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重岗:龚鹏程与重返生活的儒学

近代,如何复兴中国的文明,成了一个问题。这不只是文明再生的本源性问题,也是与历史并进的内外交织缠绕的难题。其中的诸多奥秘,隐藏在历史和文化的深处,也沉浮于当下的生活世界和日常交往之中。

回顾历史,对于这一充满挑战性的课题,不同的人士做出了不同的回答。首先是西方的考古探险家。其次是西方传教士。与考古探险家们不同,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意图在于传播福音。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国文明的认识和理解。这一认识,在异域视角下有鲜活的一面,但同时也受到限制,与中国文化隔了一层。因此,唐君毅在《中国文化宣言》中才会提到传教士的中国认识,称之为博物馆式的中国文化观,其中陈列的是封存、僵死的中国文化。与之相异的是现代新儒家。作为对传教士误解的纠谬,其要义在于重新阐释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使之在现代情境中复活。这一以中国自身为主体的文化阐释的价值如何,仍有待历史检验,但其理路清晰,意蕴丰富,值得反复咀嚼,其中的学术思想延展不足之处,则有待有识之士接力推进。龚鹏程先生关于生活儒学的思考和实践,便是颇具深意的一项开展。

一、龚鹏程先生的问学路数:学思与生活之间的互动

龚鹏程先生虽有生活儒学的提法,但不能代表他全部的学问旨趣。在这一提法的平行线上,有道教、佛学互相呼应。此外,还有游于艺、志于侠的面向。龚先生兼通三教九流之学,并非书本至上,而是源于独特的生活的感觉,故能常存鲜活的气息;同时,其学问的广博视野和深远旨趣,则使之能在现代情境中立足并复活传统学问的精神。以上种种,凝聚为现象级的学术典范。

(一)在生活与学思之间建立通道

龚鹏程先生的学问,首先出于个人的玩味喜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孔子的体认:“童年一晤,握手成欢,那时我事实上就已经懂了。”此乃童真崭露的一晤,出于本心,自然平易,不加雕饰。但他又与孔子有外在的差异:“我的性气与处事方式,多幻设、喜游戏、矜才情;我的学问,杂于道、释、文、侠之间,皆与孔子貌不相似。”虽然有表面上的种种不同,龚先生仍特别强调自己与孔子的“神似”。这一说法,有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处,“此则非他人所能知也”。若贸然解之,应是推至生命根柢处的相契,亦是文化意识承担上的呼应。故曰:“我能知孔子,殆如庄周之知鱼于濠上,千古遥契,莫逆于心。”即便从游于艺的表象上来看,龚先生所袒露出的悠游气度,亦与孔子在侍坐章中的理想境界有相通之处。

这种气度,颇不同于熊十力先生苦思力证儒学真精神的执着和霸气。拿刺猬和狐狸来比附,熊先生或属于探求一元本真的刺猬型学者,龚先生则偏向于多元交汇的狐狸型学者。从二人身上,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学术风尚和生命气象。

龚鹏程先生自述:“儒家以外,我又喜欢佛道,对各种宗教事务也都感兴趣。盖性喜幽奇,博涉多方,辄于此寄寓遐思也。”在龚先生的世界中,生活不独尊,性气有偏好,并能顺其性、遂其愿,散发着自然散逸之气。这就好比黄梨洲对于道教的偏爱、夏目漱石对于汉文的喜好,其中虽有时代风潮的缘故,但更是人的天性之所至。龚先生在现代世界中能尽其性,不可谓不是一个异数。

但龚鹏程先生又不是全靠兴趣和性气来维系其学问的生长,而是内在地含摄一种深远的旨趣,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总体关怀。由此,他有意识地拓展其学思的关注面,在单纯的宗教感情之外,更寄寓超越性、整体性的思考。

对宗教感情的理解和超越,是龚先生着意强调的两个层面。这既是针对孔子而言的,也是针对佛道而言的。当然,两个层面并不矛盾。对于孔子,龚先生使用的两个词是相信和喜欢:“相信,不是宗教式的感情或信仰;喜欢,不是道德文化使命式的敬爱。”对于佛道,用的也是类似的喜欢和兴趣:“儒家以外,我又喜欢佛道,对各种宗教事务也都感兴趣。”喜欢,是内在的契合无间,是主体之间的精神呼应。但不止于此,还潜藏着一种忧患的意识。在这里,首先出现的是一个精神性的个体,以与儒释道建立个人性的联系;进而,在超越层面上树立文化上的主体意识,以思考、应对儒释道乃至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历史性难题。

