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与炼丹术和丹药服食养生





炼丹术是中成药的源头之,而基于炼丹术的丹药服食则是古代方技(中医)四家之一的神仙家养生的重要方法。但是炼丹术和丹药服食历来受人诟病,学界更是视为异端,研究者极少。唐代道医孙思邈却对此情有独钟,有着自己的实践与研究。由于孙思邈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医药学家之一,因其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品德和大医精诚的不朽精神而被奉为“药王”。所以他在这方面的实践与研究对后世炼丹术与丹药服食养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和示范效应。本文不揣浅陋,权抛粗砖以引细玉。

 

服丹养生的内涵


服丹即丹药服食,是我国古代服食养生的重要内容之一。服食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在古人看来,服食之品不仅仅有谷、肉、食物,还包括日、月、音、光、气、水、酒、药、石、金、符、丹等,而其中服食通过炼丹术工艺制作的以金石药物(即外丹)为主的“服丹”则是服食养生的最高水平。古代炼丹术取金石药“不朽败”之义以养生甚至获得长生,如《周易参同契》谓“巨胜尚延年,还丹可入口。金性不败朽,故为万物宝。术士服食之,寿命得长久”。葛洪亦谓“服丹守一,与天相毕。还精胎息,延寿无极”。《云笈七签》亦云:“夫养生唯气与丹,经叙婉妙,幽而难论”。“金液丹华是天经……玩之不休必长生”。所以服丹养生历来受到上层社会重视。


“丹”字本意是丹砂,葛洪《仙药篇》谓:“欲食去尸药,当服丹砂也”。《神农本草经》丹砂条曰:“丹沙,味甘微寒,主身体五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久服通神明,不老,能化为汞……炼丹与消石服之”。孙星衍加按语谓:“金石之药,古人云久服轻身延年者,谓当避谷,绝人道,或服数十年乃效耳。今人和肉食之,遂多相反,转以成疾。不可以古书之虚诬”。


《云笈七签》云:“丹者,是金感于火,名之为丹……丹者,受阳精而候足”。也就是说,早期的“丹”是以丹砂等金石为主要原料、以火炼为主要手段、以延年益寿为主要目的的药物。宋代《圣济总录》谓:“又如丹、丸、膏煎之名,不知异用之实。盖丹者、烹炼而成,有一阳在中之义,丸者、取其以物收摄而已,膏者、谓摩敷之药,煎者、取其和熟为服食之剂,今以火炼及色赤者为丹,非炼者为丸,以服食者为煎,涂敷者为膏,审此数者,他可推类而知也”。说明“丹”的内涵已经有所扩充,“色赤”和“阳在中”也成为“丹”之特征。


由于“丹”还有诸石美称之义,而国人在语言习惯上总是喜欢攀附,将“美名”归之于己,所以作为古代神仙家炼制的长生不老药的“丹”称被泛化,被用来称呼精炼的中药制剂,而“灵丹妙药”的称谓也由此产生,“丹”的内涵就更为宽泛。如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后世言药石之精亦曰丹”。从《圣济总录》的定义来看,至少宋代以前丹剂与其它制剂类型还是有着严格区分的。明清以后“丹”的称谓则被泛化,丸散膏丹汤煎一切药物皆被附会称之为“丹”。所以明清以后,“丹”也泛指一切药物,服丹与服药在概念的使用上基本混合,但养生目的始终一致。


丹药服食的历史渊薮及流变


据《中华道教大辞典》,服食之品包括“药”与“饵”,药包括丸、散、膏、丹、汤、饮(酒)等各类药物,饵包括草、木、果、蔬、肉、谷、金、石、香料等各类营养品。服食乃是包括药物制作在内的“一套丰富多彩、价值颇高的营养学与烹饪(炼丹)术”。卿希泰先生指出:“服食术起源于战国神仙家,为晚周仙道三流派之一”。胡孚琛先生也认为:“道教文化中这些营养学的宝藏,凝聚着神仙家数千年服食摄生的经验,值得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卿、胡两位道教学术大师都提到了神仙家,而神仙家在《汉书·艺文志》中与医经家、经方家、房中家并列为中医学术的内容之一。可见服丹养生源于古代神仙家对于丹砂等金石药物的服食。 


经方在手病无忧

 

