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竹刻

    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气节”、“隐逸”、“君子”等文化内涵,因而得到特别的青睐。竹刻能够发展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专门艺术,有着以上深刻的人文原因。由于竹材易裂,难以久存,故明以前的竹器传世者甚为罕见。明清两朝,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竹刻的种类、数量激增。更由于文人士大夫及书画家的提携与参与,竹刻的艺术品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涌现出一大批身怀绝技的竹刻名家。

    明清竹刻艺术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明中后期、清前期、清中后期三个阶段。嘉定朱氏和金陵濮仲谦是明代竹刻艺术的杰出代表,被后人称作开宗立派的人物。朱鹤(松邻)、朱缨(小松)、朱稚征(三松)一门三代相传,开创了有明以来刻竹与绘画相结合的先河,刀法工致、题材广泛,对后世竹木雕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竹刻史上最大的流派——嘉定派。自朱氏三世之后,嘉定学竹刻者日众,并以之为专业,竹刻甚而成为嘉定一地的特产。濮澄(仲谦)所作以简古著称,治器不喜精雕细琢,只就竹材的天然形态略加刮磨而成器,与嘉定派多层次深刻的作风大异其趣。

    明清时代的竹刻艺术,最为兴盛的是在明中期以后,至清乾、嘉时期(公元1522——1820年),在此时期,具有文人气质的竹刻艺术家不断出现,由于他们修养极高,又能诗善画,这种主观因素,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中很少有匠气,艺术品味极高,也因为这种清新脱俗的风格,使得他们的作品愈来愈受到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文人墨客,皇室权贵的喜爱。这种客观造成的热潮,无疑又促使他们在创作、雕刻过程中更加殚精竭虑,所制器物技艺更精、构图更美。
  从清代前期到乾隆朝,社会稳定竹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清代皇帝的喜爱,嘉定竹刻成为皇室收藏品,更使竹刻艺术品身价百倍。嘉定地处长江下游,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是富饶的鱼米之乡。文人辈出,入仕者颇多,尚文学艺之风盛行。竹刻技艺世代相传,文人学士常以此自娱,继承者日多,这为嘉定成为我国的竹刻中心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进入清朝后,由康熙始(公元1662——1722年),历代皇帝都要召其中佼佼者入宫,成为皇家御用的雕刻者,工作环境较民间更为优越,他们可以不必为原料是否保证、时间是否充裕、生活是否贫寒等因素所困扰,有更多的时间专注于巧思构图,宫中其它门类的工艺技法又可吸收借鉴。所以他们的作品较民间作品雕刻更细腻、构图更精美、造形更丰富。当然民间的作品也不乏精美之作。另外,嘉定、金陵两派及一些小的派别在不断的竞争中,相互吸收对方的技法,融合于自身的创作中,也丰富了作品的色彩。
