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反对“四风”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蔡方鹿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八年岁次丁酉五月二十日壬申

           耶稣2017年6月14日

 


张栻重视民生,勤政爱民;加强民族团结,使边民和睦相处;提倡孝道,反对封建迷信;整顿社会治安,惩治贩卖妇女;反对奢靡之风,提倡简易朴实;重实事实功,整治贪腐;德刑结合,重视道德教化;内修外攘,爱国献身等经世致用的事功修为集中体现了他“忠厚爱民”、崇尚真理,维护国家统一,科学求实,求知探索,躬行践履的经世致用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即使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这对于当前强调走群众路线,树务实之风,反对贪腐,廉洁奉公,也是有所启示,而值得提倡和借鉴的。以下根据张栻的原话来探讨他反对“四风”的思想,而非牵强附会的拔高。

 

一、反对流于“虚文”的形式主义

 

张栻的经世致用思想提倡实用,反对流于“虚文”的形式主义。所谓“虚文”,指空洞无实的文字,毫无意义的礼节,或徒具形式的规章、制度。张栻反对形式主义,体现在对“虚文”的批评上。他说:“凡所以施惠于民者,类非虚文,皆有诚意存乎其间。千载之下即事而察之,不可掩也。”[i]主张施行惠民政策,要体现出诚意,而非形式主义的虚文。这样才能够即使在千年之后也能查寻而不可掩没。并指出:“务为实用,不汨于习俗。”[ii]主张务为实用,不为形式主义的习俗所扰乱。


在抗金斗争中,张栻反对形式主义的“虚文”。他说:“今大敌在前,国势不立,与其崇孝飨之虚文,曷若厉复雠之大义。请停大礼,悉以其费佐军督诸将,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灵。”[iii]强调在大敌当前之际,与其崇尚形式主义的祭祀大礼,不如将其费用用在统军打仗、分道攻守上,这样更能够慰藉祖宗的在天之灵。《宋史·张栻传》称张栻“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iv],充分肯定其在治国理政中主张实用,反对形式主义的思想特点。

 

二、反对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僚主义

 

张栻从民本爱民思想出发,反对凌驾于百姓之上的官僚主义。他说:“上骄慢以残其下而不恤也,……有司视民之死而不之救,则民视有司之死而亦莫之救矣,此其所以为得反之者也。然则于此,其可不深自省察而以行仁政为急乎!君行仁政而以民为心,民之疾痛疴痒无不切于己,则民亦将以君为心,而亲其上,死其长矣。”[v]批评官吏见死不救,骄慢对下而不体恤民众的官僚主义,主张行仁政,认真检讨省察官吏对老百姓的态度,以百姓之心为心,关心民众“疾痛疴痒”之疾苦,这样百姓才能以君为心而亲其上,形成君民关系的良性互动。

 

张栻以重民思想反对骄矜放肆的官僚主义,他告诫人们:“夫治常生于敬谨,而乱常起于骄肆。使为国者而毎念乎稼穑之劳,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织纴之事,则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怀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己饥寒之也。是心常存,则骄矜放肆何自而生?岂非治之所由兴也欤?”[vi]认为天下得到治理在于“常生于敬谨”,而天下动乱则“常起于骄肆”。批评“骄矜放肆”的官僚主义作风,要求为官者要时常念及百姓稼穑之劳,思百姓饥寒之苦,心存敬谨,而去其骄肆,以民众之心为心,如此才能保民兴治。并指出:

 

后来只为不知艰难,故都不省察,但见目前一事之办、一令之行,不知百姓流离困苦于下。……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也,盖欲分付天之赤子而为之主。人主不以此为职分,以何为职分?人主不于此存心,于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伤之,则百姓之心自然亲附如一体。若在我者先散了,此意思与之不相管摄,则彼之心亦将泮涣而离矣,可不惧哉!……臣尝为州郡,备见百姓利害,百姓甚易扰动。未论州郡所行,只如知县妄行出一文字,乡间扰害百姓,有不可胜言者,何况以朝廷之势临之,若一事偶未审,草草行出,外间受害又何可以数计!百姓被困毒,得闻于人主之前者有多少间隔,其受害已不少矣。然则岂可谓小害无伤?济大事必以人心为本,若未曾做得一毫,事先扰百姓,失却人心,是将立事根本自先坏矣,乌能立哉!然则岂可谓要立事,扰人不奈何?人主又岂可不察?”[vii]