战国时期,齐燕沿海地带盛行方仙道,当时的贵族阶层因出于对长生不老药物的追求,不断支持求仙访药和丹药烧炼活动,遂使丹药服食养生蔚然成风。秦汉以降,此风更甚,方士方生(医)甚至成为人人趋之若鹜的热门行业。所以汉代方士医学格外发达,炼丹术也趋于成熟,号称“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也在汉末问世。


随着社会的变迁离乱和“焚、坑、罢、尊”后的文化反动,上层社会开始流行“越名教而任白然”的名士风流与以服食五石散为主的丹药服食高潮。如名医葛洪认为,惟有“金丹”方为养生大药,草木虽可延年,但“非长生之药”,“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药及修小术者,可以延年迟死耳……则终无久生之理也”。所以大倡金丹服食。而号称“山中宰相”的陶弘景主张“以药石炼其形,以精灵莹其神”。他认为“食石者肥泽不老(谓炼五石也)……是故食(丹)药者,与天相异,日月并列”,大力提倡服食丹药以养生,并炼丹献于武帝,因帝服之颇验,对他“益敬重之”。同时代的养生家稽康也“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药”。由于名医、名流的影响,魏晋时期形成了丹药服食养生的热潮。


魏晋丹药服食流行的同时,也逐渐显露出丹药服食的弊端。正如葛洪所说:“既当用钱,又宜入名山,绝人事,故能为之者少”。颜之推亦谓炼丹服药“金玉之费,炉器所须,益非贫士所办”。“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加之当时妄服丹药和五石散者多有疾患与中毒症状,“御之至难,将之甚苦”。连名医皇甫谧也“辛苦荼毒,于今七年”。因之殒命者不在少数,因此引发了对金石丹药服食的质疑与思考。所以《中藏经》指出,应当“审其所宜”,“石之与金,有服饵得失者,盖以其宜与不宜也……其于久服方药,在审其宜,人药相合,效岂妄邪……上、下、左、右,内、外、虚、实,各称其法,安有横天者也?故药无不效。病无不愈者。切务于谨察矣”。这都说明在魏晋时期已经对丹药服食有了理性的思考与质疑。

 

孙思邈对炼丹术与服丹养生的实践与研究


孙思邈深谙神仙家学术。他指出:“凡欲求仙,大法有三:保精、引气、服饵”。其《千金翼方》曰:“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术易崇。故善摄生者常须慎于忌讳,勤于服食,则百年之内不惧于夭伤也。所以具录服饵方法以遗后嗣云”。可见他是比较推崇服食养生的,但他对于服丹养生的态度比较慎重。他指出:“药石有相欺者,人人腹中,遂相斗争,力甚刀剑。言不知性气者,不可服也。凡服食药饵,须量自己性理所宜,不可见彼得力我便服之”,即丹药服食要因人而异、因药而异,量其所宜。孙思邈认为,服石能够“令人手足温暖,骨髓充实,能消生冷,举措轻便,复耐寒暑,不着诸病。是以大须服之”。而且“人不服石,以庶事不佳……所以石在身中,万事休泰”,但是万万不能服五石散,因为“寒石五石更生散方,旧说此药方,上古名贤无此,汉末有何侯者行用,自皇甫士安以降,有进饵者,无不发背解体,而取颠覆。余自有识性以来,亲见朝野仕人遭者不一,所以宁食野葛,不服五石,明其有大大猛毒,不可不慎也”。

孙思邈还指出,服食石药应当区别年龄体质,“人年三十以上可服石药,若素肥充亦勿妄服。四十以上必须服之。五十以上三年可服一剂,六十以上二年可服一剂,七十以上一年可服一剂”。而且服石之人必须有所禁忌,不得杂食,不得食肉,“如法持心”,才能获服石之益。根据他本人服石的经历总结指出,服石尤其要注意的是石药的品质,如“乳石必须土地清白光润,罗纹鸟翮一切皆成”,否则“多致杀人,甚于鸩毒”。

孙思邈对丹药的态度十分严谨,为了验证丹药的功能甚至不惜亲自尝试,如“余年三十八九尝服五六两乳,自是以来深深体悉,至于将息节度,颇识其性,养生之士宜留意详焉”。以他自己为例,为了弄清楚一件事,往往“虽艰远而必造,纵小道而亦求。不弹终始之劳,讵辞朝夕之倦”。他在《太清丹经要诀(并序)》谓“亲经试炼,毫末之间,—无差失,并具言述,按而行之,悉皆成就”。

