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讲学在前,老子著书在后

老学晚于孔学新证
——对木斋《先秦文学演变史·老子》的评论与补证

李 健

(本文原载《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


摘要:孔学与老学的先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论题,涉及中国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书写秩序。自民国《古史辨》以来,孔学与老学的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木斋在《先秦文学演变史》中面对郭店楚简《老子》等新文献重新讨论孔学与老学关系,从文献学、思想线索、文本体例等重新进行了审视与讨论,从而再次确立老学晚于孔学。笔者赞同木斋对孔学与老学的先后定位,并从老学对孔学进行结构性批判、郭店楚简《老子》与老学晚于孔学的验证等角度进行了必要的补证。

关键词:孔学 老学 《老子》晚出论 郭店楚简老子 先秦文学演变史


木斋教授所著的《先秦文学演变史》于2019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应是第一本先秦文学演变史,以突出“演变”为先秦文学作史。

写史并不容易,不论是哲学史还是文学史。如果把各作品平行来写,各写各的,这个比较容易,但这属于介绍性的资料库,算不上“史”。文学史之所以是“史”,就是它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各作品之间有传承——创新、或接受——修正、或破——立等复杂的接力关系。即文学史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思想流变过程。《先秦文学演变史》就非常重视作品之间的演变关系,比如对诗三百历史地位的再审视,对孔老关系演变的再反思……。如果真正理清这些演变的重要线索,“先秦文学真正可以称之为‘史’了,一向被认为凌乱‘碎片’的先秦文学,就被整理成为基本有规律可循并依照规律演变发展的先秦文学。这正是本书力求完成的任务。”

孔老关系问题在文学史、哲学史上的意义重大,涉及诸子的源流问题。关于孔老先后,尤其是自民国以来可谓是众说纷纭,今天仍有必要对孔老关系进行再探索。笔者赞同《先秦文学演变史·老子》关于孔老关系的论证,并对此进行了必要的补证。


一、老学晚于孔学的文献依据

讨论孔老先后,不能以人物先后而定,因为有可能老子人在前,而著书在后。也不能以书而定,因为孔子“述而不作”,《论语》关于孔子的思想记录是弟子整理,不能以《论语》成书时间作为孔子思想的时间。只能以两者之学而定,即比较孔学与老学的时间,孔学以孔子的讲学内容为主,孔学是在生前就确立,其具体思想则需参见后来弟子编撰的《论语》;而老学则需要以《老子》一书为考察依据,因为老子没有在生前广泛讲学。民国学者中,以胡适为《老子》早出论的代表,《老子》晚出论的代表人物有梁启超、顾颉刚、钱穆、冯友兰等。晚出论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老子》晚出论的证据。比如,梁启超认为《老子》里有的内容是战国风格;冯友兰认为,老子讲无名,必在名家重名之后。《老子》晚出论者提出的一些过硬证据,《老子》早出论者并没有给出有力的回应。胡适主早出论,但给出的证据不足以支撑老子早出的必然性。早出论者一般依据《史记》对孔老同时代进行对话的记载,以及《庄子》等文献对孔老对话的提及。但无法找到春秋或战国初期文献对《老子》的征引。(《礼记·曾子问》里提到了孔老对话,但该材料为汉代戴圣所整理,无法完全确定属实。且并没有引用《老子》具体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记载了三个老子,孔老对话的老子只是其中一个,其中关于老子人物早出的记载,民国学者也进行过质疑,张煦提到,“史记本有后人缀补竄乱之作。前人又说老子列传的神话,是后人从他书竄入的,证以唐时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将老子列传在史记中移置地位一事,更觉其可信”。《庄子》等文献提及的孔老对话,并不能作为史料,《庄子》一书本就多为寓言。这些文献无法必然确定老子和孔子同时,即使孔老同时,同样不能得出《老子》一书在孔子之前。孔子出道在,讲学早(“加我数年,五十而学易”),而老子著书在后(比如《史记》提老子出关时才著书)。

木斋主张《老子》晚出论,吸收了民国成果,也有自己独到的研究。木斋主要从五个方面列出了证据:

1、从著述史的角度来看,孔子之前尚无个人著述的先例:综述前文所论,中国文化史之起源发生的历程来看,殷商时代固然没有著述,到西周制礼作乐之后,著述专著的观念也是一个漫长岁月渐次形成的历程。

2、从教育史的角度来看,孔子是中国私学教育的奠基人,私人著述是私学教育的产物:孔子之前,皆为学在官府的阶段。

3、从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儒家思想产生于前,源远流长,道家思想产生于儒家思想之后,孔子的时代前后,并无其他道家思想产生的旁证,不能形成有机的源流体制:当然可以说,道家思想就其源头来说,可能伴随着儒家思想的起源发生就开始有所萌芽,有学者认为,后来一向所说的黄老思想,可以证明道家思想在三代之前就产生了,并一直延续着。

4、从诸子百家的个人著述史,可以验证《老子》不可能产生于《论语》之前这一推断。

5、从《论语》的体例可以证明《老子》在其后:《论语》是孔子门徒的真实的语录体纪录,全书二十章,不仅仅各章之间似乎没有联系,仅仅是对孔子话语行状的分门别类的分类,每段语录之间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关系。

尤其是其中第三条值得重视,如果老学在前,很难为老学找到理论来源。有的把老学的来源归为黄帝,但这只是传说,无法找到思想上的必然承传与创新依据(黄帝的思想只是传说);有的把老学来源归为史官、隐士,这只是在尝试找职业关联,并没有找到理论来源依据;有的把老学归为对现实的刺激,但不仅不是理论承传来源,同时也忽略了别的学派同样会受到现实的刺激。如果孔学在前,孔学自身有理论来源,孔学“述而不作”,理论来源于传统,比如《诗经》《尚书》等;孔学在前,同时也为老学找到了来源,老学是对孔学的结构性批判,下一论题将具体展开。

木斋通过论证,得出结论:“《老子》不可能为孔子时代的著作,而应该是《孟子》稍后、《庄子》之前的著作。”

关于有的学者提出,孔子有《老子》类似的话,来证明孔子在前,“著作时代:……《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这一思想和说法正是来自于在《老子》。”木斋回应到,这里需要辨析:“《论语》中出现与老子思想吻合的话语不足为奇,正如儒家思想并非为孔子所缔造,道家思想也非最早源于当下所见的《老子》。”确实如此,孔子提无为未必来自老子,因为在春秋之前就有无为一词,比如《诗经》。(孔子整理过《诗经》,自然知道有无为语词,不一定非要来自《老子》。)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给出回应,那就是孔子提无为,并没有提出自《老子》,并不能得出孔子引《老子》。如果孔子提无为就认为来自《老子》,反之也可以说《老子》里无为是来自孔子,这样的推论是无效的。陈鼓应列举孔子和《墨子》里有《老子》相似的话,就得出《老子》在前,也同样忽视了孔子和《墨子》并没有直接提出自《老子》,同样晚出论也可以理解为《老子》在引用孔子和《墨子》。比如,陈鼓应提到:“‘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无为而治’是老子的学说。《论语》这样推崇‘无为而治’,可见在这个观念上孔子所受老子的影响。”即使按照《老子》早出论信古思路,也无法得出孔子来自于《老子》,因为孔子不可能在《老子》著书之后才开始提无为等。孔子讲学早,而老子著书较晚,这是信古派要接受的记载。陈鼓应还用孔子问礼于老子的材料在证明老学在前,这都缺乏旁证,没有证据证明老子在孔老会话时已经形成老学。陈鼓应还把《论语》里老彭理解为老子与彭祖,同样缺乏旁证,另有人考究“老彭”是一个真实人物,是一个人,而非两个人。如果老彭是老子和彭祖,正常简称也说成彭老(传说中的彭祖在老子之前)。刘笑敢在《老子:年代新考与思想诠释》一书中用《老子》与《诗经》和《楚辞》进行文风比较,认为《老子》更接近《诗经》,而不是《楚辞》,从而得出《老子》早出,而不是战国的作品。刘笑敢的研究忽视了,即使《老子》文风接近《诗经》,而不接近《楚辞》,也不能得出《老子》是春秋的,比如今天的某个诗人文风接近唐诗而不接近现代诗,并不能得出他不是今天的人。另外,就即便《老子》是春秋的,也不能得出《老子》在孔学之前,同样可以是孔学(孔子讲学)在前,而老学(老子著书)在后。
 