  清朝初年,嘉定派竹刻家中的一部分仍遵循朱氏刻法,作品简洁有力,高深幽雅;而另一部分则在继承之余,推陈出新,将其它种类的雕刻技法吸收借鉴到竹雕上,创造出许多造诣非凡、特色明显的作品,在嘉定派内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三大支派。即以吴之璠为代表的薄地阳文派;以封氏兄弟为代表的竹根立雕派;以周颢为代表的陷地浅刻派
  吴之璠,字鲁珍,号东海道人,嘉定人,主要活动在康熙年间。鲁珍早年习朱氏浮雕法,作品深浅多层,高凸处接近圆雕,低陷处或用透雕。后来,他又吸取北魏龙门石刻中的浅浮雕技法,独创薄地阳文法和陷地深刻法。吴深谙画理,能巧用景物的遮掩压叠,分生出远近层次,所刻文饰在丝忽之间见微妙起伏,图案景物虚实相间、层次分明、栩栩如生,构图布局更具匠心,在浅浮雕有限的高度中蕴含透视之深度。吴氏刻法与朱氏于器物周身刻满景物相比,更加雅逸。后世谈起吴的竹刻,“薄地阳文”成了其竹艺的代词,为人所推重。
  吴之璠的作品生动浑成,苍健雄深,他的刀法有继承、有创新、更有遗响。他所刻荷花等物,以光素之竹面为地,而刻痕深陷入地,为又一种刻竹技法,现名之曰“陷地深刻”。此技法比一般深刻更深,雕刻至五、六层,最深处可达竹簧,但至乾隆、嘉庆以后已少有刻者。
  吴之璠的创新丰富了中国的竹刻技艺,他的这种敏而不倦的精神,也使他为后世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竹刻绝品。
  薄地阳文派竹刻家继吴之璠之后,有朱文友、王之羽极其子王存素、王镜千、王逸民三兄弟。在此之后,王存素之子王春江、之孙王茂林也卓有成就。
  竹根立雕派的始创者为封锡爵(字晋侯)、封锡禄(字义侯)、封锡璋(字汉侯),三兄弟与吴之璠同时而略晚。竹根雕技法是根据竹根的天然造形,采用“随形赋意、因材施雕”的技法,略施雕刻后即成艺术品,题材多为人物、花果、鸟兽。封氏兄弟是活跃于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的竹雕艺术家。兄弟三人均精于刻竹,世人称为“三鼎足”。封氏兄弟继承朱氏技艺,尽力模仿现实,刻意经营,所雕作品多以新奇见胜,题材除民间喜爱的人物故事如“刘海戏蟾”、“布袋和尚”、“散花天女”外,还创作肖像雕刻。清人封毓秀对他们的竹刻有生动的描绘:“或雕仕女状,或镂神鬼形。奔出胫疑动,拿擭腕疑擎。或作笑脸齿,或作努裂睛。写愁如困约,像喜如丰享。旁雄暨彬雅,栩栩动欲生。狮豹互蹲跃,骅骝若驰鸣。器皿及鸟兽,布置样相并。摹仿善独绝,智勇莫能争。”封氏三兄弟中尤以封锡禄的成就最为杰出,所作梵僧、佛像、仙翁、天女都超凡脱俗。康熙四十二年曾被召入皇宫,成为宫廷艺师,一代国手。后人评价嘉定的竹根人物雕刻是“盛于封氏,精于义侯”,即封氏兄弟将竹根雕刻艺术推向顶峰。
  封氏兄弟之后,承继者较有成就的有锡爵之子封颖谷、锡禄之子封锦周等,但均不及锡禄门下高足施天章。施天章(1702——1774),字焕文,雍正年间供奉如意馆,授官鸿胪寺序班,乾隆三十九年卒,年七十有三。施天章所刻竹根人物形神兼备,极为生动。金坚斋《竹人录》谓:“封氏家法,专以奇峭生新为主。焕文一出,而古色古香、浑厚苍深,如三代鼎彝矣。”
    陷地浅刻法为周颢所创。周颢(1685——1773),字晋瞻,号芷岩,又号雪樵、尧峰山人、芷道人等,嘉定县南翔镇人氏。周颢自幼习画,曾从王翚习艺,从上海博物馆所收藏的十幅绘画作品来看,他的绘画亦有相当造诣,是清中期嘉定地区颇有影响的书画家。他的竹刻技艺功力很深,刀痕爽利,生动传神。在他以前的嘉定竹刻都是以画法入竹为精能,而他则更有新的创造,由于他在书画上有一定的造诣,故他的技法特点是用刀象用笔一样,能在不假借稿本的条件下刻出山水、人物、树石来,且自成妙景,皴法浓淡浑然天成。并首将写意画法运用到竹刻艺术上,刀法秀丽挺劲,再显笔墨意趣,比绘画更胜。清代书法家梁同书称其“竹刻精妙不下于朱氏”。