正是面对文化的危机,龚先生才特别指点“向上一路”,以提出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有意味的是,这“向上一路”走的却是平实的途径,即回到生活,点出的是“生活的学问”的路向。这就值得再三琢磨。

其中的奥义,在于两个层次的相激相荡:首先,其学思上的渊源,启自新儒家“生命的学问”,大体上属于脱俗的部分,即所谓“极高明”;进一步的拓展则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关怀,故而倡导生活层面的实践,更看重返俗的部分,即所谓“道中庸”。二者之间的关系,与章太炎自述语“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亦有相合之处。

人的精神生活,均在自觉不自觉之间有上提的一面。良知、存在问题的诘问,均就此而有所生发。现代新儒家着力于此,并取得丰硕成就。但是,如何回到历史,在现实层面对治文化危机,从当下的困境中有所突破,找到一条实践之路,则并非一、二代新儒家的主战场。当然,这也是新儒家思想的应有之义,徐复观对熊十力、唐君毅的批评可为证明,新儒家第三代如林安梧等亦用力于此,试图开出新儒家的新境。

龚鹏程先生对此心有戚戚焉。他曾与新儒家后学多所切磋,趣味相投,但与新儒家相比,他对实存世界的感悟尤为特出,故而能够大踏步走向“平铺的人文世界”,表现于问学的途径上,便是强烈的现实感、历史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着力于生活儒学、生活美学的倡导,与此种历史的实感有关。生活儒学、生活美学亦由此获得了原初的动力,始终保持着人间烟火的原味。

(二)以道教、佛学和文人视角消解儒学认知的执着面

刚才提到对中国文化的总体关怀,其中关键的环节是本源上的疏通和历史脉络的探究。面对近代儒学的危机,龚鹏程先生发展出了应对之道:其一是对儒学认知执着面的化解,其二是还原历史真相,破除世俗对儒学的误解。

儒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王阳明之所以能复兴儒学,与融禅道入儒的取径有一定关系,他藉此激活儒学,使得儒学走向了社会大众。儒道释的门户之见,近代以来更不是牢不可破的壁垒,钱穆的融庄入儒、徐复观的儒道融通,均显示了开放性的思维。

龚鹏程先生早年即著有《古学微论》,阐扬儒道会通的义蕴。后又开发了儒家的饮馔政治学、星象政治学、历数政治学、圣典诠释学和性学等诸多课题,意在指点为近人所忽略的儒学之深美闳约的内涵。

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视角,即对古代文人的观察。从这一视角出发,带出了历史的现场感。在文人的经验世界中,儒佛关系、儒道关系不仅是个人精神中的鲜活存在,而且映照出了历史的脉动和学术风气的转移。比如,论唐代文人王维的佛学取向、柳宗元的儒佛关系、白居易的佛道关系,论晚明文人黄宗羲与道教的关系及其儒佛之辨。透过作者义蕴丰饶的精微辨析文字,不仅可体察诸人的个性、学问和修为,更可感受儒道释思想在不同时期之生命形态中的活力。

龚先生由黄宗羲研究所引出的对晚明学风的讨论,使得晚明思潮、儒家礼教在现代所遭受的误解重新成为了一个问题。儒家礼教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的批判最为严厉。为了寻求反礼教的合法性依据,當年周作人上溯至晚明,以疏通新文学的源流。这一取径影响所及,是对晚明思潮所形成的一套习焉不察的观念,即“整个晚明,被解释为是在文学上反抗摹古、思想上反抗道学家存天理去人欲之说而重视情欲的自然生命,社会行动上又反抗压抑人性的名教礼法之时代。”对此龚先生不表赞同,并给以历史的剖白。

