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买《魏书》《北齐书》记


一九八〇年五月七日,沈金梅同志,从北京代购中华书局标点本《魏书》一部,计八册;《北齐书》一部,计二册。我的《二十四史》为“百衲本”,但非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而是晚清以来,各书局各种版本的杂烩。善本甚少,阅读、贮存均不便。所缺数种,拟以标点本充之。今见此书,卷帙亦甚繁重,且有污损。今日修整,甚感劳顿。年已老,日后仍以少买书为佳也。


国家组织人力,整理标点《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书,传播文化,嘉惠后学,可以说是一种千古盛事。经过整理的《二十四史》,从方便阅读方面说,比以前各书局所出的石印本、铅印本要好得多。


但每部书前面的出版说明,却写得很是八股,盛气凌人。单纯以阶级斗争为纲,评价一部古书,不只有诬古人,也违反历史唯物、辩证唯物之义。标点本《魏书》,出版于一九七四年,出版说明,加入了批判“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内容。引用“语录”,也未免牵强附会。既然重印,批判一通之后,又不得不承认其多种价值,立论也就自相矛盾。当然,这种写法,自有其时代历史背景,作者的局限性,也可能为后世读者所谅解吧。


《魏书》号称“秽史”,初不知其秽在何处。是内容芜杂呢?还是所记多猥亵之事?读了一些篇章,发见《魏书》文字典雅,记事明断,虽不能说是史书中的上乘,但也很够一代文献资格,实在谈不上一个“秽”字。


《魏书》为魏收所总纂,他的传记,载在《北齐书》。


魏收,字伯起,巨鹿人。他生于宦家,十五岁学习作文。读书很用功,“夏月,坐板床,随树荫讽诵,积年,板床为之锐减”。他文思敏捷,“下笔便就,不立稿草”。但为人轻佻,绰号“惊蛱蝶”。奉使梁朝,竟然买吴婢入馆,遍行奸秽。因此,人称其才,而卑其行。


修魏史时,所引史官,都是依附他的人。有的并非史才,有的“全不堪编辑”。参加修史的人,自行方便,“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魏收是总编辑,并吹出大话:“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这就太不像话了。


当时言论,都说魏收著史不公平,皇帝“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这场辩论,皇帝亲临,空气非常紧张。虽然表面上,魏收占了上风,告状的人,被定为“谤史”,“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魏收也受到皇帝的责难,战栗不止。《魏书》也奉命“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


后来,魏收又奉诏,对史书更加研审,颇有改正。但“既缘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这种结果,在历代史官中,恐怕是最不幸的了。


其实,魏收虽然监修《魏书》,大的关节,他是做不了主张,要看皇帝的意图的。但在一些不显著、不甚重要的地方,他还是可以施展才华,上下其手,或加美言,或加恶语的。这些地方,皇帝不一定留意去看,但所记的那些人,或那些人的子孙,是一定要看的,特别关心的。另外,给谁立传,或是不给谁立传;给谁立正传,或是给谁立附传;谁的文字长,谁的文字短,这都是是非所在,恩怨所系,编撰者和监修者,应当慎重从事,公平对待的。而像魏收这样的人,却是意气用事,很难趋于公平的。虽然史书要求秉笔直书,但因政治的要求,史官的爱恶,即使是良史,恐也难于达到真正的直。求其大体,存实而已。特别是像《魏书》这部著作,修书与时代相近,魏、齐两朝相连,一些当事人的后代,都在朝中做官,就更注意其中的褒贬,因为这不只是祖先的名誉问题,也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了。


魏收自视甚高,性又褊急,他的著述生涯,他的官运,也不是那么顺利的。他受过箠楚,皇帝在宴会时,还让大臣们当面开他的玩笑,揭他的短处。有时皇帝高兴了,也当面夸奖他几句。说他有文才,说他比那些武将还有用处。甚至说:“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我们知道,魏、齐的那些皇帝,都是什么人物。在这种环境下,魏收能把这部著作,终于完成,也可以说是够坚韧的了。他所处的境地,皇帝给他的待遇,也不外是司马迁所叹息的“倡优畜之”而已。


