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发“最后的吼声”:房东太太以为他发了疯

  核心提示:聂耳在创作时“完全被义勇军救亡感情激励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他后来对影片导演许幸之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并向我下逐客令……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5期,原标题为“国之歌者聂耳”

  半个多世纪以来,聂耳这个名字伴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音韵载入史册,其形象也多次活跃在影视作品里。赵丹、陈坤、文章等人都曾饰演过聂耳,他们都是不同时代形象气质俱佳的一线小生,青春洋溢、朝气蓬勃。

  聂耳,这个诞生于苦难年代的人,却做着世界上最浪漫的事。传唱至今的34首歌曲,都是聂耳在1933年到1935年间写就,可谓高产作曲家。《卖报歌》唱出儿童的苦难,《铁蹄下的歌女》唱出妇女的呻吟,《毕业歌》唱出了青年的追求——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片靡靡之音中,聂耳恰似鲁迅所期待的于无声处的惊雷,第一次用音乐“代替大众呐喊”。

  因对音符的敏锐被人称为“耳朵先生”

  聂耳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原名聂守信,字子义。守信的父亲聂鸿仪在昆明甬道街72号开了一家叫“成春堂”的药店,他就出生在药店的楼上。守信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热爱和过人的天分。10岁时,他就跟隔壁的木匠邱师傅学会了吹笛子、拉三弦,后又陆续学会了二胡、月琴等乐器,常与二哥、三哥组成“家庭小乐队”,合奏《苏武牧羊》、《木兰从军》、《昭君和番》等乐曲。

  守信只是把文艺当作兴趣爱好,他曾幻想过各种未来,却从来没想过当音乐家。中学时,他在一篇题为《我之人生观》的作文中畅想未来:先上大学,然后出外游历,最好是出国,行路读书,增长见识,学术上有所建树。最后挣几个钱,与几个谈得来的朋友,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书,弹琴,度悠闲时光。后来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守信又写了篇《我之人生观》,此时他的理想变成了学工科,研究艺术,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1930年春夏之交,即将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聂守信由于经常参加进步学生的活动,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逮捕的黑名单。7月10日,守信不得不顶替他三哥聂叙伦来到上海,在一家叫“云丰申庄”的小商号做小伙计。

  1931年3月,云丰申庄倒闭了。聂守信在报上看到了联华影业公司“明月歌舞剧社”招收学员的广告,说一旦录取每月能挣10元津贴,还管吃住。守信赶紧报了名。在考试中,他表现得很一般,连五线谱都还不认识。幸得主考人黎锦晖看出了他潜在的音乐素质,把他录取了。

  在明月歌舞剧社,由于聂守信的耳朵听音符特别敏锐,人们叫他“耳朵先生”。也有人说因为他的耳朵能上下耸动,做出许多滑稽样子,大家干脆就叫他“耳朵”。说法不一,但聂耳名字的得来总归跟耳朵有关。聂耳为此还自我幽默了一把:“他们硬要把一只耳朵送我,也好,也好,四只耳朵连成一串,不是像个炮弹吗?”从此,聂守信就正式改名聂耳。

  批评靡靡之音,被人骂“吃里扒外”

  到明月歌舞剧社后,聂耳做了一名小提琴练习生,跟着乐队首席王人艺学琴。因为聂耳在云南省师读书时,曾向附小的音乐教师张庚候学习过拉小提琴。到上海后,1930年底,聂耳因帮人租借影片拷贝得到100元酬金,他把其中一半寄给母亲,用剩余的钱买了一把旧小提琴。他拼命练习,以至于“指头会痛,无弓法,无指法”,但还是很快乐。“若如没有旁的事来烦扰,我会不吃饭,不睡觉,不分早晚地练习下去。”聂耳在日记里写道。

  王人艺离开剧社后,聂耳又拜工部局交响乐团的意籍小提琴家普杜什卡为师。经普杜什卡指导,聂耳才意识到他过去拉琴的方法都是错误的。聂耳每星期到普杜什卡家中上2小时课,学费很贵,他要省吃俭用甚至典当衣物。他坚持一天至少练琴7小时,终于当上了歌舞剧社首席小提琴手。

  1931年聂耳第一次随明月歌舞剧社登台表演,在酷热的环境下连续演了4天,每天连演3场,总共才得到 6
元钱的报酬。聂耳在日记中写道:“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是无微不至啊!”“细想一下,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赤膊露体的工人们大汗淋漓地在那高热的机械下苦作着。”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3月1日,上海失守。在十九路军英勇作战期间,聂耳和一切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活动。他只身一人冒着枪炮到战区拍摄照片,偷偷地将一艘日本大兵舰完整地拍摄下来。

  而在此期间,明月歌舞剧社仍在演奏靡靡之音,甚至有为迎合低级趣味的庸俗表演。聂耳对此非常反感,在1932年 2 月 7
日,也就是事变爆发后的第10天,他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的问题。他质问自己:“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小提琴演奏家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能够兴奋起、可以鼓动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此路不通!早些醒悟吧!”