孙思邈在丹药炼制和认识上有很多突破,著述也颇多,并且形成《烧炼秘诀》《太清真人炼云母方》《太清丹经要诀》等专著,可惜大都失传。在《云笈七签》所载的孙思邈《太清丹经要诀》记载了很多丹药医方,如小还丹,艮雪丹,赤雪流朱丹、紫精丹、流珠丹等均载有具体疗效。他对炼丹术有很高的认识,他指出:“世有偶学合炼,又非真好。或身婴朝绂,心迫名利,如此等辈,亦何足言。今退居之人,岂望不死羽化之事,但免外物逼切,庶几全其天年。然金石事,又须闲解,神精丹防危救急,所不可缺耳”。意思是他在炼丹过程中发现某些丹药“防危救急”的疗效十分显著。


孙思邈还指出,他对于丹药服食的论述,不是凭空想象或抄录前人的东西,而是根据自己服食丹药的经验来如实记录的,他说:“余平生数病痈疽,得效者皆即记之。考其病源,多是药气所作,或有上世服石,遂令子孙多有此疾。食中尤不宜食面及酒、蒜,又慎温床厚被。能慎之者,可得终身,无它。此皆躬自验之,故特此论之也”。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记载太一神精丹由丹砂、曾青、雌黄、雄黄、磁石、金牙合炼而成,并谓“古之仙者,以此救俗,特为至秘”。他早年曾“数次合炼”未果,后来他在蜀地行医时,机缘辐辏,遂于蜀县魏家合成一釜,结果治病效果非常神验。由于孙思邈对丹药医疗功能深入的研究与实践,所以他在总结经验时指出:“伏火丹砂保精养魄,尤宜长服。伏火石硫黄救脚气,除冷癖,理腰膝,能食有力。小还丹愈疾去风。伏火磁石明目坚骨。火炼白石英、紫石英疗结滞气块,强力坚骨。伏火水银压热镇心。金银膏养精神、去邪气。此等方药,固宜留心,功力各依《本草》。其余丹火,以冀神助,非可卒致。有心者亦宜精恳,倘遇其真”。可见,孙思邈对玉炼丹术和丹药服食有着十分深入的实践与研究。 

 

孙思邈对炼丹术和丹药服食学术转型的贡献


隋唐时代,因魏晋遗风和道教地位的提升,丹药服食在士大夫阶层中十分流行,但丹药服食的流弊也日益凸显。如唐代历代帝王均有服食丹药的癖好,而且因服食金丹断送性命者就至少有6位。所以有唐时期,质疑和反对服食丹药的声音逐渐壮大,如道教典籍《玄解录》就谓:“点化药多用诸矾石、消硇之类,共结成毒。金砂入五脏内未有不死之兆,甚错矣。世人不知以前服者有不死之人”。白居易《思旧》诗亦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唯予不服食,老命反迟延……但耽荤与血,不识汞与铅”。这种逐渐壮大的声音终于催生了丹药服食的转型,使得炼丹术炼制的丹药从长生成仙的高级功能转向治病疗疾的低级功能、炼丹术与医药制作技艺开始融合。另—方面,也使得以心性修养为主的内炼技术(即内丹术)在唐末宋初发展成熟,以陈抟、吕洞宾、张伯端、王重阳等为代表的内丹养生流派纷起,内丹家对丹药服食从理论上、原料上、功能上、制作工艺上、甚至满足服丹条件的对象上进行了全面的否定。如《云笈七签》认为“空寂之形,不可服药”。认为“未达纯阳之真”的修炼者不可服食丹药,不可“妄将变黄白药错服食”。否定金石丹药与仙丹的关系,并在社会上形成反对丹药服食与炼丹术的思潮。


