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复兴的精神动力与制度机理

作者:滕祥志

精神动力问题,是韦伯(1864-1920)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宗教:儒教与道教》中提出的命题,其核心点是:在西方,新教伦理提供了现代事功(资本主义)之精神动力;而传统中国,尽管拥有诸多成就现代事功之条件:如人口流动、城市经济、货币等,但传统文化之儒道释三教,未能提供基于法治、诚信、理性化上的现代化精神动力。

 

然而,世易时移,韦伯命题提出近百年来,西方由如日中天、雄心万丈到危机渐露。为激活西方文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学派,将目光投向古希腊,回归并阐释希腊原典。客观上,美国新罗马帝国之雏形,脱胎于二战,盛极于前苏联解体,顿挫于“9.11事件”,而重伤元气于本次金融危机。然而,其帝国政治哲学根基、深层文化结构、超强战争机器,迄今犹存。

 

中国恰与之相反。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内部保持总体稳定,经济增速放缓但仍维持较快增长,执政精英能总体上把握战略机遇。虽然在调结构、惠民生、稳增长、求和谐诸方面遭遇挑战,但面对天安号事件、海洋国土如南海、黄岩岛、钓鱼岛等诸多挑衅,冷静应对,保持战略平静。总之,在内政和外交上,总体无举措失当。毫无疑问,中国正在顽强走向复兴。

 

一、国学犹存:华夏文明由是不绝若线

 

韦伯命题,对中国学界乃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巨大的知识挑战。就决策层和学术思想界而言,尚有一些宏观问题有待思考、厘清和谋划:

 

其一,中华文明曾雄踞东方,冠绝一时,为何出现宋元之变和明清之变?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的时代精神、政治经济、财政金融、军事外交出现何种纰漏,以至于国家逐渐瓦解,而遭遇汉民族历史上灭顶之灾?

 

其二,清末民初迄至新中国,中国国力渐衰,华夏文明依赖何种精神力量,逐渐化解诸如列强瓜分、日寇吞并、内部分裂等重大民族危机,最终完成国家整合?其中精神动力若何?

 

其三,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国家百年以至千年之战略规划,应秉承何种精神动力根基,预设何种基本措施?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笔者不揣浅陋,谨就民族复兴精神动力问题,略呈管见。

 

《易·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每逢国族危难,即有仁人志士,或躬身入局,或挺身而出,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若时势不济,则屏迹幽居,沉潜学问,以为后世存留文脉。自唐虞三代,春秋战国,汉唐宋明,晚清民国,代不乏人。

 

孔子居衰世,知先王之道不行,目睹诸侯僭国,陪臣执国命,慨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故删《诗》《书》,正《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传微言大义,以俟后世君子。北宋时,周敦颐(湖南道县人)发轫理学,传伊川二程,二程传杨时(程门立雪乃此子),杨时传胡安国。南宋时,胡安国父子为避战乱,入潭州建碧泉书院,传圣人之教,开启湖湘学派。至此,文脉已然南移。至张轼长岳麓书院,邀朱熹辩论学问,湖湘文脉之盛,冠绝当时。

 

明清之际,船山先生出。饮亡天下之恨,遂沉潜经史,辟宋儒之空疏,昌经世之实学,张先圣之道统,庶开风气之先。一时湖湘学子,皆以经世济民为己任,湖湘人才之盛,为天下侧目。船山之学,博大精深,经史兼治,既以阐释经典自任,亦有鸿篇巨制《读通鉴论》《宋论》存世,实乃国学之集大成者。“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际者,船山一人而已。”“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其“躬行践履”“行先知后”“匡济时艰”“道在器中”“《春秋》大义,严君子小人、夷夏之大防,国之大宝,可禅、可继、可革,不可使夷人间之”之论,义承千秋,振聋发聩。故国难之际,湖湘人物,迭起救国,前赴后继,不可胜数。

 

周敦颐,曾任合洲通判(今重庆合川县),于此兴办州学,延北宋苏轼等人讲学,传圣贤学脉。至宋元之际,合川钓鱼城曾与元军血战弥久,坚韧不拔,致元军最高统帅战死城下,改写欧洲史。无独有偶,抗战时,衡阳保卫战、长沙保卫战,抵抗非常顽强。常德保卫战亦十分惨烈。是故,学脉留存之处,则有殊死奋斗和抵抗,与张学良之弃东北而走,判若云泥。故文脉所存,国运之所存。近代湘人行状,尤为世人侧目,无他,惟国学耳。读蔡松坡、谭嗣同、陈天华诸君文献,可知大概。

 

抗战时,新战国策派学者林同济、雷宗海等于战火中,谋划中华民族复兴未来,倡言国学复兴。制宪君子张君劢,东奔西走,融汇中西,作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演讲,启迪后学;冯友兰于困厄之中,做《贞元六书》,穷尽哲思,弘扬理学;战乱中,熊十力开坛讲学,上接宋明儒,阐幽发微,汇通儒佛,弟子遍海内,为儒学复兴先声,下引后学。诸如此类,不绝如缕。国学复兴,诸子重光,礼失而求诸野,华夏文明,不绝若线。

