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顶 加精 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毛猴”传承艺人孙怀忠自传












我叫孙怀忠,河南新乡人,今年51岁,一个半路出家的民间艺人,简单说就是做毛猴的。师傅说:艺人都有艺名,你属猴又做猴,干脆就叫猴又猴吧!我明白师傅的意思,就是希望我能出类拔萃。我没有辜负师傅,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的作品连续在第三届、第四届民博会上引发轰动,专家们给予了高度评价,也引起了首都各类媒体、央视以及奥组委的极大关注,连文化部的领导都惊动了。








一个外地人,做北京毛猴,而且还做得那么引人入胜。有人震撼,有人纳闷,也有人心里有点不平衡。








是啊,毛猴是老北京的玩意。关于毛猴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晚清时期,在老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的“南庆仁堂”中药铺,小伙计跟账房先生斗气,发明了毛猴。因为毛猴是用中药材做的,老板顿悟生财之道卖起了猴料。于是,孩子们做毛猴,艺人们做毛猴,八旗子弟闲着没事儿也做毛猴。有文化的旗人还把毛猴做得花样繁多,并逐渐演绎成了蝉塑艺术,成了老北京独特的风情文化。随着旗人的没落,年头久了,会做毛猴的人越来越少,能把毛猴做得活灵活现的更是凤毛麟角了。八十年代,北京的曹仪简老师凭着小时候的记忆和对毛猴的一往情深,重新把毛猴翻腾了出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老舍夫人特为毛猴题诗:“半寸猢狲献京都,惟妙惟肖绘习俗。白描细微创新意,二味饮片胜玑珠”。但曹老是位十分严谨的学者,尽管毛猴后继无人,他仍坚持不滥收徒弟。近几年,北京的街头上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毛猴,但用六小龄童的话讲:现在的毛猴已经面目全非了。








传说毕竟是传说。其实,清代毛猴的创始人叫叶芸亭,北京旗人。我和毛猴能有千里情缘,是洛阳有位叫叶孝贤的老先生,也就是叶芸亭的第四代传人,支援内地建设时把祖传的毛猴绝技带到了河南。原河南省群艺馆副馆长,著名民俗专家倪宝诚老先生曾在一书中介绍过叶老师的毛猴,也使我第一次知道了毛猴。但当时,仅仅是喜欢而已。2004年央视《留住手艺》栏目谈及毛猴后继乏人,我看节目看得很上心,特别是我听说冯冀才为抢救民间文化连书都不写了,我便萌生了学做毛猴的念头。








我是下岗工人,当时非典刚过,也正赋闲在家,说干就干。我从野外找来蝉蜕(俗称“知了”的幼虫脱下的壳),从药店买来“辛荑”(即玉兰花干燥后的花蕾)试着做起毛猴。做毛猴容易做好难,再说那时候也没见过真正的毛猴。初做的毛猴站都站不起来,的确有点小儿科。但在当时的新乡却是件稀罕事,一个送报纸的把我做毛猴的事捅到了报社,《濒临失传的北京毛猴再现新乡》见报后,其他媒体(包括省里的)也都跟风连篇报道,市民协主席也跑到我家里去看,我又一次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说又一次,是因为我九十年代曾组织过自行车万里远征活动,也算风光过。可这次我老婆说啥不干了。因为远征活动不管怎样花钱我是有工资的,如今却不同了。我是下岗之人,又因为非典在家赋闲一年多了,用她的话说:“一个大男人,一分钱不挣还糟蹋钱。”当时的家境也确实紧巴,初做的毛猴又换不来钱,老婆的退休金仅够女儿在大学的生活费,我们俩口的生计就靠老婆给人家连看大门带掏垃圾每月370元的收入来维持。好在厂里垮台之前,我把内部股票给卖了,刚好凑足女儿上大学的学费。要命的是那年我大哥也偏患上了胰腺癌,急需亲友帮着筹措医疗费。当我和女儿商量,为了救你大爷的命,不行咱退学吧?女儿的怨气怒火终于爆发了,哇的一声嚎啕大哭,哭得很伤心。05年春节,我们家没买一两肉,女儿也没回家,听说去当临时促销员了,她给别人说:喜欢事业上的爸爸,不喜欢家里的爹。娘俩跟我生气,也还另有原因。我虽是下岗之人,但我有远征的经历垫底,我做保险做得很优秀,我干旅游干的很出色,我当副总当得很称职,我帮电视栏目跑广告也跑得很有成效。这年头,一个懂营销会策划还能玩笔杆又有知名度的人才,你说哪家企业不愿高薪争聘呢?我却偏偏迷上了前途渺茫的小毛猴,即便做得再好,也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在家人的眼里,我是不务正业;在外人眼里,我是玩物丧志。















