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凡是人口衰退的时期,都是经济低谷期

作者:吴钩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七月廿五日乙巳

           耶稣2017年9月15日

 

 

 

 

中国是人口大国,但由于生育率的低迷不振,未来中国的人口数量将持续减少已是可以预见的大势所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预计,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回落至10.04亿。这还是中预测值,低预测值只有6.13亿,差不多就是现有人口减半。社科院人口学者郑真真也认为,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减少到1980年的水平,即10亿人左右。而另一位国内的人口和统计学者黄文政则预测:中国到2100年的总人口为5.8亿,到2150年将降到2.8亿。

 

尽管具体的预测值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本世纪之内中国人口将出现持续负增长的趋势,却是各方都不得不承认的。从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人口出现持续性、大幅度的负增长,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往往是经济发展进入低谷期的指征。

 

老一辈宋史学者漆侠先生曾提出一个理论:自先秦至清末,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呈现为“两个马鞍形”:春秋战国之后,生产力获得显著发展,至秦汉时出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降,生产力低落下来,到隋唐才有所恢复、回升,从而形成为第一个马鞍形;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的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峰,元代生产力又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我们换一个视角鸟瞰历史,也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也大体上出现“两个马鞍形”,而且这“两个马鞍形”跟漆侠先生观察到的“两个马鞍形”是基本重合的。换言之,凡是人口出现大增长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期;反之亦然,凡是人口出现大衰退的历史时期,都是经济发展的低谷期。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4500万以内,从战国到西汉,由于列国争霸、秦灭六国、秦末战乱,人口锐减,但经西汉的休养生息,人口增长至6000万以上,东汉的人口峰值差不多也是这个水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期。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型期,铁器开始广泛应用,域外农作物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引了进来,粮食亩产量出现突破性提高,社会生产力足以维持比从前更高的人口数目。

 

 

 

 

但是,从三国—魏晋直至南北朝,人口又发生锐减,按葛剑雄先生的研究,三国末期的人口下降为3000万左右,之后三四百年,人口峰值都只能维持在三四千万上下。这是秦后人口发展的第一个谷底,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谷底正好重合。

 

隋唐终结了大分裂之后,人口增长率才重新慢慢回升,据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唐朝的人口峰值恢复了汉代的水平,略有超过,从而形成第一个马鞍形。随后,在残唐—五代的小分裂时期,由于长年军阀混乱,天灾频繁,人口锐减为2000多万,跌入第二个谷底。

 

之后,赵宋于乱世中立国,平定中原,老百姓才迎来安居乐业,经近百年的生息,中国人口增长在北宋后期出现了一次“大爆炸”,首次突破一亿,形成历史上第二个人口高峰。

 

宋朝官方对于人口数目有非常详尽的统计,按北宋大观四年(1110)的户部人口统计,当时户数为20,882,258户,口数为46,734,784口。计算下来,每户平均只有2.2人,这显然不合历史的实情情况与我们的经验常识。原来,宋朝官方的户账通常只登记具有服役义务的成年男丁,二十岁以下的未成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女性,均不计算在内。按宋史学者程民生教授的研究,宋代的平均家庭人口为7人。如此说来,北宋末的人口规模已达到1.4亿,差不多比唐朝人口峰值翻了一番。南宋时,尽管丢了半壁江山,但人口峰值也超过了唐朝。

 

与人口繁衍同步,两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的发展。得益于农业技术的改进、海外高产稻种的引进与推广,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亩产约有二三石(米),低产时也有一石,最高时亩产量可达六七石(谷),这个产量差不多是战国时期的5倍、唐代的3倍。再加上垦田以及复耕技术在江南的推行,粮食总体产量大增,养活1.4亿人口是大致没有问题的。所以有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一场“绿色革命”:“宋代大范围地实行复种制和提高亩产量,并取得突出成就,称之为古代的一次绿色革命,应不为过。”

 

宋代城市工商业也非常繁华,正如一名元朝人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留下的题跋所言:“观者见其邑屋之繁,舟车之盛,商贾财货之充羡盈溢,无不嗟赏歆慕,恨不得亲生其时,亲目其事。”如此繁华的城市工商业才可以吸纳更多的农业富余劳动力。事实上,据赵岗等学者的研究,北宋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0.1%,南宋时更是达到22.4%。这是什么概念?对比一下: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

 

然而,南宋之后,中国人口又出现了锐减,尽管元朝的疆域远大于宋朝,但至元二十一年(1284),全国人口才有6800万人左右(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不及北宋末的一半,跌入第三个谷底;直到晚明,人口数目才慢慢恢复到北宋末的峰值。这一趋势正好跟漆侠关于经济发展的判断大致相契合:“元代生产力急遽下降,直到明中叶才恢复到宋代的发展水平,这样又形成了第二个马鞍形。”

 

在晚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清代出现了第二次“人口大爆炸”,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国人口首次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国人口首次破3亿,道光十四年(1834),中国人口首次突破4亿。这是中国历史人口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四万万同胞”便成了中国人的常用语。

 

而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关键时刻——主要体现为大量美洲作物的引进,包括番麦(玉米)、番仔薯(土豆)、番薯、番豆(花生)、番茄、番椒(辣椒)等等,我们现在常说的带有“番”字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这一时期引入中国的。而带有“胡”的农作物,则通常是汉朝及之后从西域传入的。“番”字系农作物生长迅速,产量巨大,明清时期的人口大增长主要应归功于这些域外作物的引进。

 

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密切的正相关。可以说,两者互为因果:经济发展固然为人口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反过来,人口增长也给经济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清明上河图》中的菜园

 

 

 

 

《清明上河图》上的家猪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远郊部分,画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田园,田园里种的不是庄稼,而是蔬菜;近郊部分,又画了一大群家猪,很可能附近有一个养殖场。

 

原来,北宋末汴京的人口多达百万之众,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么多人的日常消费需求,显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市场:每一日从汴梁城郊赶进城内屠宰的生猪,即有万头之多;市民消费的蔬菜,可以让拥有京郊二十亩地的菜农养活一家三十口人。如此庞大的消费市场,自然又促成了生猪养殖业、蔬菜种植业、商品粮运输与仓储业以及其他工商业的繁荣,进而又带动了汴河—运河经济带的兴旺。如果汴京没有如此巨大的人口规模,我们肯定领略不到《清明上河图》展现的繁华景象。

 

历史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人口是拖累,其实人丁是家国之根本。让我引述明代学者丘浚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则国势盛,庶民寡则国势衰,盖国之有民,犹仓廪之有粟、府藏之有财也。”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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