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农民战争系列之弃守襄阳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攻击汝宁。云梯如墙百道环攻,当日城破。保定总督杨文岳、佥事王世琮被俘,不屈,二位先生被贼人绑在城墙上用大炮轰击,“洞胸糜骨以死”。

    王世琮,四川达州人,以举人入仕,第一个职务是正七品的河南府推官,崇祯十五年底在汝宁殉国时的职务是正四品的分巡汝南道佥事。明代举人出身的官员是非常没有前途也非常不好混的,在那些正牌子两榜进士出身的官员眼中,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半瓶子”货色,在那个从中央内阁到地方州府一级的主官全部由进士把持的年代,这些举人们的仕途之路确实是举步维艰的——有功不显,即便做出成绩在上级和同僚看来也是应该的,不容易升官;有过必彰,后边排队等着空缺的举人们多得是呢,很容易被拿掉。而明代以举人身份入仕的人,在经过了不确定时间的等待后,大多也是从各县的从九品教谕、训导做起,高点儿的也不过是以正九品的县主簿起步,不招灾、不惹祸,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地干个二三十年,做到正五品知府也就算是到头儿了。著名的海瑞海刚峰老先生,就是以举人出身从福建南平县的从九品教谕开始他那传奇般的仕途的。

    而据《明季北略》和弘历的《“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载,“世琮,初授河南推官”,这个正七品推官的起步就很不低,几乎可以比拟正牌子进士出身的正七品县令了,所以深深怀疑这里面是有内幕的。

    无论如何,王推官在任上做得非常不错,凶猛强悍剿贼有功。一次追剿贼寇的激烈战斗中,王世琮的耳朵被流矢射穿,但他丝毫不为所动,继续指挥作战直到取得胜利。一仗下来,得了个“王铁耳”的名号。之后的王世琮一直在河南,一路升官,直升到了分巡汝南道佥事。

   这个“佥事”,在明代按文武分三级。级别最高的佥事是武职,都指挥佥事,正三品。低一点的还是武职,各个“卫所”的指挥佥事,正四品。嘉靖名将戚继光承袭的就是正四品武职的“登州卫”的“指挥佥事”。而王世琮后来升任的佥事,是地方巡抚之下的提刑按察使的下级,分巡各道的按察司佥事,也就是相当于省公安厅下派到地方的文职督导人员,正五品。尽管级别比武职低了很多,对于举人而言混到这一步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一路竭蹶披荆斩棘走来,做到了这个位子的王世琮,生死之际仍然没有丝毫犹豫,面对闯贼破口大骂。在炮声响起之前的那一刻,同样被绑在墙上的杨文岳和王世琮,一个是平步青云的总督,一个是举步维艰的佥事,如果他们对望一眼的话,或许所谓进士、举人的区分真的不是很重要。铁马冰河,醉卧沙场,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即覆,千百年来华夏士人所追寻的不过如此啊,既然英雄末路殊途同归,又何妨慨当以慷大笑一场呢!

    自救援开封兵败朱仙镇之后,左良玉屯兵襄阳,收拢散兵招揽降卒,敛众二十万。这二十万人里,只有两万五千人是明廷登记在册的正规部队,也只有他们是理论上能够领军饷吃军粮的,其余人全部靠打家劫舍扫荡村落过活。

    尽管明末的部队大多如此,但这次左总兵似乎做得有些过分了,以至于楚地人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样,大规模的报复很快开始了。在他大肆打造准备用于逃跑避贼的船只时,当地人趁其不备一把火将那些即将完工的船烧了个干干净净。愤怒的左良玉下令直接把当地商贾民间的船只抢来充为军用,然后把金银美女全部装在船上随时准备开溜。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李、罗联军进逼襄阳,先到白马渡,左良玉移营防御,敌人没有能够横渡。而后,左良玉拔营往南,流寇也没有追击。但此时襄阳城内的居民们,已经箪食壶浆准备迎接农民军了。

   十二月初四日,襄阳陷落,兵不血刃。按惯例,没有抵抗的城市李自成是不屠城的,但抢一把终究在所难免,只是左良玉已经把整个儿襄阳洗了一遍,早就没什么东西可抢了,李自成干脆做了个顺水人情,在襄阳驻军数日后便另犯他处去也。

    其实,那个年代的普通躬耕人家想不反真的很困难,长江以北陕西、河南一带尤甚。崇祯年间的自然灾害不是凭空捏造的,那都是有据可查的,崇祯皇帝的觉悟也没有高到搞“超这个赶那个”胡折腾的地步,只是单纯地不走运,点儿背。各种不同身份的人在各种不同的资料中都无一例外地记载了那个时期长年的异常灾害,这其中以旱灾和蝗虫为主,动不动就“夏秋不雨”、“地无寸禾”,间或还伴随着地震,而且远不止“三年”。

