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去经典化,还是再经典化?(刘悦笛)




当代文学,经典何处寻?经典作家哪去了?
这不仅是困扰当代文学界的难题,且是至今未解的谜题。同时,它也始终是当代文学所未竞的目标:每段文学史总要留下那么几部经典吧!总会留下那么几位经典作家吧!但不争的事实却是,如今的经典,或者更准确的说,可能成为经典的候选作品,似乎越来越少了。与之相应,文学品质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阅读,都是如此。
在大家渴望经典的时代,经典却少之又少,这到底为什么?有人归咎于这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文学命运如何?经典哪里去了?大师为何不现身?
实际上,“经典缺失”的问题,不仅是现代汉语言文学的问题,而且也是个当代“世界文学”的问题。在当今西方文学界,竟也出现了“破除经典”的浪潮,从而认定经典也是可以“解构”的,乃至可以被“摧毁”。且听被认为是英国文学最优秀批评家的柯莫德曾发出如此的呼声:“经典……成了永久的传承工具;不过,经典无法抗拒理性,也就当然能被解构。如果人们对经典不以为然,他们也可以设法去摧毁它”!
这个来自1985年的说法,绝非耸人听闻,而是迎合了西方文学界的“去经典化”的新浪潮,至今仍获得某种普遍意义的赞同。这同西方文学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也大有关联。作为“耶鲁学派”异数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之所以独撰出《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恰恰就是要反对“去经典化”,抑或要去“去经典化”。从这种反驳的立场可见:“如果文学经典只是阶级、种族、性别和国家利益的产品,那么大概一切美学传统皆是如此”,而这恰恰是那些流行的所谓“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的基本论调,布鲁姆戏称这些人均为 “憎恨学派”的成员。
那么,“憎恨学派”份子,究竟憎恨什么?答案很简单——憎恨审美!憎恨美学!前者是践行上之憎,后者则是理论上之恨,二者恰是知行合一的。由此,压抑审美与回避美学,一时成为当今西方文学界的一种普遍风气!
最首当其冲的,就是对莎士比亚“至高无上的美学地位”之质疑与贬抑。莎翁这四百多年屹立不倒的美学崇高位置,居然在20世纪末被颠覆了。“憎恨学派”份子通过文学与历史互文的“历史化”手法,使得莎士比亚成为了与同时代作家同量级别的人物。这是由于,“莎氏怪异的美学力量不见容于任何意识形态说教。现今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这个说法,可谓一针见血,道明了当今英文系和比较文学系接受文化研究后远离“文学本体”、拒绝“审美标准”的基本事实。
回望当今中国,也是如此,经典的地位也在松动,而当代经典又未得公认。这里摘录2014年李泽厚与笔者的一段对谈录——“纵论中国文学家”——来描述下这种经典未定的现状:

刘悦笛(以下简称刘):很多书,过几年就没价值了,特别是文学史……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那能够留下名字的有谁呢。
刘:从八十年代初……
李:不讲那个,就是讲文学,包括上个世纪文学, “新文学”开始的……
刘:我觉得是——贾平凹、陈忠实、阎连科和余华!
李:王安忆怎么样?(刘)再复前阵请过阎连科与余华到香港。
李:我几十年不看小说了。
刘:嗯,近期我所看的是马原的《牛鬼蛇神》。
李:不是写西藏的吗?
刘:一半写西藏,一半写海南,很有神秘意味。
李:认为好的是……
刘:二十世纪后半叶选四个人的话,我选的是……
李:那莫言呢?
刘:上次中法会议上遇到个巴黎七大的法国汉学家,他说,莫言这种写法17世纪法国就出现过,而且,翻译的功劳要大些,那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李:这些都不是标准,这完全不对嘛。
李:余华的《活着》我好像读过。
刘:从《活着》到《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的英文版在纽约见过……
李:阎连科一本都没有读过。
刘:尤其他有本《受活》。其实,都是 “吃饭哲学”呀,从《活着》到《受活》……
李:那倒是。贾平凹的《废都》好吗?
刘:不是代表作,之前的 “商州系列”蛮好。陈忠实主要是那本《白鹿原》。
李:《白鹿原》我倒是看过话剧……就在首都剧场看的。
刘:噢。那现代作家您会选哪几个人?除了鲁迅之外,你绝对不会觉得张爱玲会入选,沈从文会在里面。
李:沈从文的《边城》当然还是不错的,我看的也不多。中国小说恐怕……中国就是诗,诗恐怕超过西方,中国不比西方差。
刘:对,诗的国度。后来,朱光潜全集出了新版,共30卷,在中华书局出的,这次整理出一些手稿。我整理的手稿是朱先生上课所讲的英文诗手稿。
李:他是讲英诗的,钱钟书就很看不起。
刘:还有他对莎士比亚戏剧的评注,我也在整理……

当然,究竟当代文学经典是哪些,或者说,哪些可以最终入围,对于正在进行时的当代文学而言,判断者大可以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这都要回到“何为经典”的老问题。
与“经典在哪里”相关的问题,往往就是“经典是什么”?不过,这更众说纷纭!最著名的说法,大概来自艾略特的《何为经典?》(What is a Classic?)的经典论文,其中认定,经典必须具备“成熟性”“广涵性”及“普遍性”诸如此类的基本特质。
关于经典的“成熟性”,艾略特说到:“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产物。赋予经典作品以普遍性的正是那个文明、那种语言的重要,以及那个诗人自身的广博的心智。” 由此我们可以追问,白话文运动之后的百年汉语言文学究竟成熟了没?我们姑且承认,文明成熟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使用文字的作者究竟成熟没?究竟如何从“一种文明”或“一个文学”当中看到成熟呢?