二、老学晚于孔学的思想线索(老学对孔学的结构性批判)

《老子》一书,最高的概念应该是道,《老子》把道作为本原地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先天地生”,同时道作为价值地位,“道者同于道”、“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木斋注意到了道作为《老子》的最高概念,“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孔子思想,则可用‘仁’字;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老子思想,则为‘道’字”,“《老子》一书,乃为自足之思想论著,自成体系,自成规模,全书五千言,都围绕一个‘道’字展开论证。”

道作为《老子》的最高概念,却不宜作为核心思想。一方面,孔子也高度重视道,“君子忧道不忧贫”、“朝闻道,夕死可矣”,不利于区别孔子等(所以金岳霖、张岂之等认为道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共识,即不宜作为老子特质);另一方面,道需要具体展开,不然过于抽象。这就决定还需要把最高概念——道具体落地在内涵更为确定的概念上,这就是《老子》的核心概念——无为,木斋提到,“无为,是《老子》的核心思想之一……无为思想也是笼罩全篇的哲学思想。无为,正是针对儒家的有为而言的。”在《老子》里,自然和无为都是重要的理念,为何更强调无为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无为上升到了道的高度——“道恒无为也”(《郭店老子》),而自然不是道的内涵,不论是“道法自然”,还是“人法自然”(唐·李约),自然都不是用来规定道的。二是《老子》思想有内圣和外王两大维度,自然是内圣,无为是外王,但内圣最终落脚点是外王,所以《老子》一书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是外王的内容,是直接谈治国的,即无为而治。《老子》一书作为“帝王书”(“君王指南”)、“君人南面之术”不是虚言。这也与老子的时代有关,当时天下大乱,《老子》试图为天下重构秩序也在常理之中。

木斋从《论语》与《老子》的思想线索关系上进行了考察,认为《老子》是对孔子的批判,比如,“无为,是《老子》的核心思想之一……无为思想也是笼罩全篇的哲学思想。无为,正是针对儒家的有为而言的。”孔子虽也提到过一次无为,“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这一句仅仅是讲舜无为,未必意味着孔子主无为;另《论语》只出现这一次无为,无为不能作为孔子的主要思想,孔子主张的仁义礼智皆是倾向于有为。而无为是《老子》的高频词,同时又是《老子》思想的一大标志:无为之治。

关于《老子》是对孔子的批判,这一点笔者是非常赞同的,笔者认为,老子提无名是对孔子正名(有名)思想的批判,“我们可以把‘道隐无名’、‘道常无名’理解为道隐匿而无名誉,道没有名誉意在反对虚妄的价值判断而分出高低贵贱,这是在解构儒家的价值判断(儒家主张正名)”。另外,从《老子》文本来看,我们还可以看到诸多老学批判孔学的原文——


孔学:唯天为大。
老学:(道)先天地生。

孔学:依于仁;君子喻于义。
老学:大道废,有仁义;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

孔学:不学礼,无以立。
老学: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孔学:智者利仁。
老学:以智治国,国之贼;使夫智者不敢为也;绝圣弃智。

孔学:博学之。
老学:博者不知。

孔学:言忠信。
老学:国家昏乱,有忠臣。

孔学:入则孝。
老学:六亲不和,有孝慈。

有的可能会提出,《老子》批判的这些理念,在孔子之前就能找到。但要注意到,《老子》所批判的都能集中的在孔子语录(见《论语》)里找到,说明《老子》是结构性(系统性)的在对孔子进行批评。