 

是故,经典在,则国故存;国故存,则文脉不绝;文脉不绝,则道统存;道统存,则国家不灭,天下不亡。荀子言“文以明道”,刘勰言“文以载道”,韩愈言“文以贯道”,先贤之深意,在兹念兹,今人当深切体悟之。

 

二、察变观风:重振人心、朝向经典刻不容缓

 

观当今世风,唯利是图弥漫,物质主义凸显;道德人心,政教风俗、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多方强力挑战。名流以变更国籍为荣,礼仪廉耻之心日鲜;而先富者则去父母之邦,家国天下观念日稀。凡此种种,殊可堪忧。

 

笔者愚见,察当今之社会沙漠化生态,精神依皈之枝零破碎,安身立命之穷途困顿,维权意识之恶性膨胀,则知重拾道统、重振人心和朝向经典之刻不容缓。落叶知秋,窥斑见豹。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论,以为生死决战之前夜,恐不为过。此必待主流意识形态之重塑,以之内聚人心、恢复自信、接续道通、重整共识,并在哲学心理学层面,抗衡假“非意识形态”之名之步步进逼,构筑强大心理防线。

 

人心正固,则社稷宁。重塑主流核心价值观,重整华夏文明之精神内核,重塑华夏民族之文化自尊心,已刻不容缓。当代中国的政治论述,从华夏文明源头吸取精神资源,恢复传统国学,正视文化传统,决绝历史虚无,正本清源,势所必然。概言之,接续道统、传承文明、融汇西学、以中化西。所谓新轴心时代,本质在此。若此,或可言正人心、敦风俗、克人欲、大一统和民族复兴。

 

文明复兴,必仰赖强大持久之精神动力。察美国政治哲学,施特劳斯学派为拯救西学,寻找精神资源,重归古希腊原典,反观中国思想,焉有不回归国学原典,重启文明源头,秉文明复兴之命,承强大精神动力之理?中国古代先秦典籍,乃人类“轴心时期”之智慧结晶,值此混沌不明之时,应能持续激发文明火焰,烛照人类未来前行之路。

 

泰戈尔曾言:古希腊之火已然熄灭,罗马亦被埋帝国废墟之下,“但人文精神和文明仍然活在中国和印度。”当此“全球化”所向披靡之际,铭记开国领袖之教诲,回溯先秦之古典智慧,以当代国人对西学之强大学习、消化和掌控能力,赖国学博大渊深之“通变”内功,回归国学经典,接续道统,薪火相传,庶几可融汇贯通,而别开生面。若论中华文脉危在旦夕,不绝若线,而有一息尚存之忧叹,然以《易》观之,则可察一阳来复之际,危机转换之时,否极泰来之机。

 

三、一脉相承:文明复兴的内在逻辑

 

文明复兴,其路径是中国的现代化。为此,探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内在逻辑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也是民族复兴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源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挑战。一方面,满清行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华夏文明晦而不彰,日落明夷。明末,先贤黄宗羲著《明夷待访录》,伸张公天下之义,顾炎武著《日知录》,呕心沥血,启佑后学,以俟后世圣王复起,接续华夏道统。清末,章炳麟持“革命论”,驳康有为曲学阿世,値末世而扶持夷主,悖离《春秋》夷夏大义。一方面,满清窃据华夏,其统治危机自鸦片战争起,遭遇西方强力挑战,治理危机日显,然洋务运动,实缘于甲午战争之败。梁启超曾论断,满清实亡于甲午。为此,民族复兴遭遇反帝、反封建的双重困境,历经三个历史时期:

 

一是恢复中华。满清封建王朝行部族专制、民族压迫和文化宰制,华夏诸民族必先破解“恢复中华、驱除鞑虏”之命题,完成其恢复华夏的神圣使命,以实现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先贤揭示的“不私一家一姓”“天下为公”“圣王复起”“不以天下奉一人”等华夏道统,也即推翻满清封建压迫和民族专制政权,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这一过程由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初步完成。

 

二是国家建构。放低天下理想,实现国家整合。面临列强瓜分和半殖民地危局,实现“民族-国家”(Nation-State)建构和军事强悍,以强大的动员力应对新战国时代的列国竞争危局,争取球籍,这一过程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万里长征第一步”。随着现代“军事-工业化”民族国家体制的建成,华夏尚武精神被激发,被动挨打百年颓局彻底扭转,国家动员力和组织力超迈前代。事实证明,这一机制足以应对新战国时代任何国族危机,是对天下理想的调整。

 

三是经济崛起。前30年,借助全能主义高度动员能力体制,初步实现工业化积累,为改革开放奠定物质基础、人口基础和制度基础;后30年,启动改革开放,循着国家独立、军事强悍、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的路径,在国家鼎立、人民站立、军事强悍的基础上,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国家富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后三十年,为一个统一整体,不可分割。

