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子夏、荀子之学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又说自己非多学而识,而是“一以贯之”。道之一贯,即是学之集大成,曾子著《大学》,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洋洋洒洒千余言,只是要疏解“吾道一以贯之”。

 

    《论语•子张》篇主要记述孔门弟子的言论,这时孔子已经逝世。诚如韩非子所言,孔门之学才传承了一代,就出现分裂的端倪。孔门一代弟子之间分歧很多,但主要还是对于孔门之“学”的体会不同。《论语•子张》篇共二十五章,最应该关注的是子游与子夏之间的一次隔空对话。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子夏教弟子学习洒扫、应对、进退,子游认为这些都属于枝末细节,“抑末也,本之则无”,实则是批评子夏之学舍本逐末。子夏听了当然不服气,“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子夏认为学习是一个过程,应该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指出自己传授弟子不是舍本逐末,而是要由浅入深。

 

    “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有先有后,有始有终,子夏似乎以“事有终始”来回应子游的指责。子游点出“本末”,认为“学”须有本原。《大学》首章“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显然与《论语•子张》篇这一章关系密切。到底应该如何契入孔门之学,仅从文辞上看,曾子对子游、子夏的观点进行权衡折衷,似乎是主张既要分清本末与主次,又要兼顾到先后次第。

 

    须注意,《大学》曰“事有终始”,《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儒家经典均说“终始”,不说“始终”。“始终”,先“始”而后“终”,等价于“先后”,只是适合于描述一个外在的过程。说“终始”,则意味着“始”与“终”是一贯功夫:一方面,“始”须指向“终”,才成其为“始”,不可离开“终”而言“始”;另一方面,终者,成也,“终”,只是复其初,“终”又合于“始”。由此可见,“终始”与“始终”,虽然只是两个字互换一下位置,但“终始”蕴含着丰富的义理,指向心性功夫与德性。




    孔子逝世以后,子夏来到魏国西河授徒讲学,李悝、吴起都是他的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据考证,荀子是子夏一系的门弟子。这个说法是可信的,荀子是赵国人,赵、魏都是从晋国分裂出去的,地理位置接近。而且子夏与荀子对于“学”的理解,也非常接近。子夏说:“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荀子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

 

    “学”确实有个次第,须循序渐进,如颜子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曾子分疏出三纲八目来阐发大人之学。但子夏说“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这句话问题很大,与子贡一开始所犯的错误一样,把“圣”等价于“多学而识”。先“始”而后“终”,“学”在开端处就失却了本原,自“始”而“终”,此“学”只是博学多识,乃孔子所谓“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论语》一书论“学”之言,几乎贯穿二十篇,除了“学文”“学诗”“学礼”之外,孔子所言“学”,后面几乎都不加宾语,只是单说一个“学”或“好学”,“学”字义深。而荀子说“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此是朱子所谓“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属于小学,没有在自家心性上做功夫。

 

    孔门四科十哲,德行一科如颜子、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对于孔门之“学”体会得真切。孔子晚年所收弟子,如曾子、有子、子张、子游也能契入孔门之学。子夏对于孔门之学的领会,非常肤浅,子游对于子夏的批评是中肯的。子夏这一支偏离了为己成德之学,只有博学于文,而没有“守约”功夫。

 

    如荀子强调外在的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而孔子曰:“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荀子重视“势”:“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然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同样,荀子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与《中庸》所言“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只是言辞上近似,从义理上体会,却有云泥之别。

 

    荀子曰:“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所谓“学”,以本始材朴之“性”为“始”,以“性伪合”为“终”,此正是孟子所谓“义袭而取之”。程子谓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 荀子从经验层面而说人之性恶,有学生问朱子:“或言性,谓荀卿亦是教人践履”。朱子答曰:“须是有是物而后可践履,今于头段处既错,又如何践履”?