  这年4月,聂耳认识了左翼剧作家兼诗人田汉,通过田汉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组织的各种活动。7月22日,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公开批评明月歌舞剧社及其社长黎锦晖,指出“我们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

  文章刊出后引起了很大震动,有人大骂聂耳是“吃里扒外,忘恩负义”。很快,聂耳离开明月歌舞剧社,只身奔赴北平寻求出路。这也是他的恋人袁春晖的心愿:希望他离开歌舞团去专门的音乐学院深造。

  做革命的音乐,大街上“捡来”《卖报歌》

  袁春晖是聂耳在云南省师读书时排演舞台剧认识的。当时袁春晖是东陆大学预科学生,小聂耳两岁,能歌善舞,聂耳常为她伴奏舞曲。聂耳去上海以后,两人书信来往多达200封。母亲想要为他去订这门亲事,聂耳却拒绝了。他给母亲写信:“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的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

   
在北平,聂耳深入天桥等贫民区,继续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1932年11月6日,聂耳重回上海,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当场记。在1933年初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日子里,聂耳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田汉和监誓人夏衍在联华影业公司的一个摄影棚里,为他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

   
早在写文批评黎锦晖时,聂耳就大声疾呼过:“你要向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经过北平之行,对于一年前思索的“如何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心中的答案更加清晰。1933年6月他在日记中写道:“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随后,聂耳为电影《母性之光》创作了插曲《开矿歌》,以民间劳动号子的节奏来表现劳苦大众的斗争生活,向靡靡之音开了第一炮。

   
1934年4月,聂耳加盟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任副职,他和先期进公司的任光、安娥等人以灌制畅销电影歌曲为名,出版了一大批进步歌曲唱片。这一年成了聂耳创作最丰的一年。为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创作的《码头工人》和《前进歌》、为孙瑜导演的《大路》谱写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桃李劫》中传唱至今的《毕业歌》、《新女性》中六首新女性组歌,以及《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都是这一年完成的。

   
那一年聂耳忙得团团转,连写了多年的日记都中断了,整整7个月,只在最后粗略地写了一篇总结式的文字。夏衍回忆说,聂耳筹拍《扬子江暴风雨》那段时间,常跟熟稔的朋友抱怨:忙!真忙!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话刚说完,一转身他又忙得像个陀螺。

   
创作《新女性》时,他天不亮就去纱厂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他还在街上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著名的《卖报歌》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1933年冬,某天聂耳路过上海霞飞路口,看见一个外号叫“小毛头”的小女孩正在卖报,叫卖声如歌唱一般动听。了解小毛头的身世后,聂耳决定为这个可怜的报童创作一首歌曲,于是他匆匆地去找词作家安娥。当聂耳拿着安娥作词、他谱曲的《卖报歌》唱给小毛头听时,小毛头非常高兴,但又提出,能不能把铜板买几份报写进歌词,那样就能边唱边卖了。聂耳马上回去找安娥,添上了“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1934年夏,聂耳为影片《大路》作曲时,先到上海郊区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们一起拉压路的大铁磙,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并就自己创作的《大路歌》、《开路先锋》征求意见,反复修改。今天,辞典里有关“聂耳”这一词条,在“《国歌》的作曲者”后面通常都会加上一句“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所谓作曲家的新态度,聂耳是个很好的开拓者。

    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春,聂耳写下了《梅娘曲》、《慰劳歌》、《塞外村女》、《自卫歌》四首抗日救亡歌曲,又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党组织决定让聂耳到日本暂避,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聂耳也希望借此机会出国深造。就在聂耳前往日本的前夕,他看到了挚友田汉编剧的影片《风云儿女》。这个故事1934年秋末就写好了,几个月后聂耳被捕。被捕前,他把剧本以及写好的一段歌词都交给了夏衍。聂耳得知后主动找到夏衍,当他看过田汉写好的歌词后——歌词写在一张香烟的锡箔衬纸上,据说当时田汉灵感突至,手边只找到这个——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主动请缨道:“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这首歌就是后来唱遍大江南北、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这也是聂耳人生最后的作品。

   
聂耳在创作时“完全被义勇军救亡感情激励着,创作的冲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想里涌出来,简直来不及写。”他后来对影片导演许幸之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并向我下逐客令,我只好再三向她表示对不起,最后她才息了怒。”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聂耳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初稿。

   
在谱曲时,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聂耳大胆地对歌词作了许多处理。他把原词末尾“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增加了叠句,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来煞尾,把中国人民向前挺进时的坚决、勇敢表现得更加强烈。

   
1935年4月16日,聂耳乘坐“长崎丸”号渡轮抵达日本长崎,18日到达东京。到日本后,聂耳又对《义勇军进行曲》曲谱进一步修改完善,定稿后用快件寄回国内。7月17日,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后来,聂耳的好友张天虚从东京赶来认领遗体,当场在鹄沼海滨进行火化,把骨灰带回了东京。

   
对于聂耳之死,民间一直有另外的说法,有认为他是被日本特务暗杀的,据说从水中捞起聂耳的遗体时,身上有血迹。还有人认为他是被国民党的特务杀害的,因为聂耳当时已经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黑名单了。然而这些说法至今都没有真凭实据。

   
人们在清理聂耳的遗物时,在箱子里发现了许多干枯的缅桂花。那是恋人袁春晖喜欢挂在胸前小扣子上的花,每次聂耳和她会面的时候,总要把她的缅桂花要来,夹在各种书里,随身带着。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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