侠客代表,我们后文会专门论述,这里不再多谈。


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乱的时代,又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讲,能够苟活于乱世已属幸运,自然难以产生改天换地的志向。而贵族阶层作为国家的主导者,则可以利用手中权力绑架国家机器,为自己所用,在权力的角逐争斗之中,侠客阶层出现。


从侠的原初形态我们也可以看出,侠客阶层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不固定的阶层,往往融合在其他社会阶层、群体之中。他们亦文亦武、亦公亦私、亦官亦民,既存在于庙堂之上,又隐于民间闾巷之中,儒、墨、法等各家各派之中,都有侠的身影。这一特征,一直贯穿于整个的武侠文化之中。


文章来自:叶凯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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