这部《魏书》,虽被有恶名,然终不能废,也没有别人的著作,能把它代替。列于诸史之林,堂而皇之,不稍逊色。这是因为时过境迁,朝代更替,利害的关系,感情的作用,越来越淡漠了。谁好谁坏,都已经成为历史,甚至古代史,与读者任何人,都没有关联了。时间越久,史事无证,越没有别的书能代替它,它就越被读者重视,因为它究竟还是当时的人撰述的最可靠的材料。古书的神秘神圣之处,也就在这里。


魏收是很有文才的,他当时所作文、檄、诏、诰,为皇家起过很大的作用。齐文襄曾称赞他:“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彩,雅俗文墨,通达纵横。我亦使子才、子升时有所作,至于词气,并不及之。”


温子升、邢邵,是魏收同时代的文士。他们各有朋党,互相拆台: 


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魏收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门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收以温子升全不作赋,邢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尝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


祖珽话的意思是: 看一个作家的高下,先要看他的师承。魏收的话,如果拿今天的情况来解释,就是: 只能写些短小文章的人,算不得大作家,必须有几部长篇,才能压众。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如果生于同时,在一处工作,则相轻尤甚。因为这涉及是否被天子重用,官品职位。想起来,这也很可悲,心理状态,几同于婢妾之流。


《北齐书》魏收传中,只保存了他的一篇赋,题为《枕中篇》。这篇文章,以管子的话“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远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远期,惟君子为能及矣”作为引子,说明“知几虑微,斯亡则稀。既察且慎,福禄攸归”的道理。文章虽然有些啰嗦,但文词很漂亮。证明他的文才,是名不虚传的。但这篇赋,不常见于文学选本,可能是因为作者的名声不大好的缘故。传中说他硕学大才,但不能达命体道,“见当途贵游,每以颜色相悦”。这与他这篇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但又说他:“然提奖后辈,以名行为先,浮华轻险之徒,虽有才能,弗重也。”这就证明魏收这个人,性格言行,都是很复杂,很不一致的了。


文人处世,有个人的特征,有时代的样式。历代生活环境不同,政治情况各异,他们的作品,他们的作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他们理想的发生,都不会一样,都有时代的烙印。先秦两汉,盛唐北宋,号称太平盛世,文士众多,文章丰富。而南北朝、五代、南宋、明末之时,文人的生活处境及政治处境,就特别困扰艰辛。反映在他们处世态度和作品之中的,就很难为太平盛世的人民所理解。南北朝时期,是个动乱的时期,北朝文人很少,他们的生活,尤其动荡不安,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但都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动乱。


我们今天谈论魏收,也不过就一篇简短的传记,零散的材料,勉作知人论世的试探,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就很难说了。检藏书,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二十二史考异》按: 赵翼所著为《廿二史札记》,《二十二史考异》为钱大昕所撰。,对魏收的《魏书》,均有评述。李氏认为像北齐的帝王,还知道重视文人的工作,重视历史的修撰,足见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即武夫出身者,亦不能漠然视之。这种感慨,是李氏的夫子自道,宦情的急迫表现。王氏所述,议论平和,他以为《魏书》之所以受人攻难,是因为后来几次有人想重修这部史书,既然想重修,就要宣扬原作的种种缺失。他并且说,魏收的著作,列之正史,并无愧色,可谓先得我心矣。赵氏在列举《魏史》的不公之处以后,又列举该书中的惊人直笔,这足见抹杀这部著作,把它笼统地称为“秽史”,是不应该的了。这部书,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不是著作本身的原因,而是当时及稍后的政治的原因。


魏收在《枕中篇》中说: 


闻诸君子,雅道之士,游遨经术,厌饫文史。笔有奇峰,谈有胜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审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后己。情无系于荣悴,心靡滞于愠喜。不养望于丘壑,不待价于城市。言行相顾,慎终犹始。


这些文字,可以说是闻道之言矣。然而魏收终于没有做到,或者说,他没有能完全做到。他的言行是不一的,他的希求是没有止境的。他的一些行为,是有违先哲的教导的。但究其原因,并非像标点本的前言说的那样简单。有些事,是他应该做到的,这要由他负责任;有些事是当时政治不允许的,他不能去做;有些事是环境影响他,他顺应地去做了。然收究非完人,在文士中,也非敦立名节的人物,受到的一些责罚坎坷,可以说咎由自取。因此摘记其言行之显著者,使知其是非矛盾之处,以为借鉴焉。


转自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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