帛书《老子》、北大简《老子》、严遵本《老子》都是德经在前,以“上德不德”一章为首章,而这一章就对孔子的仁义礼进行了集中批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韩非·解老》也验证了“上德不德”一章作为首章。这一章作为首章,是把孔子作为靶子,《老子》是破孔之仁义礼而立道。但《老子》的道又不同于孔子的道,这种不同同样涉及对孔学的批判,在道经首篇提到“道可道,非常道”,就是一方面强调道是可道的(继承),一方面强调《老子》自己立的道不同于常道(创新),《老子》的道不是常道(“非常道”),而常道就指向了孔学。孔学就是老子之前的常道。孔子“述而不作”,述的是经的传统,而常道就是经。黄开国把经学作为常道,写过论文《经学是以五经为元典阐发常道的学说》,“孔安国的《尚书序》,其中有《三坟》言大道,《五典》言常道之说”,“王阳明的《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一开始就说:经,常道也”。如果《老子》的常道就是经学之常道,但帛书本是恒道,而黄开国的论文里正好有一条关于经就是恒道的证据,“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说法: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老子》的道不是常道(“非常道”),是对常道的否定,可能正好对儒家经学传统的否定,从而提倡自己的新学(新道)。当然,黄开国仅仅是提出经学是常道的观点,还没有注意到与《老子》批判常道的关联。

 
三、老学晚于孔学的出土文献验证

《老子》早出论与晚出论是一个旧问题,民国《古史辨》就详尽的做了记录,参与的学者层次之高、人数之多都是公认的。但今天来讨论同样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课题,这涉及《老子》出土了战国时期的文献《郭店楚简老子》,而民国学者没有看到这些文献。一方面,《郭店老子》对民国学者的晚出论有冲击,比如有的学者当时认为《老子》一书是战国晚期甚至是秦汉时期的作品,显然受到冲击,因为一般认为《郭店老子》是战国中期偏晚的作品。

木斋把《老子》时间定位在战国中期,同时也体现了对《郭店老子》的回应,“《老子》不可能为孔子时代的著作,而应该是《孟子》稍后、《庄子》之前的著作。”木斋的《老子》晚出论,不同于民国时期的晚出论,木斋把《老子》提前至战国中期。另一方面,《郭店老子》是战国中期偏后的作品,并不能得出《老子》在孔学之前。

《郭店老子》出土之后,有的学者认为《郭店老子》是摘抄本,预设了《老子》有一个五千言在《郭店老子》之前,但这只是一种推测,而没有实质性证据。同时遮蔽了《老子》流变性,忽视了五千言《老子》可能是跨越时空多人完成的作品,张涅教授在《光明日报》上撰文,就强调了诸子的特定性和流变性问题,“战国中期之前的诸子……就有思想流变性的特征”,认为诸子往往是学派著作,比如《管子》、《庄子》。(其实,《论语》也是学派著作,里面涉及弟子语录。但孔子的语言是在春秋孔子在世时就说了的,孔学得算在春秋。)

认为《老子》五千言在前,《郭店老子》为摘抄本,只有一条准证据,那就是有学者提出,“《说苑》中记载叔向引老聃话语‘天下之至柔’云云,而证明《老子》一书在孔子之前,因为叔向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晋国人。”木斋对此给出了有力的回应,“《说苑》所载叔向的话语,不能证明确为叔向所言,而要研究所引出处之著作的时间,《说苑》为东汉后期刘向所编,东汉人记载春秋时期人的话语,一不可信,《说苑》为杂史小说集,二不可信。”(有的学者试图通过战国中期偏晚甚至可能是战国晚期的《郭店楚简老子》建立《老子》早出论,木斋进行了批判,认为《郭店老子楚简》并不能支持《老子》早出论。《郭店楚简老子》作为传抄本在战国中期偏晚或战国晚期,“原本”应更早一些,但在没有实质性证据前,不能随意把“原本”提前至孔学前,毕竟孔子时代或战国早期看不到有文献对《老子》内容的征引。)

