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糜虚浮,八旗子弟的颓废美学

历史是时间的蝉蜕,满清八旗贵族的历史,就是一堆往事的遗骸。从山海关的铁骑纵横,扬州城的血火淋漓,再到京师贵族的大宅门生活,再到三百年后不堪回首的境遇——当一切都已关灯打烊,当歌声已远,回忆最终变成了遗忘,只留下北京城仍在不断地迁徙、变易。



满清本就是一个骁勇粗犷的民族,在入关之前,就制服了曾经横扫天下的蒙古,入关后,他们那雄浑不羁的精力与豪情,犹自方兴未艾。接下来,他们逐步征服了全中国,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凭借的正是金戈铁马的纵横驰骋,以及八旗子弟的骁勇善战。

说到八旗制度,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即已形成,它是努尔哈赤在战争中所创立的,原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后又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称八旗,是当时后金政权兵民合一的组织形式。八旗子弟自幼苦练射骑,勇猛善战,平时耕猎为民,战时披甲为兵,在入关前后,确实很有战斗力,一度是大清帝国国家安全的保证。

八旗军以满族后裔子弟为主,其官兵为了满族统治的利益而世袭从军。很多八旗子弟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享受一份军饷,即使是最下层的满族子弟的一份军饷,也相当于一个清王朝七品官的薪水,足可以养活一家老小。

清朝取代明朝,清军以征服者的姿态入主中原,他们的后裔驻扎在全国各省,成为帝国政权的象征。入关以后,世居京师,他们离东北白山黑水的“发祥地”已越来越远,记忆早就变得模煳,北京早已被他们认成自己的家乡,一百多年下来,他们已然成了北京城里地道的“土著”居民。

在最初的阶段,八旗官兵还保持着当年骁勇善战的作风,按时操练兵马,坚持不怠。在他们文化心理的底部,还沉淀着质朴、强悍、具有尚武精神的满族原初乡野文化。但是到了清雍正时期,随着和平时期越来越长久,八旗军练兵的次数逐渐减少。那些上层官员“出行则皆乘舆,以骑马为耻,武艺日益荒疏”,即使进行军事训练,也无非是“以图塞责,不过闲谈饮茶而散”。

到了乾隆年间,八旗军的腐化堕落已日见明显。有一次乾隆皇帝亲自校阅八旗亲军,测试射箭,结果大部官兵“所射非不至布靶,即擦地而去”。这些日子越来越舒坦的八旗后裔,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而言了。

由于八旗制度不允许旗人在吃粮当兵之外有其他生计,统治者用“铁杆庄稼”(即所谓“旱涝保收”的钱粮)买走了他们的终生自由,一代代的旗人子弟,都被束缚在当兵吃饷的道路上。同时又长久的没有战事,所以从上层贵族到下层旗兵,整个八旗实际上都是有闲阶层,他们终日肥马轻裘,挥霍无度,精神空虚到了极点。

这种悠闲而又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处境,使得他们的文化心态开始急剧异化,浮夸柔弱的风气代替了剽悍骁勇的尚武精神,漫长的富裕和闲雅的时光,把他们身上最后的一点草原血性慢慢磨掉。从此,他们便驯服的在繁缛礼节和声色犬马中消遣人生。终于,他们竟然成为了一群“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只知道追求声色之美的纨绔子弟、无赖儿郎。



他们学习汉文明,却又瞧不起汉人,在有选择地吸收汉文明的同时,他们同时也在小心翼翼地避免同化,用严格的措施将自己与汉人区别开来,以维护自己的权威。然而,最终的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整个满清统治集团,汉化得越来越深。历史舞台上重复着长演不衰的征服者被征服的故事:他们在军事上征服了汉民族,经过若干年代,又在文化领域中反而被他们的征服者所征服,最后则被自身的腐败所征服。而八旗子弟更是靡然从风,他们征歌逐色,宴饮无节,似乎生活得不像个汉族士人,就不足与他们的高贵身份相称配。这在当时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了。

由于不被许可从事任何经济活动,又不许擅离驻地,八旗子弟们要像鸟儿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一辈子。为了找到心灵上的平衡与慰藉,艺术开始成为他们调节生活的重要途径。于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人们在吹拉弹唱、戏曲曲艺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整个族群的艺术化的倾向愈演愈烈。

对于当时的八旗贵族而言,他们的生活空间是相对狭小的,皇帝手中掌握着上三旗,还有五旗则在八大铁帽子王爷手上,这些王爷手握重兵,相互走动多了就容易出事。为了怕王府间勾结谋反,清王朝有一个规定:王族宗室未经过批准,不准出内城四十里。正因如此,王爷们闲得无聊,也就只能在自己家里闹腾,过自己的文艺生活。据溥杰说,肃亲王府的日常生活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每天都要在王府里热热闹闹地唱戏,一天不落,而当时剧院一年中也不过上演二百场。其他的王府也各有各的爱好,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王爷们大都艺术造诣很上乘,直到清朝崩溃后,那些王族的后裔中还在源源不断地出艺术家。