丹药服食流弊与隋唐时期开放的社会,—方面使得炼丹术和丹药服食的实践仍然大量存在,另—方面也推动了丹药服食向医疗功用的转型,而促成这种转型与融合的推动者首推号称“药王”的孙思邈。孙思邈不是立足于服食金石药物的坚持,而是因时而化,对金石药物服食适宜性和功能转变进行了研究,如孙思邈指出:“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全生,不知药性者,不能以除病。故食能排邪而安脏腑,药能恬神养性以资四气”,所以他主张服饵应当先食后药,“先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用药”。在他的影响下,丹药服食全面转向治病疗疾而“以此救俗”。服食养生转向医学研究领域,而丹药服食也由过去的长生不老目标的追求转变为疾病的治疗,由此创生了中医丹药的新剂型与特殊制作工艺。


由于孙思邈在当时的德高望重,被奉为药王,所以他对炼丹术与丹药服食养生的实践与研究对后世外丹医药的研究与应用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沈括《梦溪笔谈》谓:“故孙思邈云:‘石在身中,万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盖以五石散聚其所恶,激而用之,其发暴故也。古人处方,大体如此,非此书所能尽也。况方书仍多伪杂,如《神农本草》最为旧书,其间差误尤多,医不可以不知也”。意思是金石丹药之为益为害不在于丹药而在于人。这使得“唐代以来,传统的金砂派炼丹师亦套用《参同契》的理论体系以为说,并将服饵丹药和医疗养生结合起来”。也使得“魏晋时外丹黄白术皆用金石药……唐宋外丹黄白术……且参用草木药”。


所以,有宋虽然服食丹药之风依旧甚至愈烈,但是服食丹药的目标转为延年益寿,而且但要制作原料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而孙思邈先食后药的理念也推动了服食“精粗阶代”理论的产生。如宋代官修《圣济总录》谓:“神仙服饵草木,必取其柯叶坚固,形质不变,若松柏茯苓之类,其意盖以延年益寿为本,至于其他,非具五行之秀,则必备四气之和,其意深矣,千金谓服饵大法,必先去三虫,三虫既去,次服草药,草药得力,次服木药,木药得力,次服石药,精粗相代。由粗以至精,其序不可紊也”。这种服食“以延年益寿为本”和草木金石药物“精粗阶代”的观点,由于官方主流社会的推动,在宋代成为主流思想,加之民间医家实践活动和养生服食的动力,使得宋代丹药服食逐渐由草木药物取代了金石药物。同时也使得炼丹术应用到草木药物的制作工艺中,所以,丹剂遂成为中药剂型之一,故“宋代以后,中国的外丹学的演变有两个分立的趋势,其一是向医药学靠拢,丹方多用草木药,炼丹术变为制药学……”。而究其所以,皆药王孙思邈之功。

 

结论:炼丹术与丹药服食是中医药的重要内容


丹药服食自魏晋隋唐开始转型,目标由追求长生成仙转变为治病疗疾。唐代对炼丹术在中医临床上的应用主要表现在砷、汞、铅以及炼丹实际产物在临床中的广泛运用,砷化合物如砒霜和雄黄,汞化合物如汞的氯化物和硫化物,铅化合物如铅丹、密陀僧、铅粉,合金化学产物如银汞合金等。两宋金元则将炼丹工艺技术应用于草木药物的制作,并使“一阳在中”“火炼及色赤”的中药“丹剂”定型。但是“丹剂”与“丹”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除了原料使用的差异,还有制作工艺的不同,追求目标的不同。元代以后,道藏道书遭到焚烧,炼丹术亦由显学成为隐学甚至匿迹,虽然有明一代炼丹术再次得到重视,但也是昙花一现,很快凋零。清代与元代同样实行抑道崇佛的政策,炼丹术不具备生存的土壤,故隐匿江湖或汇入中医学术。


尽管如此,明清以降,炼丹术与丹药服食的实践与学术研究仍沿着宋代的方向继续发展。这从我国明代著名的医书《本草纲目》中,就可窥得—二。如孟乃昌先生指出:“李时珍批判炼丹术所追求的长生不老的虚幻目标,也积极吸收炼丹术的具体操作和技术成果”。他认为,李时珍实际十分推崇道家和炼丹术,隐蔽的道家思想,在《纲目》中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很多地方都“把炼丹技巧和成果作为可以使用的制药技巧和药物为其所用”,甚至把道家炼丹家的说法当作自己的说法,作为正面论述来引用,完全是炼丹家的口吻。


