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广义 | 儒家读书只为成就圣贤境界



儒家倡学之目的



儒家向来十分重视读书研习、广学博闻、慎思明辨,仅《论语》一书,就有很多处孔子强调学习之重要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儒家提倡广学博闻,提倡人文教化,最终是为了“下学而上达”,上达于天道,上达于心性,而止于至善。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读书而读书。如仅仅止于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读书而读书,只能成就为一名普通学者、思想家,某个文史类专家或技师。


儒家倡学,目的非常清楚,是为了成就圣贤境界,成就德性人生,成就“明明德于天下”。欲达此目的,首先需明白生命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三者之关系与差异,或首先需明白先验知识(生命科学知识)与经验知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的科学知识)之关系与差异,明白此差异,才能明白哪些学问知识是主,是本,是先,哪些学问知识是次,是末,是后,“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如不识主次、本末、先后,则难以近道,反成背道而行。



小人儒与大人儒



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之学因始终于心性处不能畅明通透,致使其“下学”有余,胶固于耳目感官之间,陷溺于见闻经验之中不能自拔;又“上达”而不足,失守儒家学术根本宗旨,超越和反源之劲力不够。故其学易于成就“小人儒”,即通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难以成就“君子儒”,即成为圣贤,明德天下。若只能下学而不能上达,如此,儒家种种之德目、种种之德行,必将成为他律道德,而不是儒家一直固守的源于心性之本有的自律道德。儒家正宗心性之学和恪守自律道德者,为陆王心学一系。



尊德性与道问学



朱子在《癸卯答项平父书》中有一段话表达了他与陆象山(陆九渊,号象山,公元1139年-1193年)之间种种观念之争的看法:“大抵子思(孔子之孙,《中庸》作者)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陆九渊)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所以为彼学者,多持守可观,而看得义理,全不仔细。又别说一种杜撰道理遮盖,不肯放下。而熹自觉虽于义理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截长,集思广益,庶几不堕一边耳。” 


“尊德性”确为陆王所谨守而发扬之,但朱熹自诩其学为“道问学”则不谛。盖儒家千百年来于心性义理方面之讲说辨示,即生命科学之体系化建构,成果斐然,独成一脉。


但因不明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殊异,故其外王之理想终究止于小成而已;无法在推动政治与社会改革渐进于更合理、更公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没能积极有效地解放生产力和改善生产关系,以达很好地改善民生之目的。朱熹束于历史局限,以世无匹敌之学力,终于此无大补益,反成支离,徒生若干无谓之缴绕。本愿以儒家正宗者自诩,但其于心性之学(尊德性之学,成德之教)无相应之传承与发展,终使自己“堕一边耳”。

 

—— 文字摘自潘麟导师生命科学系列经典《〈大学〉广义》“三纲与八目”之“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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