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张良

作者:罗辉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七月十七日丁酉

          耶稣2017年9月7日

 

    汉五年(前202),楚汉战争结束,刘邦平定天下。五月的一天,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大摆酒晏。席间,高祖问:“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里为刘邦大肆称许的张良,无疑是他最为倚重的谋士,也是刘邦最信任的人物之一。在这里为他所称道的三杰之中,刘邦也是首先提起张良,看来在刘邦心目中,张良应为三杰之首。就是在后人看来,由于是张良为汉刘邦总体筹划抗击暴秦、打败楚项、结束秦亡的混乱局面,从而也认同其为三杰之首。

 

由于张良有如此的功勋,自然会获得后世之人的称誉。因此人们对张良的评价,实际也往往是赞扬其功业。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评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制胜于无形;子房计谋其事,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

 

《史记·索隐述赞》则说:“留侯倜傥,志怀愤惋。五代相韩,一朝归汉。进履宜假,运筹神算。横阳既立,申徒作扞。灞上扶危,固陵静乱。人称三杰,辩推八难。赤松愿游,白驹难绊。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再是,更多的对张良行事作风的描述。这方面,朱夫子描述较多,都是体现了张良作为道家人物的行事风格,借人之手行事,多带阴谋的味道。

 

朱文公云:

 

“(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为韩报秦,撺掇高祖入关,及项羽杀韩王成,又使高祖平项羽,两次报仇,皆不自做。后来定太子事,他亦自处闲地,又只教四老人出来做。”“后来诛僇功臣时,更讨他不着。”“老子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单弱的人,到紧要处发出来使人支吾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学。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解了,忽回军杀之,这便是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二十五)

 

而真正对张良作出明确评价的,则是宋儒真德秀。《史记评林》记载真德秀对张良的评价:“子房为汉谋臣,虽未尝一日居辅相之位,而其功实为三杰之冠,故高帝首称之。其人品在伊、吕之间,而学则有王伯之杂;其才如管仲,而气象高远则过之。其汉而下,惟诸葛孔明略相伯仲。”(《史记评林》卷五十五,凌稚隆辑校。)

 

真德秀的这个评价就很具体,因为有比较,他把张良与伊尹、吕尚比较,和管仲、和诸葛亮等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从而给我们一个具体的评判。

 

真德秀的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即低于伊、吕,而高于管仲。我们知道,伊尹和吕尚都是儒家圣贤人物,伊尹辅佐商汤王天下,建立商朝而王天下,是王者之师、王者之佐;又以帝师身份放太甲于桐宫,使其改过而归政,孟子称伊尹为“圣之任者”。吕尚即是姜尚姜子牙,他辅佐周武王建立周朝而王天下,也是王者之师、王者之佐,至少也可称为儒家贤人。而管仲,他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霸诸侯,一匡天下”,管仲则是霸者之师,孔子称其为“如其仁”,也可称得上是很有儒家风格的贤人,可称为儒门外道贤人。由此,真德秀对张良的评价是在圣贤之间,可称得上仁者了。那么张良他是否能够称得上这个评价呢?笔者以为通过分析张良的行事及主张,此评价确实是过誉之评。

 

