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语研究专家钱乃荣:上海话里的城市文化密码

李谧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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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11月17日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经历了晚清、民国、共和国三大历史阶段,上海逐渐出落成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语言是一座城市的个性体现,与城市的发展相生相伴。上海话的变迁中承载着城市的时代回音、文化血脉,以及不可割舍的历史记忆。

在上海开埠170周年之际,《解放周末》独家专访著名语言专家钱乃荣,从上海话的发展变化中解读上海的城市性格和其特有的文化基因。

170年前的“上海话”,和今天所谓的 “本地话”、“老上海话”没多大区别

解放周末:170年的光阴,彻底改变了上海的模样,使它从一座仅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县城发展到如今拥有两千多万常住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这种变化对于上海话的发展有什么影响?170年前的上海话又是什么样的呢?

钱乃荣:上海刚开埠时的上海话实际上和20世纪80年代的淞南、江湾、封浜、梅陇、龙华、浦东等上海郊区的上海话差不多,也就是和所谓的“本地话”、“老上海话”没多大区别。

据1852年的统计,上海的人口只有54万多,还是一座江南普通小县城,那时县城里的话和乡下的话差别不大。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证据来证明。比如当时有位很有名的英国传教士叫艾约瑟,他在上海写了很多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1853年写成的 《上海方言口语语法》。这本书的质量非常高,他简直就是一位语言学家,完整准确地记录了当时的上海话语音。他记的东西,后来我们翻出来,和农村里的上海人说的“老上海话”几乎是一样的。

解放周末:这个外国人是怎么记录的呢?

钱乃荣:他全凭耳朵听,对着当时上海县城里的上海人,一字一句地记录。当时他是用英文字母记的音,我们后来把他记的英文字母翻成了国际音标,就知道了当时上海话的读音。那个时候不少传教士都在做这个工作,主要是为了布道方便,他们都很认真,很虔诚。从1847年到上世纪中叶这100多年间,英、法、美的一些传教士为我们留下了连续不间断的对上海话的记录和研究,这就让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上海话快速而有序的变化过程。

解放周末:您所说的“快速的变化过程”,是不是因为开埠以后外国人和外地人大量涌入上海而引发的?

钱乃荣:对。上海开埠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移民大潮。

首先来到上海的是苏浙人,特别是苏浙地区的文人,因为当时上海报业兴盛,文人可以靠为报刊撰稿维生。这些文人大多是苏州地区来的人,因为明清以后苏州成为中国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之一。他们的到来,也给上海带来了当地文化,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上海南市地区有上百家茶馆,里面都能听到苏州评弹。

紧接着,做生意的人来了。第一批外地移民大量迁入上海是在太平天国时期。那个时候太平军打到苏州、徽州,于是那些地区的富人、商人都逃到了上海的租界,变华洋分居为华洋杂居。上海人口迅速膨胀,很快就成为商业发达的移民都市。

解放周末:据统计,1885年的时候,上海的移民数量就占到了总人口的85%左右。很明显,语言的使用主体发生了改变,那么这个时期的上海话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钱乃荣:随着大量外籍、外地人口迁入上海,上海方言一时变得无序起来。词汇使用方面的兼用、借用和杂交最为常见,就拿我们比较常用的副词“一共”为例:在当时,上海话里就集中了“一共”、“一总”、“总共”、“共总”、“统共”、“拢共”、“一共拢总”、“一齐拢总”、“一齐拉起”、“一起辣海”、“一塌括子”、“亨八冷打”、“搁落三姆”等好多种同义说法。

解放周末:一个词有十多种说法,听起来够乱的,最后是怎么统一的呢?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定,还是自下而上的约定俗成?

钱乃荣:语言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主要的统一方式还是日常生活中用得较多的词汇,也就是所谓的 “公约数词语”,会较快胜出。比如,当时说“东面”这个词,有上海话的“东半爿、东面”、苏州话的“东首、东面”、宁波话的“东半边、东面”等说法,结果“东面”说的人多,最后就成了约定俗成的说法。还有那些和书面语比较接近的词也较占优势,比如上海话里的“难为情”这个词,苏州人、宁波人也这么说,报刊上也这样用,这个词使用得广泛,就占优势,于是人们慢慢放弃了“坍貸”的讲法,而且后来“难为情”还传入了普通话。

上海话的变迁还充分展现了语言的包容,一些外来词甚至替代了本土最基础的词汇。比如“阿拉”这个词,就是从宁波方言中借来的,取代了本地话“我伲”。现在很多外地人一提到上海,都会很自然地说出“阿拉”这个词。

解放周末:上海话受到外来语言的很大影响;但为什么最终没有变成宁波话、广东话等其他方言呢?