从《郭店老子》与五千言《老子》的关系,我们还能看到,两者之间有内在的流变关系。由《郭店老子》到五千言《老子》不是偶然无规律的叠加,而是体现出某些流变脉络。首先《郭店老子》有甲、乙、丙三本,三本不能简单作为一个整体,三本除了有时间先后(一般认为甲本早于乙、丙本,乙本又略早于丙本)之别,还有地位之别,甲本的地位高于乙、丙本。周凤五认为,《郭店老子甲本》与乙本、丙本的竹简差异,能看出经与传的差异。“郭店竹简有经与传注之分,简策长者为经,短者为传……以简策区分经、策的原则是一致的”,而《郭店老子甲本》比乙本、丙本长。“简端形状也是区分经、传的主要依据,梯形为经,平齐者为传”,“(郭店)甲组《老子》……竹简的上下端都修整为梯形”,“乙、丙两组《老子》的简端同样平齐而非梯形,显示其与甲组《老子》确有区隔。”高华平认为只有分出经与传注,“才能给郭店楚简《老子》书写于三组长短不同竹策的事实,以一个合理的解释”。高华平还“通过考察郭店楚简《老子》的内容和文体特征,认为郭店《老子》文本显示《老子》一书原是经、传(“解说文”)的混合体;郭店《老子》甲组属‘经文’,乙、丙二组属‘解说文’。”“在先秦时期……经、传一并流传,这种情况十分普遍。现今传世的先秦诸子文本,有些人们已无法分辨出经、传,但有些文本却因为明确标示了经、解、说字样,而仍能使人一目了然。如《墨子》中有经有说,《管子》中既有《形势》、《版法》、《明法》诸篇,又有《形势解》、《版法解》、《明法解》等解说文,皆是其例。”高华平认为,《太一生水》作为不是五千言《道德经》的内容,又与《郭店老子丙本》连接在一起,也说明《郭店老子丙本》是传、注的性质。《郭店老子甲本》与《郭店老子丙本》有一章是重复的(“为之者败之”一章),这是因为虽是同一章,但内容有差异,比如甲本是“教不教”而丙本是“学不学”等,即这一章有不同的版本的流传,于是抄写者重新抄了一次,并抄写在丙本涉及五千言《道德经》相关内容的“末尾”。但并不是抄写在《太一生水》末尾,因为《太一生水》是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内容。李零认为《郭店老子甲本》有层次结构,“此组分篇甚有理致,上篇……是以论述‘天道’贵虚、贵柔、贵弱为主,下篇……是以论述‘治道’无为为主,即以无为治国用兵取天下为主,似乎是按不同的主题而编录。

从《郭店老子甲本》到五千言《道德经》,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的流变性。一是,从自洽结构到散漫的学派论文集。《郭店老子甲本》是一个自洽的结构,由于后学内容参与,重新编撰而导致原结构散乱形成散漫的学派论文集。二是,从道论到道德论。《郭店老子甲本》论道不论德(只有一处提到德),而《郭店老子乙本》提到了10次德,到五千言《道德经》形成了道·德论,“道生之,德畜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三是,从治国学说到生命修炼。《郭店老子甲本》从内圣和外王展开,讲成为圣人与圣人治国,属于治国学说。而五千言《道德经》里有玄虚、神秘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是在汉代道教形成前的宗教色彩内容的混入,所以道教信徒也把五千言《道德经》(《道德真经》)作为道教经典。王博认为,“从史官到隐士,不仅是老子的生活轨迹,更是其思想的轨迹。”王博看到了是五千言《道德经》文本内部的差异,区分出史官思想与隐士思想,但显然把五千言《道德经》的内容作了老子一人完成,忽视了老子与老子后学共同完成而造成的内容差异。四是,从解构仁义到批判仁义。《郭店老子甲本》虽不批判仁义(无“绝仁弃义”,而是“绝伪弃虑”),但突出无为学说对仁义有解构。《郭店老子乙本》则开始批判仁义:“大道废,安有仁义”。五千言《道德经》则激烈批判仁义,改“绝伪弃虑”为“绝仁弃义”;同时在《郭店老子甲本》“天地之间……”一章里增加了“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的内容。(《郭店老子甲本》“天地之间……”一章无“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的内容,出土《文子》引用《老子》该章时也无“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的内容。)通行本《老子》里有“与善仁”,不能得出五千言《道德经》同时推崇仁,一则与“绝仁弃义”矛盾,二则帛书本《老子》里作“予善信/天”,赵孟頫小楷《道德经》是“与善人”。五是,从有无并举到以无为本。《郭店老子甲本》中的有无并举是讲体用关系,以有为体:“有(爿首)昆成”,以无为用:“道亘无为也”、“道亘无名”。五千言《道德经》以无为本:“有生于无”,讲的是生成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以无为体,以无为用”。