张良先人是韩国人,他的祖父、父亲任过五代韩王之相。张良曾经在淮阳学习礼法。秦灭韩后,张良家有奴仆三百人,弟弟死了不厚葬,用全部财产寻求勇士谋刺秦王,为韩国报仇,图谋韩国。因此,张良到东方见到了仓海君,得一大力士在古博浪沙狙击秦始皇未遂,逃亡至下邳。其间遇圯上老人指点,得授《太公兵法》,从而归入道家之道。陈胜吴广首义,各地豪杰兴起,张良也率部得以投奔刘邦,并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得以完成复国志愿。张良投奔刘邦后,成为刘邦最为重要的谋士,从史书的明确记载来看,张良为汉刘邦谋划的主要策略有:一、计收宛城。即在刘邦西入咸阳过程中,劝阻刘邦绕开宛城,以免腹背受敌。二、诈袭降军。在攻取峣关过程中,张良向刘邦设计诱降峣关秦将后,担心降军在进军咸阳过程中会反复,又建议刘邦向投降的秦军突袭,将降军击溃。三、谏从哙言。刘邦进入咸阳后,想住入秦宫享受美女珍宝,樊哙劝谏沛公出去居住也不听,张良向刘邦讲述正是由于秦朝暴虐无道才得以让刘邦兵入咸阳的道理。四、智斗鸿门。鸿门之宴,张良与项羽、范增斗智斗勇,才得以使刘邦脱离虎口。五、烧绝栈道。汉王刘邦率军入汉中,张良献策刘邦烧断所经过的栈道,向天下表示不再回来,以此稳住项羽对刘邦的疑心。六、遗书诳羽。汉王刘邦还定三秦后向东进军,项羽用过去的吴县县令郑昌做韩王,以抵抗汉军。张良写信给诳骗项羽说,汉王只是想要拿回原应得到的关中,实现先前的约定就罢了,不会再东进了。接着又把齐国田荣、梁地彭越反叛楚国的文书送给项王说,是齐国想要同赵国一起灭掉楚国。以此打消项羽的西进之意,而向北去攻打齐国。七、下邑奇谋。刘邦东出,同项羽进行了激烈的厮杀,败退彭城至下邑。这时张良献计,汉如果要击败楚,必须联合九江王英布、壮士彭越,再把大事委托给韩信,让他独挡一面,那么楚军可破也。八、阻止分封。汉三年(前204),项羽把汉王困在荥阳,汉王忧恐,与郦食其商议削弱楚国的势力,郦食其谏议重新封立六国的后裔。张良闻知急切谏阻,陈以八难阻止分封。九、劝封韩信。汉四年(前203),韩信攻下齐国而想自立为齐王,派使者向刘邦求封,汉王大怒。张良蹑脚劝告,汉王才派张良授予韩信“齐王信”的印信。十、鸿沟毁约。汉五年(前202),汉王与项王讲和,定约平分天下,鸿沟以西的地方划归汉,鸿沟以东的地方划归楚,项羽放回了汉王的家属。之后,项羽罢兵东归,汉王刘邦也要率军西归,但张良谏议,乘楚军兵疲粮尽之时,索性就此消灭楚军,于是进兵追赶项羽。十一、请封雍齿。刘邦平定天下后,封赏大功臣二十多人,其余的人日夜争功,不能决定高下,未能进行封赏,因此这些将领常常大发不满议论。刘邦为此忧虑,张良建议先封赏刘邦平生最憎恨将领雍齿,从而安定了群臣。十二、请都关中。刘邦也效法周朝建都洛阳,再加上左右的大臣都是关东地区的人,多数劝皇上定都洛阳,而娄敬建议迁都长安以凭借形势钳制天下。刘邦询问张良,张良也认为娄敬建议正确,并将形势分析给刘邦听。十三、劝迎四皓。刘邦想想更换太子,包括张良劝谏也不听。吕后无奈,托建成侯吕泽截住请求张良给想想办法,张良于是建议吕泽迎请“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致使刘邦感到,太子刘盈羽翼已成,从而打消了废长立幼的想法。

 

我们来分析张良的行事和主张之时,先可将张良辅助刘邦平定天下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亡秦之战,第二阶段是楚汉战争,第三阶段是建国安民。

 

秦朝暴虐天下,天下英雄起而抗秦,故第一阶段的亡秦之战是正义的,无论是作为伊、吕的佐王,还是管仲的佐霸,都应该抗击暴政。因而张良辅助刘邦抗秦是正义的,具有王霸性质。但张良在辅助刘邦的亡秦之战中的“诈袭降军”一策,则是不地道的,是耍阴谋。当时峣关的秦军已经确定了投降刘邦,可是张良担心降军在同刘邦西进过程中反复,因此就建议刘邦袭击降军,击溃了他们。张良这样做,让人不得不联想项羽在新安城南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一事。虽然张良之计只是将降军击溃,可能是将之打败后让降军逃散,也许会收编一部分,但肯定有免不了有较大的伤亡。这样的事情是王霸之佐所不忍为、不耻为的,而张良则为之,故于其行为已在王霸之下了。诚然,当时刘邦军队只有两万,而秦降军有五万,一同在西进中确实要有所防备,但不一定就是要歼灭之,办法应该有很多。比如说,可以采取先控制大大小小的将校,用比较巧妙的方式突然收缴军士们的武器,然后将他们分化:愿意留下来的收编,愿意回家的发路费遣送回家等等。总之,可以有很多办法,以两万临战警戒的部队来和平分化失去了战斗力的五万兵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再说,刘邦兴的是仁义之师,这些降兵也是秦暴政的受害的,怎么还可以将已投降的士兵仍然视为敌对的一方呢?于此也可见张良仁心不够,不足为王霸之师。

 

