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人皆好之,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

朱子注曰:“一乡之人,宜有公论矣,然其间亦各以类自为好恶也。故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则必其有苟合之行。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则必其无可好之实”。

按照统计学的规律,样本量的大小与统计结果的准确性有直接关系,样本量越大,统计结果的误差就越小。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也是如此,综合更多人的意见,评价越是趋于客观公正。古代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一乡,子贡选取的这个样本量已经足够了,兼听则明,如朱子曰:“一乡之人,宜有公论矣”。

“乡人皆好之,何如”?子贡认为,一个人在邻里乡党中的口碑很好,人品应该错不了。但一乡之人中有善人,也有恶人,有君子,也有小人,且君子与小人之好恶不同,子贡把这个重要的问题给忽略了,只看数量,没有认识到“质”的差别。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一“存”一“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比人与猴之间的差距还要大。

本篇下一章说:“君子易事而难说(悦)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君子之好恶“原于性命之正”,是非好恶自慊于心,不徇私情,对于他人能够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故曰:“君子不党”。孔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阳明先生曰“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也是此意。

小人之好恶囿于形气之私,难免党同伐异,对于他人的评价与切身利益或小团体利益联系在一起,有失公允。朱子曰“然其间亦各以类自为好恶也”,如孔子所谓“人之过也,各于其党”,当然不适用于君子。

子贡问:“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答曰:“未可也”。孔子的本意是提醒子贡,要把乡原与善人或君子严格区分开来。乡原,德之贼也,阉然媚于世,“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孔子以“未可也”作答,也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做进一步的阐述,想引导子贡自己去思考,正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子贡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子贡的思维是跳跃性的,剑走偏锋,一下从“乡人皆好之”过渡到“乡人皆恶之”,就是没有意识到乡人中有善者与不善者,且善者与不善者之好恶有着本质区别。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性本善,善是绝对的,所谓“恶”,只是“善”之缺失(缺德)。考虑到善、恶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虽然君子只是人群中的极少数,但人世间总的来说还是好人多些。一个人被一乡之人所称道,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个好人,也可能是乡原,如果他遭到一乡之人厌恶,虽然排除了乡原这种情况,但更加不可能是个好人,反而是个大恶人了。

看到子贡的提问有些不着边际,孔子再次答曰“未可也”,与前一个“未可也”相比,能体会到语气有急促与舒缓之分。没有把子贡的思维引导到“乡原”那里,孔子多少有些失望,故这次说完“未可也”,也不做停顿,不再给子贡一次思考的机会,而是直接把标准答案给抛出来:“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孔子为什么两次答曰“未可也”?查阅《十三经注疏•论语》,北宋邢昺给出的解释是:“或一乡皆恶,此人与之同党,故为众所称,是以未可”;“或一乡皆善,此人独恶,故为众所疾,是以未可”。邢昺对于本章的疏解可谓凿空杜撰,肆意发挥,完全曲解了孔子的意思。

“或一乡皆恶,此人与之同党”与“或一乡皆善,此人独恶”,邢昺设想的这两种情况在现实世界中怎么可能会发生呢?子贡例举“乡人皆好之”与“乡人皆恶之”,已经很极端了,邢昺比子贡更爱走极端,更不着边际。从概率上做分析,也不大可能出现“一乡皆善”或“一乡皆恶”,至于“一乡皆恶,此人与之同党”与“一乡皆善,此人独恶”,就更微乎其微了。

子贡言“乡人皆恶之”,孔子只取这个“恶”字,合于前文所言“好”,执“两”而用“中”,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朱子的注解非常到位,朱子曰:“故善者好之而恶者不恶,则必其有苟合之行;恶者恶之而善者不好,则必其无可好之实”。乡人之善者好之,说明其有可好之实,具有“与人为善”、“乐道人之善”这样的品质;乡人之恶者恶之,说明他对于恶人之恶行能够实实地去恶,无苟且迎合之行。

《大学》曰:“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大学》分一个好、恶来说诚意工夫,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善能实实地好,恶能实实地恶,如此用工夫,即是自慊于心。如果一人被善者好而被不善者恶,其实可以反推回来,说明他的好善恶恶也是真实切己的。离开“诚”而言“善”,就可能流于伪善,如乡原阉然媚于世,其言曰:“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合于“诚”而言“善”,最圆满的情况应是: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大学》曰:“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中庸》云:“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大学》《中庸》只是描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这样一种理想的境界,然孔子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既然尧舜之知而不遍物,尧舜之仁不遍爱人,君子是非分明,其立身处世,决不可能让所有人都称心如意。舜逐四凶,周公兼夷狄,阳明先生平定匪患,其道一也,故惩恶即是扬善,“好恶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公冶长》)子贡以“闻一以知二”与“闻一以知十”来说自己与颜子,落在数量上,这个回答不得要领。阳明先生指出:“子贡多学而识,在闻见上用力,颜子在心地上用功,故圣人问以启之。而子贡所对,又只在知见上,故圣人叹惜之,非许之也”。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子贡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孔门之学能“一贯”,故能成其“大”。子贡虽才高八斗,但其学支离而无本,不识大人之学与一贯之道,从而把集大成者等价于博学多识。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雍也》)子贡说“博施”与“济众”,还是局限在数量上求仁。孔子接着子贡的话,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圣”,此是从德性涵养扩充出去的外王事业,落在“大”而不是“多”上。从“明明德”过渡到“明明德于天下”,成就万物一体之仁,然“修己以敬”是发端处,故下面孔子点出一个为仁之方:“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研读这一章,须注意孔子与子贡赋予“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不同的意义。阳明先生曰:“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而当时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贡致疑于多学而识,而以博施济众为仁。夫子告之以一贯,而教以能近取譬,盖使之求诸其心也”。

回到本章,子贡问“乡人皆好之,何如”,心中似乎已经有了答案,只是求孔子认证一下。孔子知道子贡没有把善人与乡原区分开,指出:乡人皆好之,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孔子立是非好恶之两端,落在真切笃实处说“善”,正是为救子贡之偏而因病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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