进而,经典还应具有从“广涵性”到“普遍性”的特质,“广涵性”对内而言,“普遍性”对外而论。艾略特就此补充到:“我们还必须在我们的经典作品特征表上添上广涵性。经典作品必须在其形式许可范围内,尽可能地表现代表本民族性格的全部情感。它将尽可能完美地表现这些情感,并且将会具有最为广泛的吸引力:在它自己的人民中间,它将听到来自各个阶层、各种境况的人们的反响,当一部文学作品除了在相对本国语言时具有广涵性外,相对于许多别国文学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时,我们不妨说它也具有普遍性。”我们不禁要继续追问:哪些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表现了“民族性格的全部情感”?哪些作品具有了“广泛的吸引力”?又有哪些作品相对于别国文学时,呈现出了普遍性的样貌呢?
实际上,自从18世纪以后,我们关于经典的特质说得较多的还是所谓的“独创性”(originality)。这个概念,最初是建立在艺术创作与大自然的创作在本质上相似之观念上的,这是由于,“艺术在追随自然的同时不会失去自己的独创性,而且它既不落窠臼,又不至失之于古怪”。从创作活动的心理学角度来看,一部具有独特性的作品就是经过创造活动的自我表现的产物,而从社会学的角度观之,独创性则是关于艺术在社会中的适当之功用的。然而,文学经典更关乎美学意义上的独创性,按照罗杰•福勒所编的《现代西方批评术语词典》当中的经典界定:“一部作品之所以具有独创性,是因为它的每个方面都对促成作品整体的内在秩序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果我们把一部与习俗,或更进一步,与传统决裂的作品,称之为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这显然是经典的必备品质之一。
吊诡的是,“独创性”在当今西方文学界却屡受诟病,因为“原创性”正在成为“个人事业”“自给自足”“竞争”等词汇的“文学同义语”,其所对应的是个体的审美观、文学的自律性等诸如此类的传统观念,而这些观念在文化转向的大潮当中变得不合时宜。由此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正如布鲁姆所忧心忡忡的:“一些学术激进派人士近来甚至主张,跻身经典的作品是由成功的广告和宣传捧出来的。这些怀疑论者的同道们有时甚至进一步质疑莎士比亚的卓越声名,认为他名不副实。如果你崇拜历史进程中的复合神,你就注定要否认莎氏那显著的美学权威性,即他戏剧中易受诽谤的原创性”。由此可见,就连何为经典的最常见特质,都在“去经典化”浪潮当中变得惴惴不安,似乎经典之为经典的品质也被消解掉了。
由此,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个提问方式,不去追问何为经典,而改换另一种探究路径?如所周知,“文学经典”乃舶来观念,有两个原文可以与之匹配:literary classic抑或literary canon。作为“古典”的classic,曾特指古希腊罗马文学,而作为“典范”的canon,则从教会所认定的真经圣典当中延伸出来。这意味着,更古典化的classic,意指优秀文学本身所拥有的恒久和普遍标准,而更典范化的canon,则意被遴选出来的具有高级尺度和规范标准的作品,今天我们更多使用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首要肯定的是,经典需要“经典化”!这个“化”可不是小事,经典确需一个所谓“经典化”的过程,这并不是。经典化英文为canonization,它的意思也就是被承认为经典,被封为经典,总是需要一个历史过程的,其中的关键词乃时间。文学文本的流传本身,就是个不断积淀的过程,留得住的就是经典,这关乎一种动态淘洗的历史筛选机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浪淘沙”的道理。莎士比亚上升到莎翁的崇高地位,也是在将近三百年的英语演进史当中逐渐形成的,同理可证,曹雪芹的《石头记》也是历经百载才成就永恒。经典中的经典,尚且如此,何况一般经典乎?