  周颢的创作态度非常严谨,稍有不称意之处,即使为已刻竣之器,亦不惜毁之。周颢的竹刻在嘉定派中别树一帜,而且对整个清中期的竹刻艺术影响极大。他门下的弟子中有成就且见之于志籍者有其子周笠(字牧山),门人严云亭、吴嵩山、杜书绅、徐云樵、孙效泉等。
  在清代前期嘉定竹刻名家中,还有邓孚嘉、周乃始、吴历、钱大昕等嘉定著名画家、学者、文人,也都能刻竹,而且颇有佳作。
  邓孚嘉,字用吉,清初福建人,初善模仿嘉定派,后自成一格,以善刻折枝花卉著名。
  张步青,清早期嘉定人,其生平并无师承,风格近似邓孚嘉,擅刻折枝花卉蔬果,随意点染,便能透逸玲珑。
  周乃始,字万周,号墨山,会唱曲,能说书,精篆学,工绘事,旁及雕镂。竹刻以芭蕉丛竹为主,还痴于收藏奇石美玉。生活清贫,风流儒雅,宽和待人,不论贫富皆与之交往,以诚相待。故其作品如其人,格调高雅,绝少匠气。
  吴历,号墨井道人,清初六画家之一。信奉天主教,偶尔也刻竹,其臂搁山水,画法缜密似王蒙。并刻有松石笔筒,大画家王时敏为之题句。
  钱大昕,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乾隆进士,官至少詹事。博及群书,经史百家,天算地舆,无所不通,又善绘画,只因技艺被学问所掩,故世人只知其学问,不知其艺事。他刻的花卉臂搁,色泽古雅,刀工简略,文图均极具雅趣。
    在清代竹刻艺坛上,与嘉定派的兴盛活跃相比,金陵派和嘉兴派虽相对凋落,但也涌现出一批竹刻名家。

  仲谦之后,金陵派最为著名的艺术家,应属清中期的浙江新昌人潘西凤。西凤字桐冈,号老桐,侨寓扬州。潘氏刻竹师承仲谦,以浅刻为主,所制器物,略加雕琢,则神形兼备,刀法简练而精到,绝无率略之处。郑板桥称其为仲谦之后第一人,并写诗赞曰:“年年为恨诗书累,处处逢人劝读书。试看潘郎精刻竹,胸无万卷待何如。”潘氏虽属金陵派名手,但亦善深刻、留青,许多作品刻法有深有浅,运用得宜。这说明进入清中期以后,竹刻艺术的派别风格已不十分明显。
  继老桐之后,道光时期(公元1821——1850年),浙江黄岩人方絜,也习金陵派技法,尚能自具面目。方絜,字治庵,号矩平,原籍安徽歙县。善画,尤工于刻竹,能在竹臂搁或笔筒上镌刻人物肖像,须眉如生,一时称为绝技。《墨林今话》称其“精于铁笔,刻竹尤为绝技,凡山水人物小照,皆自为粉本于扇骨、臂搁及笔筒上,阴阳坳实,勾勒皴擦,心手相得,运刀如用笔也。”
  嘉兴派自张希黄之后,习留青技法之人越来越多,但张希黄已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被称之为“留青第一高手”。后人能望其项背者极少,唯有清中期的尚勋,尚能继承张氏衣钵,作品清雅可爱。
  乾嘉时期(公元1736——1820年),在乾隆皇帝审美观点的支配下,工艺美术门类的艺术风格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竹刻也不能逃脱。这个时期的作品,绚烂富丽,仿古制品时有出现,竹刻上的书法,亦以金石碑林为主,从事刻竹的人员,除有雕刻家和文人之外,也有技艺熟练的工匠,雕刻家的文人气质与工匠敏妙的才思相结合,也创造出了一大批精美的作品。仿古的尊、瓶、鼎,均一反前人深厚朴实的风格,以新奇精妙见长。这个时期,嘉定人蔡时敏及其弟子贺其吉、张宏裕等,仍以擅长高浮雕或圆雕的人物及动物竹雕见称。
  自明中叶后兴起的嘉定派竹刻艺术,以高浮雕、圆雕、深雕、镂雕等技法著称,层次丰富、布局合理,雕刻的景物、人物极为传神,打磨亦佳。虽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同技法的支系,但从总体上说,嘉定一派自朱氏开先河之后,主体仍以高浮雕、深雕、镂雕等为主,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到清中晚期。
