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精 从文物里回望明代苏州



 

朱小松款雕竹松鼠盒

 

 

金花银银锭

 

 

正德款青花五龙盘

 

 

“毛氏汲古阁藏”款抄手砚

 

 

梵文簪

 

历史因时光久远而模糊不清,因史料浩繁而枯燥琐碎,文物就成了历史最生动的见证。文物背后的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历史规律,而带有鲜活的细节和丰富的情感和生活细节。

苏州博物馆[微博]正在举办的《回望大明走近万历朝》,共借展首都博物馆[微博]馆藏的金银器、玉器、瓷器和文房用品等108件(组),其中那些与苏州有关的文物,以一个个历史的断面,让我们得以窥见明代苏州的社会生态和生活细节。

元宝里的“经济特区”

展厅入口处,有一批银锭和元宝,因为时代久远而颜色灰暗,有些地方还因氧化腐蚀而残缺,其中三个大元宝出自万历皇帝外祖父李伟的夫妻合葬墓,每个重约1.8公斤,银锭上的文字表明,这是苏州府吴江县解送的金花银。

在万历时期,金花银是皇室的财产,专指各地赋税折成银两后,不入国库而进入皇帝内府的那部分。赋税不交实物而折成银两交纳是中国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而这一改革正是在宣德年间,由巡抚周忱和知府况钟在苏州率先推行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被视作“苏州经验”的深化和推广。

据苏博研究明清史的李喆博士介绍,在赋税改革之前,苏州以全国3%的人口承担了11%的米粮赋税,每年担负税粮多达270万石。据统计,苏州一府7县的税额超过了浙江66县。更为麻烦的是,当时征收赋税主要是实物,农民交纳的粮食需要自己运输到北京和南京等地,远的往返一次需要半年以上,严重影响生产,因此农民大量逃亡,土地严重抛荒,社会矛盾激化,民众生活窘迫,城东一度残破得“荒落不可居”。到况钟上任时,苏州已拖欠税粮760万石。周忱和况钟除了奏报朝廷,每年为苏州减免赋税70万石,还推行了不交实物,而以“金花银”或绢、布交税的改革,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那么,该交纳的粮食又如何运输呢?况钟想了一个办法,当时江南各地驻军均到淮安领军粮,去时空船而去,况钟便雇佣军船,将苏州的粮食转运到淮阴,使苏州人免去运输之苦。

根据史料,周、况改革时4石米折一两银子,而到了200年后的万历二十年,1石米要卖1.4两银子。换算下来,展览的元宝在改革初期值192石米,而到万历二十年还买不到35石米,贬值了5倍多。为什么银价下跌如此厉害?主要原因是贸易顺差使得国外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隆庆、万历年间,世界白银生产达到高潮,西方殖民者携带美洲的白银购买中国的茶、丝和瓷,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市场。据统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流入中国的白银约为1.9亿两至2.7亿两之间,这为明代商品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使中国社会迅速地富庶起来。

巧匠见证姑苏繁华

松树虬枝老干,松针繁藏,三只松鼠上蹿下跳,神态活泼,充满生机,这是明代朱小松款竹雕盒上的生动画面。

朱小松是苏州府嘉定县(今上海松江)人,和父亲朱松邻、儿子朱三松并称嘉定派竹雕的“朱氏三松”。朱小松嗜酒,往往喝醉了才动刀雕刻,而且从不改变作品的风格迎合市场,一件作品要一两年才能完成,非常难得。晚年中风后,有朋友劝他戒酒,他洒脱地说,“去本无妨留亦得,何人不是远行人”,这份潇洒豁达很有名士派头。

明代苏州手艺人的的素养普遍较高,这与苏州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有关,文人那种悠游自适、讲究韵致生活的风尚,提升了工艺美术的品位,文人和匠人的结合,成就了“苏作”的盛名。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良工汇集京师,工巧还推苏郡”,可见苏州工艺的地位。而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列举了一批苏州工艺名家:“ 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直到今天,苏州的工艺美术仍然领先全国。

名家作品价值不菲。据记载苏州折扇制作名家沈少楼、柳玉台的扇子一柄能卖到三四两银子,若非经济繁荣,很难集聚如此多的名家大师。“苏作”的艺术品位,实则受士人的引领和市场的支撑,在能工巧匠的身后是一个富庶的苏州。文学家袁宏道曾于万历年间在吴县做县令,他给我们留下了生动的社会生态:“歌楼少醉十日,舞女一破千钱”说的是纵情声色;“百千一注不洗手,赢来赌取少娃眠”说的是豪赌纵欲;“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说的是苏州人节庆游玩的盛况;“茶烹无色水,香炼不燃烟”等大量诗句记载了他和文人雅士们品茗对弈,吟诗作画,契阔谈宴的雅致生活;“海错之珍异,百巧之川凑”,说的正是奇珍异宝、能工巧匠云集的繁华景象。

苏州的消费主义盛行,只是全国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全社会的价值取向都从勤俭、质朴转向享乐、浮华,一方面传统道德规范在瓦解,另一方面人性也得到解放,思想与文化极度活跃。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不可分,万历皇帝长达30年不上朝,带来了政治腐败、王朝没落的恶果,因此史家认为明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但这也意味着对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形成了宽松的社会环境,社会生活既有拜金、纵欲的世俗化倾向,也透露出追求个性、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

文玩折射士人雅趣

明代苏州人文鼎盛,展览特意将文人雅趣作为一个重要板块。展品中,有一块长方形的青石抄手砚,材质并不名贵,式样质朴无华,却因名家的典藏和题刻被赋予了文化的内涵。

砚身右侧刻有“毛氏汲古阁藏”六字,苏博的古文献专家李军告诉记者,这表明它曾是明代苏州虞山(今常熟)藏书家毛晋的案头清玩。毛晋藏书8.4万册,曾贴出告示,以每页200钱的价格求购宋版书。他还是历代贡献最大的私人刻书家,一生校刻《十三经》、《十七史》等600余种古籍,宋版《说文解字》正是因其翻刻才重见天日,为清代朴学兴盛奠定了基础。这方砚台,想必曾在毛晋手边,陪伴着他青灯古卷校勘历代文字。到了清代,此砚被满族书法家、诗人铁保收藏,清代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在砚盖题写了“唐官研”,增添了一段收藏佳话。

宋元以降,苏州是中国文化中心之一。对文人来说,书房不仅是读书之处,也是怡情养性之所,陈设器物或追摹古人,或追求精致雅丽,不落俗套。展览中的书房用品还有雕漆狼毫笔、山水竹刻笔筒、镂空桃树铜笔架、仲尼式古琴、双兽钮寿山印章、犀角花杯等文物,样样工巧,巧夺天工。当时文人以收藏古物、字画为时尚,接待客人时常拿出收藏,相与鉴赏。流风所至,赏古图成为明代绘画的一种题材,文人们在园林中架起屏风,排开几案,罗列青铜器、古籍字画,共同欣赏评点,身旁有侍女奉茶,远处有童子煮水拭秤,风雅闲适,其乐融融。

在苏州博物馆的馆藏中,文房雅玩是强项。据统计,明代的文玩共有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字画、花插以及香茶纸墨等共45种之多,文人对其追捧,更多是在诉求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一种古雅的生活态度,一种闲隐的生活追求。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言:“文房器具,非玩物也。古人云:笔砚精良,人生一乐。”可以想像,那是怎样的一种燕闲清赏之态。

 

作者: 王宏伟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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