在一种纵情声色、挥洒自如的氛围中,他们用诙谐幽默的生活情趣来排遣光阴,甚至于还把日常的礼节礼貌都安排得充满艺术性。泡茶馆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项,老北京的茶馆,有只供应清茶、偶尔加上点杂耍的清茶馆,还有表演各种评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的书茶馆。茶客们一杯清茶、一盘五香瓜子,就能得半日逍遥。老北京的茶馆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桌,长凳与小凳,都是茶座儿。隔窗可见后院,高搭着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玩鸟的旗人每天在遛够了画眉、黄鸟之后,要来这里歇歇腿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北京的茶馆,涵养出了满人闲适、优雅的气质风度。



除了喝茶,旗人日常生活还有一个重要的消遣就是养鸟。旗人养的鸟有南北之分,北鸟鸣声婉转,种类一般分为画眉、百灵、红子、黄鸟、胡伯劳、蓝靛颜、红靛颜、柞子等;南鸟则外观美丽可人,以观赏为主,种类一般有鹦鹉、八哥、鹩哥、白玉鸟、珍珠鸟、沉香鸟、芙蓉鸟等等。我们印象中的八旗子弟就是这样一个提笼架鸟的形象,鸟儿是他们悠闲生活的寄托品。



“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年的都消磨在生活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都会唱二黄、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的消遣变成了生活的艺术。”入关后锐不可当、铁骑纵横大江南北的满洲骑士们,由弓马骑射发展到走票唱曲,固然能培养出一批文化精英,但同时也会造成人性的萎弱。

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八旗子弟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堕落一群。他们一代不如一代,生命力和人格力量同步衰变。同时,随着清王朝与各国列强签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随着不断的割地赔款,白银外流,国库空虚,**对于八旗子弟的供养,也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他们的生活明显开始走下坡路。据《清稗类钞》记载,有很缺德的一伙宗室子弟,竟然干起了下作的勾当。“道、咸以还,京师风气日偷,宗室子弟往往游博无度,资尽则辄往荒僻,攫农家乳孩以归。次日,故张贴招领,托词途中拾得者。至农家来赎时,则又多方勒索酬金,必取盈而后止。”他们赌输了钱,竟然跑到乡下去偷农家的婴孩,然后从中勒索。八旗子弟沦落到这个地步,清王朝不灭之真是天理难容了。



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八旗子弟退化到完全靠鸦片、古董、赌博、玩鸟,以及躺茶馆和泡澡堂子之类消磨空虚岁月的地步了。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启功先生的爷爷,有一个奇怪的爱好,就是为自己办丧事,有几次他宣布自己死了,然后乔装打扮躲起来,看府里的人为自己大张旗鼓,他会详细欣赏,那个纸做的金盘子雕刻什么样的花纹,用了多少质地的金子等等,都津津乐道地写在文章里。等张罗完了,人再现身,说我没有死。这种事皇帝也不管,只要你按规定体制在自己家的王府里,想干吗都由他去。

“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最密切的关系……”他们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相当艺术化的群体。“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若是细心地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四世同堂》)。他们已经丧失了任何进行生存竞争的能力,成了进行自然繁殖的软绵绵的寄生虫,寄生在祖先安排好的社会秩序上。

随着清朝的覆灭,那看似光洁完美的秩序,一下子土崩瓦解了。清末一些笔记野史记有旗人辛亥前后的潦倒困顿,北京城的下层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又一时难以学到较多的谋生手段,一下子堕入衣食无着落的境地,他们为饥寒逼迫,大批涌入城市贫民的生活行列。为了遮体果腹,他们中稍微有点儿力气的,只能去卖汗拉车。还有其他卖艺的、作工匠的、干小买卖的,以至于沦落为妓女的,日子过得凄凉无比。他们比起京城下层汉人穷苦的生活命运来,也有过而无不及。



地位高一些的旗人,他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甚至债台高筑。因为形势的变化他们有不少遭受了劫掠之苦,又没有谋生的本领——优异秉赋是要在正常秩序和优裕条件下才能发挥的,如今须凭一双手挣自家“嚼谷”,只能是穷困潦倒。世事是如此的混沌不清,“他们为什么生在那用金子堆起来的家庭,是个谜;他们为什么忽然变成连一块瓦都没有了的人,是个梦”(老舍《四世同堂》)。有的贵胄王孙竟至于有以纸蔽体者,状极凄惨。虽经清末相当一段时间的情势积累,对于优游终日的膏粱子弟,仍像是一朝夕间的事,如同是晴天霹雷。