  乾、嘉之后,嘉定派仍是竹雕的主流,但风格渐趋浅浮雕和平刻,透雕和圆雕技法不再被普遍使用,较为有名的如邓渭(字得璜,号云樵山人),其父邓孚嘉亦以擅长竹刻而闻名,工薄地阳文,善镌印章,精于刻字,常于笔筒或臂搁上刻名家诗词及镌印。
  周锷精刻小字细如蝇鬣,而分行布白,层次井然,见者诧为鬼工,然而其字由别人代书。嘉庆以后刻字趋向细蜜,密难工,其书法味则少,然而此亦为一种新品。
张学海,善圆雕,以老竹根雕成寿星、狮子等大件,深得先辈刀法,古雅有致。
  马根仙,苏州人,家中世代能画,他工于刻竹,风格类似金陵派。
  时学庭、时钰兄弟开创竹刻世家——时家。嘉定的时家竹刻自时学庭,而后经时其泰、时澄之、时芳林、时以成、时大经、时湘华,历经七代,时家以善制贴簧竹器而闻名。贴簧,是竹刻门类中的“翻簧”工艺,乃是将竹去节去青,留下薄层的竹簧,经过煮、晒、压平后,胶合在木胎上,然后磨光,再在上面刻绘图案,色泽光润,类如象牙。
  孙卫宗,嘉定人,发明用贴簧贴青混合制成竹器然后加以雕刻的新法。由于作品的流传,技法的布散,嘉定以外地区的竹刻也日益兴盛,名人辈出。至清后期,嘉定竹刻相形见绌,由盛而衰。至此,以地域分为嘉定、金陵、嘉兴等派,已不符其实。
  晚清时期,竹刻技法力求以刀痕表现书画之笔墨情趣,于是,一般的阴文刻法成为最常用的刻法。浅浮雕已极少见,高浮雕、圆雕、透雕、陷地深刻诸法,问津者更稀。这时的竹刻器具也随之变化,以臂搁、扇骨为多。翻簧竹刻由于易于阴刻,因而兴盛起来。
  这一时期竹刻大家不多,较为著名的仅有杨海、王云、王素川等数人。
  杨海,字竹塘,号龙石,江苏吴江人,道光时为江南篆刻第一名手,晚年刻竹尤精,刀痕深而且圆,别具一格。
王云,字石芹,又号石香,其师周之礼,号致和,竹刻善摹金石文字,王云出于蓝而青于蓝,精擅阴文深刻,模块。摹刻金石文字,残缺处均能逼肖。同时还以善刻扇骨闻名于世,时人称之为吴中名手,扇骨雕刻又称“雕边”,起源于明代正德年间的曹大本,以后的竹刻家中均有以雕边而闻名的,如蒋苏台、柳玉台等,传至王云之手,雕边技艺已是炉火纯青了,他的雕边多为阴刻,也有阳刻和留青刻法,刀法简练自如,一气呵成,流传作品,布局工雅,脱尽习气,为人所钟爱。
  至清末,能书善画的刻者日少,自画自刻的作品剧减,也因此能以刀见笔墨趣味的佳作日益稀少。竹刻全都成了商品,尚有名望的竹刻家大都成为店主,刻工惟求快捷,不求精细,更不谈神韵和艺术趣味,因而作品大都低劣,刻技也日益荒废。竹刻从高雅的艺术品,滑向日用工艺品、商品的地步。
  总之,自清中期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竹刻者本身素质的限制,竹刻艺术逐步走入了它的衰落期。主要表现在作品不再像以前那样,综合使用多种技法,使作品繁漪多姿,深、圆雕等技法应用的很少,多以浅浮雕、阴刻等为之,给人以平浅单一之感。雕刻者中虽也有能书善画者,但大部分人只能假借他人画稿再行雕刻,作品的层次少,立体感差,人物、动物神态呆板,千篇一律,雕刻刀法也缺少飘逸流动。具有文人气质的竹刻艺术,逐渐又回到原来的匠人作品,无法与前期作品相提并论。
  综观四百余年竹刻艺术的发展,从材质和器形上可慨括为竹根雕刻和竹茎雕刻两大类。竹根雕的选材,多注重竹根外表的奇特,略加雕琢而成器,常见的有人物、动物、印章等。竹茎雕刻则多为笔筒、香筒、臂搁、扇骨等。从整个发展风格上来看,则可概括为明中叶的质拙浑朴,清前期的繁绮多姿,清后期的平浅单一。
  十九世纪后叶,竹刻艺术每况愈下,几至失传。直至二十世纪初,浙江吴兴金西厓、苏州支慈庵、无锡张韧之、常州白士风、武进徐素白等先生出,竹刻始又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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