除了李时珍,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其《天工开物》中对炼丹术用来制备药物的记载也不少,官修《普济方》甚至专列服饵门,对丹药服食记录颇详,如:“故初御药。皆先草木,次石,是为将药之大较也。所谓精粗相代,阶粗以至精者也。夫人从少至长,休息五谷,不可一朝顿遗之。凡服药物,为益迟微,则无充饥之验。然积年不已,方能骨髓填实,五谷居然而自断。今人多望朝夕之效,求目下之应,藏府未充,便以绝谷气,使除药,未有用,又将御衣形神,与俗无别,以此致弊。胡不左哉!服饵大体,皆有次第,不知其术者,非止交有所损,卒亦不得其力。故服饵大法,必先去三虫,三虫既去,次服草药,好得药力,次服木药,好得力讫,次服石药。根据此次第,乃得遂其药性,庶其安稳,可以延龄矣”。这完全是继承了孙思邈的理论思想。


清代炼丹术虽然走向衰落,但是炼丹术和以丹药服食为内容的养生理论探讨与实践亦未终止,而是在中医学术中获得进一步发展,如《对山医话》谓:“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然炼服之法,失传已久,世人未得其术而轻试之,浅则骨痿,久则致命。是欲延年,而反促其算矣”。莫枚士《研经言》亦谓:“据此知侯氏黑散系石发家服食之方……大约服石之风,创于汉季,盛于隋唐。仲景传方而后,《外台》用此尤详。宋以来服石者鲜,此散几废”。


徐大椿专对石钟乳服食进行了探讨:“自唐以前,多以钟乳为服食之药,以其能直达肾经,骤长阳气,合诸补肾之品,用以房中之术最妙。但此乃深岩幽谷之中,水溜凝结而成,所谓金中之水,其体至阴,而石药多悍,性反属阳,故能补人身阴中之火。阴火一发,莫可制伏,故久服毒发,至不可救。惟升炼得宜,因证施治,以交肺肾子母之脏,实有殊能也”。《寿世青编》亦谓:“石药入散,如朱砂、钟乳之类,用水研乳极细,必要二三日乃已,以水漂澄极细方可服饵,岂但研细绢裹为是”。《本草求真》亦曰:“珍珠味甘,既能益脾,寒能除热,体坚复能磨积消滞,故亦主之。珠藏于泽,则川自媚,况涂于面,宁不令人润泽颜色乎?至于疔毒痈肿,长肉生肌,尤臻奇效,但体最坚硬,研如飞面,方堪服食,否则伤人脏腑。外掺肌肉作疼,蚌蛤无阴阳牝牡,故珠专一于阴精也”。可见,清代对金石药物的服食疗疾仍然有所继承与发展。


由于历史的割裂,当代对中医丹药制作技艺的研究者很少,有成就者更是凤毛麟角。但是对炼丹术和炼丹服食的实践与研究自古及今从未间断过。如民国时期被誉为“当代太上老君”和“科学神仙”的陈撄宁(1880-1969年)先生,曾经积累资金,购置药物,历时十年,进行外丹烧炼试验,后因战乱终止,虽然末获成功,但验证古人所言非虚。陈撄宁先生谓:“惟以多年苦心,并数百次之试验,证明古神仙所遗各种外丹口诀,确有可凭,决非欺罔”。据孟庆云先生考证,“外丹可分为升、降、烧三种方法,其药物组成为硫化汞、氯化汞、氧化汞三种类型,历代以来炼出了大、小红升丹、白降丹、太乙紫金锭、龟龄集、三仙丹等著名丹药,并形成了‘丹道医家’的医学流派”。


孟先生所说的丹道医家,目前所知的最后一位传人叫张觉人(1890-1981年),他曾先后师从倪静庵、廖复阳和陈撄宁学习丹药技艺,并从廖师处获得玄门四大丹,即主要用于治疗各种疮疡乾坤一气丹,主治组织坏死、多年溃疡、顽固瘘管、痈疽疔毒的金龟下海丹,可治三十多种疾病内服兼外用的混元丹,以及疗效极佳适用于内外妇儿各类疾病230余种的毒龙丹。此外,他还炼有“九转还魂丹”“紫金丹”“济世仙丹”“全生归命丹”“观音膏”“海王膏”“中九丸”等丹药。其中“中九丸”是张觉人在七种不同配药和方法的基础上,经多方考证和无数次的临床实践中获得的最佳配方,对治疗骨关节结核、瘰疬、梅毒等难治之症有特效,故有人尝试治疗癌症。其《外科十三方考》载有长期散落在民间的中九丸、金蚣丸、三香丸、化肉膏、药线、紫霞膏、千槌纸、太岁墨、代针散、薰洗汤、天然散、麻凉膏、解毒膏等等十三种方药的制法、用法和主治病症。其《中国炼丹术与丹药》详细地介绍了有关炼丹术的珍贵记载,系统地讲解了炼丹临炉的基本知识和技术要领,说明中医用丹药是从古代炼丹家的“金丹术”衍化而来。他指出:“不死之药有道的成分,故炼丹家遂持此理由,以为炼制金丹的对象”。