在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以刘邦还定三秦之后向东与项羽开战来规定为楚汉战争的开端。项羽火烧咸阳后分封不公正,本来按照约定应该让刘邦做关中的王,却把刘邦赶到汉中去。刘邦还定三秦之后,应该说是把自己应得的拿回来了。这时,按理张良应该是辅助刘邦如何治理好关中,或王或霸,充实自己,静以待天下之变。但事实是刘邦立即就着急东进与项羽争霸天下,而张良则是为刘邦的东进打掩护。张良写信诳骗项羽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将齐、梁反叛项王的文书送给项王,并说:“齐欲与赵并灭楚。”以此麻痹项羽,让项羽对刘邦失去警惕。从亡秦之战来看,虽说刘邦和项羽两支力量相对比,应该是刘邦这一方更具有仁义。但因此时汉对楚首先开启战端,因此最初的楚汉之战是不义之战,双方都没有站到道德的制高点,他们的开战是不顾百姓死活的争霸战。因而张良设计诳骗项羽,也不叫做什么谋略,而是阴谋诡计。直到第二年,即高祖二年(前205),“项王密使九江、衡山、临江王击义帝,杀之江中”之后(《资治通鉴第九卷·汉纪—》),刘邦率军到达洛阳,新城三老董公拦住汉王刘邦的马头建议:“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刘邦立即采纳建议,为义帝发丧,袒露左臂大哭,公祭三天。派出使告天下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汉书·高帝纪第一》)至此,刘邦攻打项羽,才获有了正义的旗帜。当然,刘邦也只是假借这面义旗,只是可惜此建议不是出自张良之手。由此也可知张良对于战争需要以仁义为主导的观念淡薄。

 

楚汉战争中,由于刘邦号召诸侯为义帝复仇而借得仁义,从而使此战争有了霸道的含义,因而张良的谋略也就有了合法性。但即便如此,双方在战争中也是要讲求相应的道义原则的,尤其是作为相对正义的一方。可是在鸿沟议和当中,张良却又教刘邦议和之后突袭项羽,即乘楚军兵懈粮尽之时,进兵追击项羽,想趁势消灭楚军。这又是张良的狡狯不仁不义之处。本来楚汉双方既然签约议和,就都要按照和约规定,持守信义。张良却教刘邦无端撕毁和约,明显又是导人于不善,这既无不符合霸道原则,更不符合王道原则。

 

或说,此时项羽正处在兵疲粮尽之时,所谓“缚虎容易纵虎难”,这个时候如果不趁机除掉项羽,一旦放虎归山,待其强大,则后患无穷。此说既是对自己这一方道德力量和军事力量的不自信,也是不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张良毁约是为眼前功利考虑,这样或许会利在一时;但功利之上还有道义,守约是坚持道义,则利在久远。”(余东海先生语)再说,项羽之后不一定能够更为强大,如其再不仁不义下去,自有许多机会消灭他。

 

张良辅佐刘邦消灭了项羽之后,则基本是功成身退,向刘邦所献之策也基本是起着巩固君主专制之权的作用,于建国安民已经无什么建树了。王道政治定国后制礼作乐,霸道政治定国后重视信义,倡建法制,又重视富民政策,而张良的这种如同处于世外身份,也基本自外于王道和霸道政治。

 

我们知道,伊吕辅佐汤武行的是王道政治,以仁道而得天下,致天下人归往;管仲佐桓公行的是霸道政治,是假借仁义尊王攘夷,以信义而成霸。而历史发展到战国以后,专制王权出现,已是没有王霸政治了。在张良的时代,虽说人们还是很向往三代之制,希望天下定下来之后采取分封制,但现实是这种分封已经起了变化。无论是项王的分封,还是刘邦的汉初分封,大多是一种胜利果实的瓜分,互相间已经是非常猜忌,离原来的分封目的是为了屏障四夷、为天子守卫的意义相距很远。而张良作为道家人物,虽然也是劝刘邦行仁义之政,但事实上其自己在辅佐刘邦得天下的过程中,道德内力薄弱,又往往违背仁义原则,因此也就不足以导君为善。在张良为刘邦贡献以上的这些计谋中,多数能够站在道义的高度上行事,那也只是假借仁义而已,也只是属于霸道政治;但其中的不少计谋则是违背了仁义,而属于阴谋,这就是比霸道等而下之了。

 

因此,我们可以定下基调说,张良的政治军事活动是以霸道为主,杂以阴谋,所行是杂霸之术。也即,通过对张良的政治军事活动的考察分析可得出,张良人品不可能能与伊、吕相比,而学则有杂霸之术;其才或如管仲,但由于杂以阴谋,则又比管仲差一等了。当然,比兵家、纵横家等又要强很多。孔子称管仲“如其仁”,那张良则是“如不仁”了。又孔子批评管仲有不知礼的地方,但张良虽是学《礼》出身,帮助刘邦定天下后,却“欲与赤松游”,亦是不知礼而弄虚捣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中冷淡于人。

 

同时,张良作为道家人物,作为刘邦最为倚重的谋士,为刘邦所贡献霸道与阴谋之间的杂霸之术,非但因道德内力不足以至于不足以格君(刘邦)之非,反而为汉初刘邦集团带来黄老色彩的政治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为以后汉朝转型以儒治国增加了许多难度、打下了许多折扣。

 

作者简介:罗辉,男,属猴,西历一九六八年生,江西吉安人。

 

责任编辑: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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