有人说我是新乡的阿甘,我说我就是痴者所为。我把远征时的傻劲又用在了做毛猴上。我一不怕吃苦,二不怕吃亏,三不怕吃话头。一分钱不是能难倒英雄汉吗?我捡十个易拉罐能买一把辛荑,我捡三十个饮料瓶够买一桶胶,没钱买做道具的材料我就用雪糕棍来代替。一位邻居见我捡雪糕棍,讥笑着说:“呦,就这也要成个什么家哩?”家不家的我不管,我就是要把我的小毛猴做到家。做毛猴选料很重要,为了多找些蝉壳,大热的天,我一跑就是百十里,而且常常是饿着肚子,想吃个馒头也成了奢望。饿极了抓住啥能吃的都吃,实在找不到吃的时候就拼命喝水。有天在地里,我想借干活农民的水桶到机井里打水喝,人家说那井不常用,水是死水不能喝,我实在是顾不了那么多了,打上水就着桶便咕咚开了,一块腥臭的东西堵在了嗓子眼,咳出来一看,恶心死了,原来是只死蝌蚪。是老天保佑,还是运动量太大,那段时间还真没闹过病。人在难处也没那么多地讲究,别人给的旧衣服也穿,别人给的剩饭也吃,硬是把艰难的日子给挺过来了。








有人说我是怪人怪才。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但一个人不能没有文化。我没有破万卷书,但我行了万里路。三年的远征成了我的社会大学,我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不耻下问,我拿着作品到河南师范大学艺术系去讨教,进门半天也没人搭理我。我就站那傻等。快下班了,有位年长的老师可能过意不去了,就对一位年轻的教师说,你就给他讲讲吧。年轻教师心不在焉地瞅了我一眼,说“你那算啥毛猴呀,猴腿都趴着,就这媒体还吹哩,啥水平。”是啊,我做的毛猴咋就站不起来呢?夜深了我还在做着反复的试验。人的意志再坚强也抵不住身躯的脆弱,犯困中我把猴腿都给粘反了,没想第二天我一看,乐了,反粘的猴腿竟都是站姿的猴腿,这就叫歪打正着吧。新的突破给我带来了新的动力。在做毛猴的过程中,我也在思考着几个问题: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会濒临失传?怎么能让年轻人喜欢毛猴?如何才能把毛猴传承下去?我开始试着把相声呀、小品呀、漫画呀一些流行的现代文化元素往毛猴身上嫁接。为了让我的毛猴更有些文化,我请来了上学时的班主任老师,不料,老师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弄这干啥,没有价值。”没说上几句话老师便要走人,可能是看我处境太难了,他坚持要给我留点钱,我却坚持没要。一是怕老师误以为我是在向他求助,二是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送老师出门时,我仍不甘心地冒了一句:“我要是用毛猴编故事呢?”这回老师倒是转了弯,“那你就试试吧,要编就编社会热点”。这一编不要紧,人生经历和感悟成了我毛猴创作的源泉,用打油诗串着的一百二十集《毛猴说事》问世了。