现今外科用药只有红升白降两种丹药方剂在国内广泛流行,“其他许多优于红升、白降的丹药方剂,都未得到很好的使用,有的甚至失传,或接近失传,深为遗憾”。此外,张觉人《红廖山馆医集》还记录了他炼制龟龄集(鹤龄丹)的经验。如张先生曾于宣统辛亥冬季炼制一炉龟龄集,“丹成后试诸临床,效力颇佳”。后来再炼一炉,因为同炼4人中“有2人身体都极为衰弱,我们遂将第二料完全让给他2人服食,他们服后身体都逐渐转弱为强,一人活到七十几岁,一人活到八十几岁,说明此丹对形体病是有疗效的”。总之,当代对于丹药的研究已经脱离了服食的概念,而是转向疾病治疗。

 

总之,丹药服食最初是以长生成仙为目的,金石药物为主要原料,水火烹炼为主要手段的养生方法。因其中所含的砷化物和矿物质对人体的副作用而被否定,虽然后来转向医疗领域,并以草木药物为主而汇入中医学术,但始终受到诟病与质疑,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现代科技的发展,却对此有了诸多利好结论。


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丹药服食有不少合理的成分,如人体需要摄入—定的铁、铜、锌、锰、碘、钴、钼、硒、氟、钡等多种微量元素才能正常运行,否则就会引起疾病。而金石丹药正好可以满足人体的这种需要。而且临床结果和有关科学研究证明,红升丹和白降丹等化学成分主要为汞化合物。汞化合物有毒,能杀菌,可以起到消毒作用,加速坏死组织脱落,促进肉芽组织新生。相关研究还表明,《神农本草经》许多药物,包括石类药物如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等,确有抗衰老作用。所以有学者指出:“中国炼丹术可说是中国目前最为神秘的学术,为医学和‘仙学’所共享。但历代帝王服之,多有致死之后果,少有得益者。前人分析:一则药假,为江湖术士所造。二则得效后恣意放纵,以至于亡。三则有的药需有清净功夫的人方可服用。以上三说可概括全部原因”。


当代丹医传人张觉人则指出,我们老说灵丹妙药,却不知道“灵”在哪里,“妙”在何处。他在《丹药本草》中指出:“灵者,先天一气凝结于中,神明变化不测之谓也。古人云,有七十二般炉火,二十四品服食,诸凡五金八石,皆举一一采而用之者,诚有以见夫草根树皮之药不灵,而金石锻炼之药斯灵也。奈何世人不察,徒知灵药之名,而不知灵药之实,无论不能以广征元奥。既有间执—方,亦必泥执一病,以为古人用药,不过如是。更不复求灵药之外,更有加减,灵药之中,复有转换,而谬成己见,以痼终身。噫,此特谓之死药耳,何灵之有?尤可恨者,既不闻灵药之名,又不习灵药之事,而妄谓金石锻炼之不可轻服,而病者遂缘以深信而不疑,是以宁灭其身而无悟者,皆斯言害之也。殊不知古人立方必胜后人,金石锻炼之不可服,古人何苦多列品类以误后人?王导石髓、刘安余膏,何莫非金石锻炼,而长房、思邈诸公未尝以此见诮也。可见灵之功在会用不会用,而会用不会用,用在传之当与不当,故他方而俱按味而求,而灵药必须过手而得”。炼丹术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实验,术士因此殒命者不知有多少,仅仅是历代帝王就有20余位因服食丹药丧生,这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否定,而是应当将之作为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源泉,加以研究和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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