    儒学乃为己之学,成德之学,学以成德而后以道周济天下。偏离了成德之学,渐渐就沦为“法”与“术”。《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此之谓也。子夏门下有李悝、吴起,荀子门下有韩非、李斯,可见,儒学守不住学之“大本”,就会涌现出一批法家败类。法家之徒,逢君之恶,眼中只有君主,不知有天下。



 

    孟子云:“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

 

    “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须注意,孟子言“始条理”与“终条理”,与子夏言“有始有卒”涵义不同。这个“始”与“终”,分别对应“金声”与“玉振”,以及“智”与“圣”。显然,从境界上看,“终”高于“始”。而且孟子一说“终”,这个“终”自然也涵摄“始”。

 

    孟子称许伯夷、伊尹、柳下惠分别为圣之“清”“任”“和”,论其境界,实则是“金声也者,始条理也”。孟子认为孔子是“圣之时者也”,《中庸》所谓“时中”或“时措之宜也”,在《大学》即是“明明德于天下”,成就大人之学,故孟子又以“集大成”来赞美孔子。


    何为集大成?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集大成”不是博学多识,不是数量上的累积,须体会出“学”之一贯,故孟子点出“终”“始”来解“集大成”。下文说“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因为“终”也涵摄“始”,故“金声”收摄在“玉振”中。“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与“圣”,“圣”也涵摄“智”,犹如“知”与“仁”,仁者必“知”。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子路对于这个“敬”没有感觉,孔子这样回答子路不太满意,也不太相信,进一步追问:“如斯而已乎?”孔子于是两次把境界再拔高了一层,答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从“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敬)是一贯功夫,“修己”二字不愿省略,也不能省略。

 

    《大学》区分人我内外而分疏出三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下文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君子不修己,何以治人?故在大学之道的入手处,应以明明德为“本”,以亲民为“末”,也以明明德为“先”,以亲民为“后”。

 

    当三纲领从“明明德”过渡到“亲民”,就不能分别再以“明明德”为本,为“内”,以“亲民”为末,为“外”了。“明明德”就蕴含在“亲民”之中,“亲民”,乃明明德于民。故“明明德”是“在先的”,也是“在后的”;是“始”,也是“终”。

 

    而且“明明德”不仅贯通三纲领,也贯通八条目,对于《大学》三纲八目,要体会出“一贯”功夫。如阳明先生指出:“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从文辞上看,似乎分一个人己内外,分一个先后,先要修道(明明德),然后才能去弘道(亲民)。但真正从功夫上说,并不是先做一个“明明德”,再去做一个“亲民”,或者说,“亲民”是“在后的”,也是“在先的”。

 

    绍兴知府南大吉经过阳明先生的一番点拨,对于大人之学豁然贯通,喟然叹曰:“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之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内诸沟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又曰:“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


    “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南大吉把“亲民”与“明明德”颠倒一下顺序,并不是因为他是绍兴知府才如此说,而是真正领会了孔门之学。

 

    须注意,如果先自己修道(明明德),然后再入世担当(亲民),恰恰把人己内外决裂为二,在阳明先生看来,如此用功夫正是不晓得“头脑”。应该先有了担当,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然后做修道功夫才晓得“头脑”,功夫才能入门。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用其力于仁”,此是孔子为学问之道开示一个头脑功夫。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为什么连用两个“明”字,前一个“明”表示功夫,“明德”为本体,做明明德功夫只是要复得“明德”之本体,而本体本来就是贯通内外人我,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亲民事业也蕴含在“明德”这个本体中,故“亲民”是“在后的”,也是“在先的”,既在“外”,也在“内”。




    曾子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说“近道”,正是提示学者在区分本末的同时,又要贯通内外本末;区分终始的同时,又要贯通先后终始。只有不断落在“贯”上做功夫,“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才不会凌空蹈虚。

 

    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不说“己立而后立人”,这个“欲”字吃紧,要区分内外人我,又要贯通内外人我;既要分一个先后,又要贯通先后。唯如此,功夫才能晓得头脑,以“用其力于仁”为“始”,以“天下归仁”为“终”。阳明先生指出,“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克己”,乃破私解蔽;“成己”,则是不断贯通内外人我,由“小我”到“大我”不断涵养扩充,从而最终成就万物一体之仁。


    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近”与“欲”前后呼应,可意会,难以言表,如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须体会出人己内外之间的贯通,这个贯通入于精微,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大学》全文只是要疏解“吾道一以贯之”,《大学》首章言“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近道”也取自孔子。区分一下本末终始,只是“近道”,看似背离了“一贯之道”,其实只是先设定一个中介,然后由这个中介再过渡到“一贯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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