《郭店老子》到五千言《老子》有流变关系,有规律可循,也说明五千言《老子》是逐步形成的。如果以五千言《老子》为单位,《老子》肯定在孔学之后,因为《郭店老子》时内容还不到两千言,五千言《老子》成书晚于《郭店老子》。如果以《郭店老子》为单位,《老子》同样不在孔学前,因为《郭店老子》是战国中期偏晚的作品(日本的学者则一般认为战国晚期的作品)。

认为《老子》晚出论,论证孔学前老学后,并非是为了扬孔学抑老学,而是为了还原本真的演变关系。木斋并非儒家信徒,不是为了给门户辩护。木斋高度肯定了《老子》的思想地位,“《老子》一书,乃为自足之思想论著,自成体系,自成规模,全书五千言……更兼采用诗性话语。”冯友兰论证孔学前老学后,最终是把孔子列为第一个哲学家,而木斋却认为,孔学虽在前,但《老子》仍然是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哲学著作,“《老子》可以视为中国第一部阐发哲学思想的专著”。在确立《老子》是真正意义的哲学著作时,同时意味着《老子》比孔学更为深刻,“这就哲学深度而言,无疑比《论语》中阐发的单向的儒学思维更为深邃,更为哲学化。这一点再次证明了《老子》是一部有系统的哲学专著,而其文学价值更可以视为是第一部系统阐发哲学思想的散文专著。”木斋还高度肯定了《老子》的艺术性,“《老子》具有诗性美,这正是其显著的艺术特征之一”,“无疑也是精美的诗,是异常精美的散文诗”,“这些精彩论述,除了为华夏民族创造了经典的成语之外,读其引文,深为其文辞之美、哲理之深而震撼”。《老子》既是哲学也是诗,既具理性也具诗性,是世界哲学诗的典范。孔前老后这是事实描述,并不是价值判断,并不能得出孔子高于老子,犹如苏格拉底在柏拉图之前,而柏拉图对西方哲学影响却更大。

木斋对《老子》核心思想的深刻理解,把《老子》与孔子的思想史关系给理清了,比如《老子》的无为是对孔子有为的批判,《老子》作为道家的主要作品,其来源是孔学,对孔学的反拨。木斋同时对《老子》的文风、成熟度也进行了分析,并与孔子思想进行比较,而梳理出可能的先后关系。对《老子》演变关系的详尽论证中,借鉴了前人研究成果,罗列了多条证据,多角度来论证《老子》后于孔学。尤其是其中提到道家很难找到别的源头,缺乏旁证,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述,而如果理解为《老子》来源于对孔学的批评,则一切顺理成章,这在《老子》文本里也能找到相关批评孔子思想的文献。对《老子》出土文献新成果的有力回应,进一步确定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把《老子》提前到孔学之前。这三大方面的深入研究,使得使得孔学与《老子》的关系变得清晰,木斋提到,“如果我们采用内证、外证结合的办法,将中国散文的著述方法史、诸子思想的流变史、散文作品的写作方法史诸多方面依次排列下来,再结合司马迁《史记》列传中所记载的材料,就不难知道,司马迁记载了两个老子,一个是虚构的想象的老子,一个才是历史的、真正的老子,就会知道,老子其人及其著作《老子》产生在孔子之后一百多年的战国中期时代。一旦《老子》的产生时间后移一百多年,先秦时代的散文史的演变历程也就立刻清晰可辨、规律凸显。”(笔者赞同木斋把老学放在孔学之后,不同的是笔者认为老子这个人有可能与老子同时,但老子著书在孔子讲学之后。)

木斋通过考据孔学与《老子》的关系,把《老子》文本时间定位为:“《老子》不可能为孔子时代的著作,而应该是《孟子》稍后、《庄子》之前的著作。”不仅仅是解决孔学与《老子》的演变关系,还涉及整个诸子关系的重新审视。把孔学作为诸子之首,重新思考诸子间的关系。而孔学与老学演变关系的调整,不仅影响整个诸子的演变,还会影响诸子之后的文学演变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古籍:《诗经》《论语》《老子》《孟子》《庄子》《史记》。

顾颉刚等:《古史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

陈鼓应:《中国哲学创始者——老子新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木斋:《先秦文学演变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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