他们本就很有艺术感觉,如今更是津津有味地讲起养鸟、养蝈蝈与蛐蛐的经验,于是忘了正在遭受的磨难。被讨债的打破门板时,他们也表现得谦和豁达,随遇而安。平心而论,这真是一群不会杀风景的人物。他们懂礼貌、知情理、重风度。久而久之,这个没落的人群普遍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玩世不恭的幽默天性,而这一点尤以京城旗人为甚。

从清末民初一直到二三十年代,在北京城里确实可见这样一些没落贵族。他们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好的修养,他们豪爽大方,举止娴雅,事事讲究。虽然一眼可以看出他们事实上的窘境,残酷的命运已经把他们折腾得一败涂地了,但他们仍然尽力维持着旗人曾有的清高与桀骜,以及那份闲适、优雅的风度。

当然,他们已经精神萎缩,提不起精神去做一点有意义的挣扎和上进,甚至也懒得去为稻粱谋了。他们沉醉于所曾扮演的社会角色中,自我意识与自我现实发生了严重的错位,明明已经破落到食不果腹的份上,还以拿手艺换钱为“丢人”。“窝囊废”、“废物”是他们的自喻和自嘲。他们的确是某种情境中的废物,不过看得出来,他们并不以“窝囊”为耻,这是他们保持内心清高与优雅的一种安慰。清末皇族爱新觉罗奕赓,是一个有名的大才子,就曾将自己的作品署名“天下第一大废物”。



在历史废墟间,这些精神“阔绰”经济“贫困”的末世旗人,久久徘徊着,不忍离去。当然他们都是普通人,无力从其中反思历史律动、文明兴颓的意义,他们只能对过往生活的细节变本加厉地摩挲思辨。

八旗子弟的没落,给北京添上了一层伤感与怀旧的情调。这种占了主导与统治位置的文化,在长久的时期里,无疑地成了北京市民的榜样。旗人文化的诸多特质,也被大量沦为贫民的八旗子弟传递到了市井民间。流风所被,北京市民那些玩蛐蛐、养鸽子、栽花、喂猫的生活情趣,说书、唱戏、弹弦子、玩八角鼓的艺术品味,大多与旗人曾经的生活方式有关。在相当程度上,北京城独具的那份风雅,正是系于晚清贵族社会的习尚。北京人的闲逸,他们的享乐意识,他们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生活艺术,也间接源自清末以来八旗文化在市井中的传播。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罗素与杜威依旧会为雕梁画栋的老北京那缓慢节奏与考究的吃穿而吃惊。作为农业文明城市形态顶峰的北京,极富贵族气质的优雅与奢侈,那是一种由太多无所事事之人所造就的“熟透了”的文化氛围,也大抵与精致优雅、体现着尚文风范的京城八旗文化有关。

如今在北京的书画界,还很活跃着为数不少的爱新觉罗氏的书画家,宛然形成了中国近现代书画的一景。当然在他们充满书卷气的生活中,已难觅昔日祖先勇武的神姿,而只能作为对某种历史文化的最后见证了。

晚清旗人除了将儒文化所倡导的艺术式生活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自己也越来越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汉族士人。金寄水就是一个例子。他本是多尔衮的后裔,但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到任何多尔衮的蛮勇残暴了。相反,他呈现给我们的形象,完全是一个典型的书卷气很浓的文人,一个在京城八旗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文人。



对于自己的家族和血统,他完全是一种漠然甚至回避的态度。伪满洲国曾拉拢过金寄水,但被他严词拒绝了,并表示自己决不做石敬瑭儿皇帝的臣子。这样的心性与做派,完全是很汉化的。这个八旗旧王孙的所作所为,为汉民族文化的魅力提供了新证。

金寄水在去世前曾自作了一副对联:

人世已无缘,漫云宿业难逃。过眼云烟休再梦;
他生如有约,纵使前因未了,伤心旧地莫重来。

八旗子弟的“堕落”是从头就开始的宿命:他们用了三百年的时间,为自己筑造了一座淫靡虚浮的末世天堂。的确,不论往日的传奇多么绚丽动人,也不过是已经过去的风景,是死掉了的故事,生命是如此嬗递紊乱,照道理说,已经看到生命另一面风景的八旗后裔们,还有什么心情斤斤计较浮世人生?纵使前因未了,伤心旧地莫重来——他们一意孤行地将自己放逐在了时间的逻辑之外,他们的魂魄也随之消散。我仿佛听到了阵阵歌哭之声,从那副对联悲凉的字里行间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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