    连年的旱灾使得大面积耕地颗粒无收,好不容易旱情缓解,辛辛苦苦耕种大半年,地里刚长出些粮食,蝗虫就来了,一片乌云般的蝗虫过后,连过冬的秸秆都剩不下。可怜的农民呆站在地里正欲哭无泪的时候,衙役提着绳索棍棒又来了,催科,也就是征皇粮国税。你说闹旱灾,他听着,你说过蝗虫,他也听着,你说完了完了全完了,他告诉你别急还没完,交税吧,灾害是你的事,征税是我的事,该交的税可是一个铜钱都不能少的哦。这种情形下,就不光是欲哭无泪那么简单了。即便如此,这也是照章办事按制度来,也还算不错的了。更为致命也更大地拉低了“反”的机会成本的,是绝大多数的吏胥根本就不按制度来。没错,昌明圣道,阳光普照。可“覆盆之下”,就能“暗无天日”!对于那些直接接触百姓的吏胥们而言,根本用不着一手遮天,只要能够遮住眼前这帮农民头顶的那片天,就足够了,剩下的事情还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孙传庭在崇祯十一年给皇帝的奏疏中就提过这么一件事,他处理了一个苛索致人死命的代理县令,事情是这样的:作为农民军的发源地,陕西当地的农民军闹得也是最凶的。多年下来,很多府县的主官或死或罢或杀或撤,或者干脆人家弃官不做自己先就溜了。陕西三边之地一时间竟闹起了“官荒”,孙传庭之前曾数次上书皇帝和吏部要求补充基层官吏。恰巧此时泾阳县也缺主官,时任陕西巡抚的孙传庭批准了布政使的建议,从临近的庆阳府调了一名叫何守谦的推官去泾阳署理县令一职。说句题外话,这两个职务是平级的,都是正七品,但县令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一把手,比在知府大人眼皮底下兢兢业业的推官要爽很多,所以这是升了。当年征税时,孙传庭秘密派人去泾阳考察了一下,结果连见多识广的孙巡抚都大吃一惊——何代理县令征税时用的秤每两比正常重量高出五分,而每两银子的火耗也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少的三四分,多的五六分,也就是说,一两银子的税他收一两一钱,这家伙擅自把税金总额提高了百分之十!有个养花的农户交的税银不足,没有满足每两加征一钱的标准,竟被他下令打了二十板子戴上大枷站了两天,活活给枷死了。何守谦的前任泾阳县令就是贪渎不法被拿掉的,可孙传庭怎么也没想到,赶走一只狗,换来了一条狼,谁能想到这帮家伙竟前赴后继至此地步。

    当然,这位何守谦做得太过分,又太着急,新官上任就原形毕露,碰巧赶上长官密调被揪了出来。而那些为数更多的“按部就班”地盘剥的吏胥们,是根本纠不完的,也没法儿纠。原因很简单,皇帝的圣旨、内阁的票拟、总督、巡抚的命令最终的执行人就是他们,把他们都整顿掉了谁去干活儿?也正是这些在大明官场体制内不露声色闷声发大财的人,在一次次的催科中不断地搞得大量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而那源源不断的为了躲避催科被迫逃离家乡寻活命的人们,是听不懂内阁大学士们的高谈阔论的,也管不着皇帝是如何苦心孤诣地想要力挽狂澜,对他们来说,什么是朝廷?那些因为交不上税把自己摁在地上一顿板子打得血肉横飞的衙役就是他们眼中的朝廷!落在身上的板子比圣人之言的教化都管用。以前之所以不反,是因为那时多少还有个屋顶墙根可以靠着睡一宿,哪怕是枯枝草席搭起的,那时多少也还有口饭吃,哪怕是破碗里的稀粥。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反不反在生死上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这个时候用不着太多的权衡他们就会成为流寇取之不尽的补充兵源。

    所以终崇祯之世,早期剿匪捷报频传,后期作战也不乏大胜,但只要不当场干掉匪首,用不了多久就会重复上演一夫倡乱万夫景从的局面,最多两三个月后,人家又是一支啸聚数十万众的大部队。

   反过来接着说左良玉。作为明末为数不多的不倒翁之一,左良玉是很值得一说的,现在这里单说他的军纪问题。左良玉所部的军纪在那个年代是极具代表性的——内有流寇肆虐、外有清兵入寇,局势日渐糜烂之下,连当年驻守宁远的一线边防部队都曾因为欠饷差点儿反了,那些二三线内地部队的处境就更是可想而知了。给朝廷干活儿朝廷还不给钱,怎么办?要是书呆子当然可以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地大论一通,然后接着挨饿受穷。同样是这个问题,换了那些手里有刀、兜儿里没钱的兵们,答案就简单多了,与敌人作战夺取并私分战利品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敌人不好打时,看见老百姓,那就抢呗。所以这些内地的剿匪部队大多也是以抢掠为生的,和流寇的唯一一点不大的区别在于,他们不怎么太杀人烧城,他们的主官对御史言官们的参劾多少还心存一丝顾忌。上面提过,当时左良玉手下的二十万士兵里只有两万五千多人是朝廷承认的,可以想见即便是他们,也是满腹的怨气,朝廷欠的军饷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了。本来这些人就抢,一下子又加进来一群败兵惯匪,不抢不新鲜吗?而且左总兵的队伍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抢美女,他的部队行军时是带着从各地抢掠裹挟而来的美女的。

    但这并不是说左良玉有多贪,相反,他本人只是偶尔从战利品中捞出些为数不多的好东西,其余所有抢掠自民间的东西他一概分文不取,全部让下面人分了。很多人对此颇不以为然,但小秋觉得,这是知兵。明摆着的事儿,又要让马快跑,又不给马吃草,那马一旦尥蹶子,挨踢的还不是自己啊?所以在马槽里没有草的时候,马伸头去吃些外面的草是没有道理阻拦的。左良玉就是这么想的,当然,抢掠民间会在更大程度上制造潜在的敌人,但那是地方官的事情,就不是作为军方高级将领的自己应该直接过问的了。此正所谓“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吧。

(文章整理自网络,原作者暮林长歌,文章有改动。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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