 

批评为官者不知下层百姓流离困苦,不问民众疾苦,只见目前一事之办、一令之行的官僚主义。张栻站在民本主义立场,提出“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君主不能脱离民众高高在上以独自享乐,而是要为民做主,关心百姓疾苦,唯恐受到伤害。并批评知县妄出文字,扰害乡间百姓甚多,何况朝廷不审事理,草草颁行发布法令,则造成更大的危害。张栻告诫皇帝,百姓遭受伤害,有多少能被朝廷知道,使之能闻于君主之前者,已有很多间隔,此时当地的民众已有不少受害者了,所以不能视之为“小害无伤”。张栻强调,朝廷政治“必以人心为本”,即以人心的向背作为立大事的根本,批评失却人心的官僚主义,指出不能以所谓立事来扰民,要求君主对此要有觉察。

 

三、反对享乐主义

 

站在关心民众疾苦、以民之忧乐为己之忧乐的立场,张栻反对享乐主义。他说:“节礼乐者,进反之义。乐节礼乐,则足以养中和之徳;乐道人之善,则足以扩公恕之心;乐多贤友,则足以赖辅成之功。是乌得不日益乎!乐骄乐则长傲,乐佚游则志荒,乐宴乐则志溺,乌得不日损乎?损益之原,存于敬肆而已。骄乐,以骄矜为乐也;宴乐,以宴安为乐也。”[viii]张栻批评享乐主义,认为追求享乐,会带来长傲、志荒、志溺的不良后果。应长存敬肆之心,以养中和之德,去掉享乐主义。并强调与民同乐,“不当自乐其身,当与民同乐而已。……盖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亦非也。乐民之乐者,以民之乐为己之乐也;忧民之忧者,以民之忧为己之忧也。惟吾乐民之乐,故民亦乐吾之乐;惟吾忧民之忧,故民亦忧吾之忧。忧乐不以己,而以天下,是天理之公也。”[ix]要求统治者应以民之忧乐为己之忧乐,“不当自乐其身”,只图自己享乐,而不顾百姓忧愁。

 

张栻指出,追求享乐足以陷溺其人。他说:“夫逸豫之溺人,而深求所以戒惧乎!当忧患之际者,诵斯言,可不念其为进德修业之要,而自勉励乎!”[x]所谓逸豫,即指享乐。张栻认为逸豫足以溺人,使人沉沦不能自拔,所以要时时戒备,不要沉迷于逸豫之享乐。张栻勉励告诫,足见其以进德修业为要,反对享乐主义的思想倾向。

四、“毋从事于奢靡”,反对奢靡之风

 

与批评享乐主义相关,张栻还批评了奢靡之风。张栻告诫:“毋放于欲,毋狃于逸,毋交非朋,毋从事于奢靡,则予有望,予又将察焉。其能久守是也,则复有进焉。”[xi]在这里,张栻明确告诫“毋从事于奢靡”,体现了他反对奢靡的思想,并将其与放纵物欲,习惯于逸乐,妄交朋友等联系起来一起批判,表达了张栻反对贪图享乐的奢靡之风的态度,于今颇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张栻反对奢靡之风是与提倡仁道,保民爱民,反对贪欲联系在一起的。他说:“人君有民,与其臣共司牧之,是当以保民为己任耳。”[xii]强调人君应以保民为己任。“凡动于己私者皆贪也,若所欲者仁而已,则何贪之有?君子之所以自处者安裕,故常泰然而无所不敬也,故不骄。若夫以势位智力自恃则骄,骄则不泰矣。正衣冠,尊瞻视,临之以庄也。持身如是之严,故人望而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xiii]张栻反对贪欲,提倡仁道。主张“正衣冠”,树立好的榜样,解决动于己私的贪腐问题,而不以权势压人。在这里,张栻明确提出“正衣冠”,严于修身,树立良好的形象,这也是值得今天借鉴的。