新上任的电视台台长不了解我的情况,便问主持人:“孙怀忠是干啥的,这么多媒体为他宣传。”主持人告诉他:“孙大哥的人缘可好了。”是,我这辈子恐怕最大的财富也就是我的人缘了,在我的关系圈里,我的代名词就是实在人。朋友多了路好走,新乡大中原影楼的老板王岩和倪老师认识,由她引荐我踏进一个大专家的家门槛。其实倪老师是个挺和善的老头,一点专家的普也不摆,他的家里堆满了各种民间艺术品,甚至有点乱。倪老拿着我的作品端详了老半天,说话也挺直:“你的做工很糙,你的创意很好,叶老岁数大了,做不了毛猴了,咱河南连叶老带你也不过俩仨做毛猴的,好好干,我会全力帮助你的。”倪老师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每次我去,他都兴致勃勃地和我研究毛猴的创作,还把珍藏的叶老作品拿出来让我参考。后来,我认识了做面人的小刘也带着他去,老人从没烦过。尽管去郑州拜访老师我都是搭顺风车,下了车不管多远也舍不得花一元钱去乘公交,面对七十多岁的恩师,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有次,我狠着手给老师掂了一件奶,没想却惹得老师不高兴。话还是那么直:“让我高兴,就多创作些好作品。”有时唠起家常,老人感慨也很多,他也是从最基层做起的,也曾从逆境中走过,文革时期为养家糊口还拉过平板车……退休后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写书。从倪老那里,我不仅学了很多做毛猴的知识,关键我还明白了做艺人要有德性、悟性和耐性。








有了名师指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的创作灵感不时地像火山一样喷发着,我不仅用毛猴编故事,我还用毛猴讲段子,甚至还尝试用毛猴写小说。姜昆看了我的作品发笑,刘震云看了我的作品叫好,当然这是后话了。当我再次拿着作品去见老师时,倪老激动地喊老伴:“快来看呀,怀忠做的毛猴超过老头们了。”然而在新乡任教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约翰.鲁德在看了我的作品后,除了夸赞也说了一番令人深思的话:“你们中国的文学故事都变成了日本和韩国拥有知识产权的动漫,你为什么不朝这方面发展呢?”是呀,把毛猴做成动漫,让传统的文化和高科技结合起来才叫创新,保持民族性,符合时代性才算传承。正当我的毛猴梦越做越大时,困惑也接踵而来。别说作动漫我拿不起钱,我作品的包装也是个问题,量少人家不给做,量大我又没有钱。有次市领导看了我的毛猴就问“为啥叫北京毛猴?”我说:“毛猴起源于北京所以叫北京毛猴。”可是有人趁机拍马屁,非逼着我将北京毛猴改称新乡毛猴。我也很倔,北京毛猴就是北京毛猴,历史是不能篡改的,加之我也没钱入会,以后市民协组织的活动便和我无缘了。尽管市领导惦记着我的毛猴,可毕竟是县官不如现管,倪老得知情况后说:“他们不让咱参加市里的活动,咱参加省里的活动。”倪老的一个电话,我和做面人的小刘都加入了省民协并被推荐参加0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民间工艺的博览会。拿到邀请函,钱又成了发愁事,我到市文联央告,一位领导很干脆:“你又不是我们的会员。”我到市工会,一位领导更现实:“那都是艺术家的事,你穷的连饭都吃不起,耍啥清高哩?”我拿着毛猴去拉赞助,我可是拉赞的高手,没想作品快送光了,一分钱的赞助也没到位。眼瞅着会期一天天临近,连倪老也没了招,我们师徒同时在电话里哽咽……一位演员有一句台词很经典:“做人难,做艺人更难!”其实做民间艺人最难!万般无奈,我再次求助媒体,媒体也义不容辞从市里到省里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加入了呼吁的行列。是舆论的威力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并不缺少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首先是一位军人为我们交了展位费,接着河南省融汇拍卖行的老板王桂英慷慨解囊,捐出一万元资助我们北京之行。原意捐款资助我们的人还有很多,但我知道,善款是不能随便花的。在王桂英老板捐款后,我们又将那位军人的捐款如数退还了,因为他的家庭并不富裕,那位军人又利用休假陪我们到北京参展,这在新乡已传为佳话。


