钱乃荣:因为开埠后,上海城区渐渐成为商业中心、文化中心,权威性比较高,迁入上海的移民共同认同的是发达地域的上海话。同时,由于移民是陆陆续续分散地从各地来的,不像南宋初年杭州的人口是从开封一地一次性地涌入,引起了一种语言的覆盖。上海的移民来自五湖四海,互相抵消,没有一种方言能够较大程度地影响或取代上海话;但也正是通过多种方言互相作用,外地移民和本地人一起共同翻新了“上海话”。

另外,在当时上海的弄堂里,往往既住着苏州人,又住着宁波人、山东人,也有上海本地人。每家都是以独立、自管自的身份存在着的,那么就需要一个维系的东西,而上海话就是维系整个社会来自各个地方的人的一条纽带。

本地人和移民一起,见一样新鲜事物,就造一个新词

解放周末:您说过,在我国的方言发展史上,上海话的高速变迁是个奇迹。为什么这么说?上海话的发展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

钱乃荣:如果现在让上海市中心的一些年轻人,到说着老上海方言的乡下去听老年妇女们说话,他们往往听不懂。那是因为经过170年来的发展,上海话无论在语音还是语汇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上海话的韵母从1853年的63个合并成现今新派语音的32个,上海话的声调也从8个合并成5个,减少将近一半。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上海话已经发展成为吴语区语音最为简化的语言,并一跃而成为我国三大方言(北京话、广州话、上海话)之一。其变化速度之快,是我国近代方言史上绝无仅有的。

解放周末:上海话的高速变迁背后是不是城市的快速变化?

钱乃荣:的确如此。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话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在这段时间里,上海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市民思想也十分活跃。当时有个上海话顺口溜说得很形象:“乡下姑娘要学上海样,学死学煞学勿像,学来稍微有点像,上海又调新花样。”

从西方传来的大量新事物、新观念使上海话不断接受着“洗礼”。本地人和移民一起,见一样新鲜事物,就造一个新词。比如从“黄包车”开始,一直到“电车”、“无轨电车”、“汽车”、“公共汽车”、“卡车”、“火车”、“棚车”、“吉普卡”、“摩托卡”、“自备车”、“差头”、“三轮车”等,这些有关车子的名称,几乎都是上海人用上海话造出来的。在上海的都市化进程中,像“马路”、“洋房”、“自来水”、“自来火”、“电灯泡”、“书局”、“报馆”、“影戏院”、“公司”、“商会”、“同乡会”、“孤儿院”、“橡皮筋”、“粉笔”、“笔记簿”、“口琴”、“操场”、“雪花膏”、“花露水”、“水果糖”等新名词,纺织业、出版业、银行、股市中的几乎整套词语,都是先从上海话中涌现并传播开来的。

解放周末:这种语言的创造是不是也是由上海的城市性格决定的?

钱乃荣:上海这座移民城市拥有一种敢闯敢拼敢试的劲头,敢于开风气之先,这在语言上体现得很明显。像很多外来语,最初都是由上海话引进的。在各地语言中,上海话是引进英语词语最多的。比如“沙发”、“色拉”、“啤酒”、“白兰地”、“开司米”、“麦克风”、“水门汀”、“热水汀”、“凡士林”、“台头”、“马赛克”、“老虎窗”等,都是先从上海话中产生,再大量引入进普通话的。

解放周末:上海人的性格是不是也能在上海话的发展中体现出来?

钱乃荣:当然。首先是上海人的精明。到上世纪一二十年代,上海的商业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由于人们的商务活动频繁,加上上海人思维活跃,使得很多原来在商业范围里使用的词语扩散到百姓的生活领域,成为大众生活中的常用语。比如“卖相”这个词,就是由商品的外表引申到人的外貌;人情通融,上海人叫“买面子”;故意给人好处,叫“卖人情”;承认对方的长处并表示服从,叫“买账”;责怪对方听不清话,叫“耳朵打八折”;而那些不入眼、不像话的行为,则被斥责为“勿是生意经”。

其次是上海人的开放和包容。上海人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表现出一种从容平和、兼容并包的态度,这也能从上海的语言发展中反映出来。除了对西方外来语慷慨地吸收、融和外,上海话还从来到上海的移民中吸收了很多有特色的词语,比如苏州话的“圃。ㄏ丛瑁”、“吃家生(被揍)”、“跌跟跺(摔跤)”、“一只顶(最棒的)”,宁波话的“阿拉(我们)”、“高头(上面)”、“窗门(窗)”、“碗盏(碗)”,杭州话的“木老老(很多)”,苏北话的“乖乖弄底冬(不得了)”等,从中可见上海人身上宽容的人格特征和文化心态。

解放周末:以前都说上海人比较排外,其实从语言文化的角度来看,上海人不但不排外,还乐于吸纳。

钱乃荣:吸纳的同时,还在不断创新。在上海多元化的社会里,各阶层、各种职业的市民都参与了新词语的创造,大量生动的市井流行语、习惯用语,如“牵头皮(数落别人的旧过失)”、“收骨头(对人管束不得松垮)”、“出风头(炫耀自己)”、“戳壁脚(背后挑拨,说人坏话)”、“照牌头(按理)”、“打回票(退回)”、“讲斤头(谈条件)”到“触霉头(倒霉)”等等,在市民们的口头产生并迅速传播开来。这些造词、用词都呈现出不拘一格的海派创新特点。

现在很多上海小囡不讲上海话,这就是语言发展不顺其自然的结果

解放周末:之前您讲的都是上海话的快速变化,上海话发展到什么时候相对稳定下来了?