 

综上,逻辑上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有三层含义:

 

一是恢复华夏。既要回应西方文明冲击,又要驱除鞑虏、摆脱满清部族专制压迫统治、恢复华夏正统,遵循远古先贤“不私一家一姓”“天下为公”伟大理想,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和国族鼎立,这一过程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标志,完成“民族-国家”整合的历史使命,以“军事-工业化”为基础,现代动员能力和尚武精神被激发,以适应新战国时代的挑战和危局。

 

二是汇通中西。既要全方位、大范围吸纳现代文明成果,主要是西方文明成果,又要对中国固有价值和优秀传统文化有所坚守。比如,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张扬法治精神、弘扬法治意识、提升法治素养、健全法制体系,但同时,不忽视“以德治国”,“为政在人”的古老智慧。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乃是在制度层面实现第五个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在器物、制度、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层面,全方位展开。

 

三是文艺复兴。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实力强大、经济发展、军事强悍和文明复兴的前提下,为人类文明找寻一条新的出路,以超越近五百年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体系。此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文化和文明含义。其标志是文艺复兴。中国现代化,是文艺复兴之预演,华夏复兴之途径,其内涵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涵融中西智慧、中西汇通,对中华文明实现创造性转化,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转折点上,为人类文明困境探索新路,昭彰大义,以王道大同消解霸道秩序,化成天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质在文艺复兴。中国经济崛起,以新的殖民体系,代替旧的殖民体系,以新帝国取代旧帝国,绝非人类之福;同理,历史终结,不再永续发展,绝非人类之福。生生不息,化成天下,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为大同。

 

四、国学复兴:事关国家百年、千年气运

 

为此,复兴国学,势在必行。中国者,因有国学,是谓中国。国学者,一国道统学术之统称也。

 

明刘伯温《〈苏平仲文集〉序》云:“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诗观民风,而知其国之兴废,岂苟然哉!”又云:“继汉……享国延祚最久者,唐也。故其诗文有陈子昂,而继以李、杜;有韩退之,而和以柳;于是唐不让汉,则此数公之力也。继唐者宋,而有欧、苏、曾、王出焉。其文与诗,追汉唐矣。而周、程、张氏之徒,又大阐明道理,于是高者上窥三代,而汉、唐若有歉焉。故以宋之威武,较之汉、唐弗侔也,而七帝相承,治化不减汉、唐者,抑亦天运之使然欤?”是故,“气昌而国昌,由文以见之也。”

 

窃以为,国学(诸子百家儒为主)复兴,事关国家今后百年、千年气运。简言之,国家是否分裂,道通是否传承,是否出现五代十国、宋元之际、明清之际之巨变,又能否挺过近百年(明始,即有传教士大量游于中土)之西学紧逼,实关乎国学文脉是否存续。然文不在兹,游谈无根日久,加之斑驳陆离之西方政治、经济、法律、人文学说日渐弥漫,此诚危急存亡转换之秋也。读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一书,即知,文化领域的战争早已硝烟弥漫。

 

《礼记·学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察古观今,凡善治国者,首在谨庠序之教,风教以化民,化民以成俗,以为国家培植元气,次之,辅以经济民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在固本培元,人才辈出。养成人才,由来以渐。较之民国初年,大中学生整体文字能力,尤其古汉语水准,下降明显。文字粗鄙,文风轻浮,人心浮躁,时风渐变,日趋浮滑,由文以见之。文明古国,衣冠文物,礼乐诗书,风吹云散,民风民气,渐趋颓废。有识君子,岂可不察。

 

有鉴于此,当务之急,须彻底修改中小学语文课本,大力扩展国学典籍内容,传承国学文脉,未雨绸缪,利在长远。于政策层面,要在复兴古典学术传统,在教育、教材、学制和考试制度层面着力,延续国学文脉,以求先秦经典研习之传承。一如放开生育二胎,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宜速不宜迟,急不宜缓;近期,逐渐增加教育、教材、考试、选拔、公招时国学经典的含量,于正人心、醇风俗、强化执政党之公信力和执政力,将尚公、民本、爱国和均富的道统上下贯通,不可或缺。长期看,应恢复翰林院,涵养大儒,并执掌礼部。

 

文脉渊深,失之久远,非长期涵养,恐难奏功。是故,改革中小学课本,增加国学经典分量,使学子亲近国学,窥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激发自信,自立立人,正心诚意,要莫大焉。自兹更化,历二十年,方收其功。久之,则民风自化,民气可恃,元气充沛,国之大幸。元气淋漓,虽历经劫难,颠而不坠,史迹可鉴。是故,继昌黎之事,会横渠之意,弘船山之学,承复兴之命,振衰救弊,此其时也。缘此,民族复兴之精神动力,源远流长,永不枯竭。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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