那么,这个成就经典的进程,到底是“水到渠成”的过程,还是“水落石出”的结果?历史往往是偶然的。正如陪跑诺贝尔文学奖好几届的村上春树,如果一朝得奖,他的命运恐怕就与如今不同了罢。美国流行歌手鲍勃•迪伦2016年的得奖也颇受争议,恰恰因为,诺贝尔一般只颁给经典文学作家,但流行歌手的创作能否与诗歌等量齐观,也是个经典判定的问题。当然,成为经典不仅要看现世名,而且也要看后世名。作者死后,谁来继承与发扬你的文学遗产,也是成功的关键所在。
无论怎么说,我可以先给出三个关于“经典化”基本判断: 第一,决定经典由历史合力;第二,判定经典需要伸缩性;第三,大小经典具有相对性。经典的确立,需要历史的“共同作用力”去起作用。历史是一种合力,判定经典乃合力的结果。而且,判定经典的时间长度到底是多少?十年?三十年?一个甲子?还是百年? 这就需要的是一个“伸缩的尺度”,能够伸缩的“历史大尺子”,来看待经典出入的问题,由此经典也是可嬗变的。这就又关乎“大经典”与“小经典”之相对区分。现当代中国文学,“百年文学经典”与“17年文学经典”当然是不同的,属于17年的经典文学就未必能入选百年经典。总归为一句话:经典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这也许是为一种真理。
我们过去总会追问,经典之为经典,它的特质到底是什么?其实,完全可以转换一种思维方式——到底谁来确定经典?这就是所谓“艺术确认”的问题 ,用当今分析美学的话来说,这就是个art identification的难题,identity也就关系到身份认同。这便意味着,艺术之为艺术的身份,究竟如何确立的?经典之为经典的地位如何确立的?
首先,文学经典有待于”后来人”。
确认经典,也许不是当代人决定的事儿,我们今天所能做的,不过是为后来人提供参考资料而已。确定经典的这个事业,不仅有待后来人,而且更待后来人。我的一位友人、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私下曾对我说:彼特拉克永远无法说他开启了文艺复兴!因为彼特拉克作为置身历史中之人,难以看透历史结构本身,况且文艺复兴也是后代的一种赋予性的界定。其实,任何历史(包括文学史)皆由“历史叙述句”(historical narrative sentence)来构成,历史是要以未来来言说当下的,这就要有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返观意识。一言以蔽之,确定文学经典的时态,一定是“将来过去完成时”的!
其次,文学经典有赖于“共同体”。
经典的确定,不仅要留待后来人,更要依赖一个“共同体”。这是因为,确定经典作为一个将来完成的过程,并不是由一个人来“盖棺定论”的,哪怕是最重要的文学权威,而是由“一群人”,包括作家、批评家、文学编辑,还有文学组织机构、高校中文研究机构、出版机构等合力协作的结果。这里也存在一种隐形的竞争,正如布鲁姆所言:作为canon的“经典是具有宗教起源的词汇,如今已成了为生存而互相争斗的文本之间的选择,不管你认为这个选择是由谁做出:主流社会、教育体制、批评传统,或如我主张的是由那些自认为被某些古代名家所选中的后起作者”,他所说的也是经典的这种集体决定论。
再次,文学经典取决于“文学界”。
文学经典,由“文学界”来决定,这岂不是同义反复?文学界决定文学经典,这其实包含深厚内涵的。文学界是由“软”与“硬”两个方面组成的,硬的就是各种文学体制与机构,而软的则是人为的确定,也即是上面所说的不是单数人的,而是复数的“一群人”来决定,当然这也并非由少数的文学权威说了算。但必须承认,文学界当中具有权力的文学核心层更具有决定权,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的,教授、批评家与书商的手里都紧握着决定经典的大权,他们显然要比那些作为边缘人群存在的群体更有发言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决定就是最后答案,经典文学更需要通过读者群在历史中的不断接受来确立其身份。
所以说,当代文学,不仅中国乃至世界,尽管直面的是“去经典化”的新潮,但是拉伸开历史的视野,也许我们正身处一段历史的低潮期,处在相当长的一段“再经典化”过程当中,而起是这个历史进程当中的开端阶段。
在这个意义上,根据我的判断,经典化的过程始终没有中断,而是历史的长度被拉长了而已。布鲁姆针对当今西方的现状,针锋相对地指出:“一切经典,包括时下流行的反经典,都属精英之作,世俗经典从未封闭过,这使 ‘破除经典’之举实属多余”!这恰恰说明,经典迄今不可破除,哪怕精英的经典化封闭起来,那也会被世俗的经典化所冲破,即使是那些“反经典”的诉求,也是精英化的某种历史反应,而真正的经典尚待时日加以确证。
“经典作家”也要如此观之。按照传统的观念,所谓“经典作家”仅是指某一种语言中的那些“标淮作家”。说某位作家成为“经典作家”,就是来说这位作家在其领域当中所具有伟大性或永恒性。按照如今的历史观念,这些作家的地位并不是绝对的,他们就是创造出具有文学史上拥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学创作者们。其实,是经典使得作家成为了经典作家,而不是经典作家使得经典成为了经典!
当代文学为何需要“再经典化”,也许回归到“生活美学“,可以找到一条新路,因为从本体论来看文学,文学既是我们的 “审美方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从审美与生活的两个基础方面,我们都不能离开“经典的”文学与“文学的”经典。最后,还是想引用布鲁姆在《西方正典》当中一句箴言作为结语:
Without the Canon, we cease to think!
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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