钱乃荣:上世纪50年代,由于上海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外来人口的涌入,这使上海话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期。到了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上海话重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当时,自由市场开放了,商品经济渐渐活跃,上海人又发明了“一张分(一百元)”、“打桩模子(指无许可证设摊做生意的人)”等鲜活的语言。再后来,随着股票市场的出现,跟着出现了很多新词,比如“套牢”等。“套牢”一词后来还被吸收进了普通话,除了“股票套牢”外,还可引申为“我的感情被套牢了”、“被孩子套牢了”,说起来又形象又生动。

解放周末:我们发现,现在不少上海人都不再说上海话了,有人说上海话正在走向衰落,您认同吗?

钱乃荣:我听到一种说法,说因为改革开放后上海涌入了大量外来人口,街上说的都不是上海话,上海话就衰落了。这是一种误会。历史就可以证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外来移民来到上海最多的时候,恰恰是上海话发展得最强盛、最活跃的时候。也有人说,现在社交场合中普通话说得比较多,造成了上海话的式微。这也是一种误读。其实,使用频率对上海话的传承影响不是很大。一个人从小学会了上海话后,只要他有交际的场合,他的上海话就不会有多少退化。比如从小去旧金山、台北的上海人,50年后回到上海还是一口上海话。

解放周末:但是现在很多小朋友已经不会讲上海话了,这会不会损害上海话的发展?

钱乃荣:目前是有两派在争论,一派要保护上海话,一派则希望顺其自然。我主张顺其自然。很多时候,正是因为语言使用得不顺其自然,才会走向衰落。

你提到很多小朋友不讲上海话,这就是语言发展不顺其自然的结果。从1992年开始,上海所有的中小学都硬性规定下课不准讲上海话,有的学校还把下课说上海话跟学生的品行学分挂钩,跟老师的评优挂钩,跟班级得不得红旗挂钩。就这样,不少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只说普通话而把母语丢了,这是造成上海话在上世纪90年代后衰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的90后上海人不少不会讲上海话,比方在大学寝室里,4个同学都是上海人也都说普通话。照这样下去,他们的下一代在家里就听不到父母说上海话了,上海话就会出现断层。这不是危言耸听,根据世界语言的普遍规律,一个民族如果20岁以下的年轻人都不说它自己的语言,那么这种语言就会发生断层乃至消亡。

如果所有的语言都变成一样的,文化简化了,人的头脑也跟着简化了

解放周末:您预测上海话的未来会怎样?上海话有一天会消亡吗?

钱乃荣:上海话还没到消亡的地步,目前上海仍有1000多万人在讲上海话,而且,表面上看起来成年人说上海话的机会少了;但是平时、在家里时,上海人互相碰到还是会讲上海话。

不过,90后那一代已经错过了学上海话的良机,千万别让00后的孩子再错过。现在,有些学校教孩子们唱上海话童谣,排练有关上海话的节目;但这并不等于教孩子们说上海话,就像有些会唱粤语歌的非广东籍人士并不会说广东话一样。语言的习得要从小在语言环境中互相交际,也就是说,要把上海话传承下去,关键的一点,是要鼓励孩子们在学校里下课说说上海话。归根到底,语言是一种交际工具,必须要同龄的孩子之间经常互相自然交际,才能学会,光是在家里跟着长辈学上海话,往往是学不会的。

解放周末:传承上海话有什么意义?

钱乃荣:语言不仅是交流思想、表达感情的工具,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而且又是其他一些文化的载体。语言与人的思维联系最密切,国外最新的研究证明:一种语言,构成了一个地域的人的独特思维,它会自然落实到人的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有的设计制造出来的产品也会因此而有差异。作为上海本土文化的根基,上海地域的语言文化是上海一方水土的独特创造,是上海人民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一种贡献。传承上海话,就是传承上海的文化基因。

语言本来就应该是多元的,多元才有融合和创新。过去上海就是一个语言多元、文化多元的城市,才形成了不断流动的有强盛生命力的海派文化。反过来说,如果所有的语言都变成一样的,文化简化了,人的头脑也跟着简化了,也就没有不同的思维碰撞来进行创造了。上海话的发展历史,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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