一方面反对奢侈,另一方面张栻又提倡节俭。他说:“禹之有天下,无所与于己,故饮食则菲,衣服则恶,宫室则卑,所欲不存焉。而于事神之际则尽其诚,于朝廷之礼则尽其敬,于保民之事则尽其力,皆所以成其性耳。”[xiv]盛赞禹在饮食、衣服、宫室等物资生活方面非常节俭,不存所欲,但禹对保民之事却竭尽其力。提倡为民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亦是对奢靡之风的制约。

 

五、现实意义

 

以上张栻在治国理政的社会实践中提出的反对“四风”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值得今天借鉴。他对流于“虚文”,“上骄慢以残其下而不恤”,“乐骄乐则长傲,乐佚游则志荒,乐宴乐则志溺”,“从事于奢靡”等不良朝风和社会风气的批评与反对,集中体现了他提倡仁道,保民爱民,反对贪欲思想的特点,也是其理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体现。可以看出,张栻的反对“四风”的思想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价值,这对于当前强调走群众路线,树务实之风,纠正不良风气,也是有所借鉴,而值得提倡的。

 

张栻提倡以“忠厚爱民”作为其职守,表彰“其为政大体本于忠厚爱民,不苟其职,而不为赫赫名利之为”[xv]。以忠厚爱民为从政之本,把爱民落到实处,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不去追求那种世俗的显赫名利。由此,张栻对百姓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的虚文、骄慢无视民瘼的官僚主义、沉湎于骄奢淫逸的享乐主义和从事于奢靡的社会陋习深入批判,这不仅在当时得到了民众的拥戴和赞誉,而且对今天纠正不良社会风气也是有所启示的。

 

从张栻反对“四风”的思想中不难看出,他是主张以民为本,“施惠于民”,反对“上骄慢以残其下而不恤”、“扰害百姓”的官僚主义;关心人民疾苦,“以民之乐为己之乐”,“以民之忧为己之忧”,强调“与民同乐”;提倡“忠厚爱民”,“毋从事于奢靡”,反对贪欲,制约奢靡之风的,这集中体现了张栻所代表的理学的价值观和民本思想,也是儒家思想与理想之治的表现,而值得提倡借鉴和发扬光大。

 

以民本和仁政思想为指导,张栻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把经世致用之实学贯彻于行,做出了不少事功修为。张栻在治理静江府期间,发布《谕俗文》,既有反对封建迷信,妄听巫师邪说,不及时问医用药而造成破损钱物,枉坏性命恶果的内容;又有批评丧葬之礼过于侈靡炫耀,务为华饰之风,而提倡哀敬孝顺,简易朴实的风俗;也有反对买卖婚姻,禁止拐骗、贩卖妇女的规定,而提出“婚姻结好,岂为财物?”对“其侈靡等事”,要求“当治其尤甚者,以正风俗”[xvi]。早在南宋时代的张栻就提出这些治理方法,不能说没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张栻并告诫众人,以上规定,如有违反,“官司自合严行惩治”[xvii],德刑并用,用法律的手段保障社会治理的实行,其态度可谓严明。

 

其后,张栻改知江陵府,惩治贪腐,“一日去贪吏十四人”,“首劾大吏之纵贼者”罢官。并上奏朝廷,论贪官刘大辨之罪,揭露其以熟田作为荒田授予流民的行为,是使朝廷失信于民。[xviii]

 

张栻逝世后,“柩出江陵,老稚挽车号恸,数十里不绝。讣闻,上亦深为嗟悼。四方贤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吊,而静江之人哭之尤哀。”[xix]即当他的灵柩从江陵运出时,当地百姓挽车痛哭,悲哀之声“数十里不绝”。孝宗皇帝闻讣后,“亦深为嗟悼”,各地贤士大夫纷纷挥泪致哀相吊,而张栻治理过的广西静江百姓“哭之犹哀”。这说明张栻在地方官任上,治理有方,重实事实功,弹劾贪吏,发展生产,为老百姓谋福利,否则会有老百姓自发地哭声载道来相送数十里吗?如果对老百姓不好的话,有数十里路来送行的吗?不可能,这肯定要讲事功和提倡爱民养民的。这包括“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以为一事,且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则必胜之形,隐然可见”[xx]。强调“必治其实,而不为虚文”,这体现了张栻立政为民经世致用思想的特点,而值得今天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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