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装裱精湛,修复技艺绝佳 ——成都牛人白旭光

白旭光,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颇有名气,因为成都地区书画界与装裱界普遍认同这位牛人——精湛的传统装裱与绝佳的修复。他的另一种牛,就是近三十年来,同行们大都踏上了机器装裱与框饰结合的潮流。许多自农村来到城市从事装裱打工的人,今已成为老板,开店、办厂、买车、买房不亦乐乎。而白旭光却“冥顽不化”,至今住着那三十来平米的老房蜗居。始终固守着传统装裱与修复的阵地。



    今年刚届花甲的白旭光,乃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是笔者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他一九七〇年始随樊式昭老师学习中国画,一九七三年从师于著名的装裱家徐敬之先生门下,至今已逾四十年。如果说他当工人是衣食的支撑,那么,铁心于传统装裱与修复则是他文化生活的命根。


    所谓传统装裱与修复,是相对于现代流行的机器加热熔胶装裱,乃至各式卡纸与框架结合的装裱而言。机裱虽然方便快捷,价格便宜,但有一致命弱点:加热熔胶后,不可再揭裱。如果画心损坏或欲换装,则无可救药,这对有价值的裱件来说,损失大矣。传统装裱,整个工艺流程全以手工完成——粘合剂(浆糊)必以精制面粉调制。画心托裱(又有湿托与飞托之分)前的审视,去污渍,染配托纸(又称命纸、背纸),上浆小托,保边上墙,方裁画心,配料镶边,贴补折条,扶活上墙(即画心覆背后再上墙),打蜡砑光(裱件扶活下墙后以川白蜡涂抹背面,然后用光洁平整的卵石碾压涂蜡面,即称砑光,这对裱件的定性和定型非常重要),装配轴与杆(包括上轴头,包绢,穿绳),有的裱件还须修补,全色,接笔。这是传统装裱的大致过程,时间长,劳心费神。其间,又因装裱形制的不同而在工艺上有差别。如今,该行装裱已很少,然其特殊的价值万不可忽视。


李子園(世清)


李子園(世清)


    传统装裱自魏晋时期流行,历来在文化艺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按地区分有不同的流派,如苏派,扬派等等。苏派最为正宗,影响也最大。白旭光即是苏派的传承人之一。装裱的形制主要有立轴(竖幅,带天杆地轴,大可及丈,小则不及盈尺)、镜片、册页(通常有蝴蝶装式,左右翻页;经折装式,可一字展开;推篷装式,上下翻页)、扇面(有圆形,弧形多种)、手卷,横推,也包括各种形制的盒,函套。这一系列装裱制式白旭光皆精通之。


    白旭光从事该行非常严谨,他告诫学生们说:“我们这一行很特殊,过手的(裱件)动辄价值几十上百万。在做、看、研究的行为中,切不可有贪欲之心,这是规矩,也是职业道德。”笔者几十年来与许许多多的裱工打过交道,相较而言,他的技艺确实出类拔萃。在制糊,选材,工具配制诸方面都有严格的标准,不管业务量大小,每道工序绝不偷工减料。经他装裱的作品,光润细腻,柔韧,方刀与镶接总是整齐划一,误差不超过一毫米。仅看他在轴与杆的包绢工艺上,平整无折皱,就这不起眼的一点,装裱界中大都做不到。


    四十年来,白旭光个人承接的裱件已逾二万件,其中有二次国家级的全部展品,八次省级的全部展品,六位画家个展的全部展品,这是常人难以跂及的。其实,白旭光的最大亮点是修复技艺。


葆濟


葆濟


葆濟


    清乾隆时的陆时化(江苏太仓人,好藏书画,尤精赏鉴)在所著《书画说铃》中说的好:“书画不遇名手装池(池,亦通褫,即装裱),虽破烂不堪,宁包好藏之匣中。不可压以它物,不可性急而付拙工。性急而付拙工,是灭其迹也。拙工谓之杀画刽子。”书画与善本,在收藏与传承的过程中总免不了损伤,或霉,或腐,或虫蛀,或污染,或天灾人祸,若不遇高人修复,命则危在旦夕。尚若不幸遇拙劣之工修复,即再遭重创,不可挽救。然修复的工艺技术难度极大,如揭、去污渍、挖、补、拼、染、接笔、全色、配料等诸般技术必须遵从修旧如旧,尽可还其原貌的原则,没有十年八年的扎实功夫恐难胜任。


    当今,就川中而言,白旭光的修复技术堪称一绝。经他修复的书画及善本太多太多,其中有宋黄庭坚的四尺四联屏、明周臣的《锦东送别》手卷、明仇英的山水中堂、清方士庶的单条山水、清王晕的山水册页、清刘墉的书法四尺中堂及手卷、清谭铭的单条山水、清谭焕廷的镜片八张、清黄慎的书法手卷、清翁同龢的书法对联及山水扇面各十余件、清李汝南的书法四尺联屏及写意兰花三件等等。


修复前后


民国以来有张善仔的画数件、张大千的书画五十余件、溥心畲的画十余件、齐白石的画二件、何海霞的画三件、于非闇的画四件等。另有清至民国时期的冷枚、何绍基、陈师曾、谭延闿、于右任、吴佩孚、赵熙、颜楷、马一浮、谢无量、竹禅等等大家的书画作品。笔者所藏善本中有四件损坏较重,一是清原拓《汝帖》全套六册;二是清光绪版套色木刻水印《十竹斋书画谱》全套八册;三是民国早期初出土原拓北魏墓志三种一册;四是民国版套色木刻水印《北平笺谱》一册,均托付白旭光挽救,其结果是修复之精,装订之美,令人叹为观止。


《十竹斋书画谱》


《十竹斋书画谱》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白旭光特邀我去看一待修复的画,近视之,分明是一团撕得稀烂的绢。他告诉我这是一件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作品,乃其学生罗新之先生所藏,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撕烂后揉成一团。事后不久,白旭光再邀我观赏这件修复的画,乃《天王图》,基本还其原貌,了不起。可知,绢是织品,撕烂后要一丝一扣的理清还原,难度极大。他非常得意的给我说,没收一分的工费,这是他一生中的力作,收钱的意义不大。现在,有人赞誉他是“西南第一裱”,笔者虽不敢苟同这“第一”的称谓,但他那精湛的妙手回春之术的确世所罕见。


明末清初“金陵三老”之一的周嘉胄在所撰《装裱志》中评说到:“良工具补天之手,贯虱(比喻箭穿虱心的精准)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充此任者,乃不负托。”白旭光不愧“充此任者”。何况,一些文物单位时有请他担当修复之任。


白旭光画


    白旭光除专注装裱与修复外,亦好丹青,所画山水花鸟工而雅致,故笔者特缀句赞曰:刀刷与笔墨共舞,传统偕时代齐飞。


白旭光画


装裱与修复,不仅是技术,更是一门特别的艺术,书画作品的穿着打扮所必须,有待修复的珍贵书画与善本是唯一的依托。至于能否“申遗”,本无可非议,但不是本质问题。“人在做,天在看”,白旭光的睿智与贡献就摆在那里,抹不掉。他那股牛劲,真还与《我在故宫修文物》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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