在北京,我做的毛猴成了香饽饽,专家们说好,观众们叫绝,年轻人更是喜欢,连老外也看傻了眼。我的作品荣获了民博会银奖,省里还发了嘉奖令。在别人看来,我算是熬出了头,我要发了。确实当我载誉归乡时,许多商人找上了门,有的要买断总经销权,有的要投资合作生产,可偏偏我的倔劲又上来了,当艺人不当匠人,就是市旅游局领导的面子也没顾及,因为我深知低端开发的恶果:流水线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但流水线是生产不出艺术品的。我很需要钱,但我不能为了钱去干蠢事。








在民博会上,故宫的人曾问过我愿不愿意到故宫发展,可当我再度来到北京时,却遇上了故宫经营上的调整,连星巴克都出了宫,我就更没戏了。和我同来的老伴一失望回了新乡,只剩我一人流落到北京的街头,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来时朋友资助的一千元钱很快就要花完了,我只好拿着我的作品《练摊儿》去练摊,切实体验了一把“城管来了不让卖”的滋味,即便有时能偷卖点,撂地摊再好的东西也就不是东西了。端午节,我站在什刹海的边上,那种北漂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加上无助的焦躁心情和些许报国无门的怨愤,几样低落的思绪缠搅在一起,我真想去找屈原……可回头想想,我这样走了也太对不起恩师和那些曾经无私帮助过我的人了,至死不能磨灭的梦想也让我刹住了死的念头。北京毕竟是北京,是伸手可以摸着天的地方,许多名艺人不都是从北漂一族中挣脱出来的么,我这点挫折又算得什么,重新振作的我想在包里找点吃的,无意中翻出了一张名片,眼睛突然一亮,杜康民,北京的老艺人,我们是在庙会上相识的,当时谈得还挺投机,不妨找他试试?!找到杜老师,他挺热情,骑着电动车带着我满世界地想办法,眼看就到中午了,我反复催杜老师快回家吃饭吧,杜老师一直也不作声,只管让我跟着走,穿过胡同,在一家小饭馆前停了下来,我心想坏了,按理说我该请杜老师吃饭,人家是来为我帮忙的呀,可我身上仅剩三块钱了,这叫我咋办?杜老师早知道了我的心思:“今儿我请客,啤酒小菜炸酱面。”京腔京味说的很幽默。那顿饭不算丰盛,带着感恩,我吃的很香,再说我也好几天没吃上饱饭了。饭后,我们在秦利真民间艺术博物馆见到了杨馆长,是杜老师有面子,也是杨馆长热情,人家收了我几件作品,尽管钱不多,还是接济了我,又激活了我在北京的希望,为了多了解老北京的风土人情,每天四个烧饼一瓶水,我不停地在胡同里穿梭。








后来,经杜老师引荐,我又到了北京瀚艺德文化公司,总算在北京有了落脚之地,公司的郑总是个很不错的文化人,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宽松的创作平台。瀚艺德所在的华文名士饭店的赵总也是个热心肠,因为饭店是文化部的,他还把我的情况反映给了胡珍副部长(也是中国文联副主席)。我能再次参加第四届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全得益于他们的鼎力相助。在会上,我又火了一把,北京电视台报道了,央视二套报道了,央视七套来了,北京电台来了,中国艺术报来了,一些热血的大学生志愿者来了。胡主席还专程到会上看望了我。人怕出名,在后来的文博会上,许多做动漫的公司都盯上了我的毛猴,连扑克商都动了心。



我是靠善款和众人的帮助才走到今天的。面对光环,我心依旧。因为我知道一个艺人的创作巅峰期是很短暂的,圆梦重要,挣钱重要,得奖重要,但像倪老那样多为后人留下点东西更重要。现在又有人劝我装北京人,我不装,新乡人就是新乡人,只要能把毛猴传下去就行了。为了绝活不绝迹,我最近很忙,一边是跟央视七套合作拍摄毛猴制作教学片教大家作毛猴;一边是和全聚德后海店联袂推出“吃烤鸭,送毛猴”活动。保护非遗单靠政府和几个艺人不行,那得唤起全民族的保护意识。或许又有人说我傻劲上来了,傻就傻吧,为了拯救民间文化,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一个民间艺人的故事讲不出精彩,可一个民间艺人的生活却浸透着苦辣酸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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