他所著的《晚明思潮》一书,即是对这一问题的总检讨。在《自序》中,他提出自己的思路:首先,重新考察“王学-泰州-公安”的思想内涵和脉络,恢复其本来面目;其次,跳出惯常所见的“王学-泰州-公安”的窠臼,来观察整个的晚明思想状况;再次,扩大理解晚明的视域,把晚明至清初的学术思想史视为一个连续性的阶段。

经过此番历史的还原,反礼教的神话可以休矣。儒家的尊礼学传统,得以从误解中重新解放出来,恢复其作为中国文化基因的价值。

这一尊礼学传统的历史还原有何意义呢?究其缘故,在于现代中国在经历了动乱之后,面临着礼崩乐坏的人文困境,当此文化危机的关头,文化传统的再生成为当务之急。这种复兴,当然不仅仅是少数有识之士的自我陶醉,还需要与社会大众的人文共享。尊礼学的传统,作为儒家社会意识的支柱,在此际应发挥其人文滋养的潜能。龚先生对此有深切体会。他在生活中的行走,在享受着与世俗往还的愉悦的同时,也传达了文化崩解和重建时代的强势担当。

二、现代儒学的转向:从“生命的学问”到“生活的学问”

现代儒学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即从“生命的学问”到“生活的学问”的转向。这场变革的成功与否,决定着儒学在现代的命运和前景。这不仅是对儒学价值的衡定,也是对儒学变通之道的考量,对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生活的方法和途径的探究。

第一个阶段,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现代新儒家,以文化生命为要义,开出了“生命的学问”的路向。这一学术路向,在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的反向激发下发展出来,与学衡派有相呼应的一面,但它与学衡派的不同之处,在于更加注重中国文化和智慧的重新开发。

第二个阶段,龚鹏程等,提倡面向生活世界的儒学。如果说第一个阶段在学理层面树立了儒学在现代的定位的话,那么对儒学来说,第二个阶段的生活儒学是可能改变其现代命运的实践性选择。生活儒学的内涵,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生命转向生活的儒学;二是藉性理之学、开物成务的儒学;三是面向现实情境、富有人间情味的儒学。

从生命向生活的转向,是从存在之追问向现实感的位移。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熊十力系学者在现代情境下为儒学的辩护,处理的是文化出路和哲学建构的问题,所建立的主体也是哲思的、体证的主体。在现实一维,则留下了明显的空缺。

龚鹏程在《人间佛教与生活儒学》一文中对新儒家之成就和缺失的反思,切中了后者的要害。首先,新儒家思想最初是面向西方的辩护,隐患也由此产生。西方哲学有生活的源初感受,借鉴西方的中国哲学则往往以失去这一本源性支撑为代价。

其次,哲学史、思想史取向有根本的不同。哲学史有遗忘历史情境、生活场域的危险,相反,这恰恰是思想史的擅场。新儒家以哲学史建构为主要的治学途径,煌煌巨著,令人惊叹,却总觉得与生活隔了一层。反倒是在新儒家中别出的徐复观,通过思想史的考察,提醒我们经验性的生活对于儒学的重要性。

再次,偏重心性之学,忽视经世之礼学。龚先生特别提到牟宗三解析朱子学的偏颇:“朱子学绝对不仅是要人内圣成德而已。朱子对井田、经界、封建、社仓、税赋、礼制方面,多所究心,以礼为本体,更深具哲学意蕴,重在开务成物。”牟宗三论朱子的源头在熊十力,后者最初受阳明学、船山学的影响较深,又采佛学证会的路子,较为忽略儒家经世的学问。从现代的眼光看,学术史上的阳明学与朱子学的相通之处远大于相异之点。龚先生在《晚明思潮》中,便论述阳明心学与朱子学实处于同一系统,并疏通了晚明王学主宰的迷思,目的在于从反礼教的神话中解脱出来,重新恢复尊礼学的传统。这些思路上的拓展,可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对宋代政治文化的阐述,进行比照思考,可作为现代社会建构和知识人养成的参照。

由此可知,现代新儒家在义理问题上投出的心力较多,此种取向导致了与生活脱节的隐患。如何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儒学发展的新的困扰和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对新儒家的反省,有助于儒学打开向外拓展、提升影响力的空间。儒学需要现代生活的支撑,也需要面向社会和庶民以寻求自己的受众和支持者。只有生活才可以让儒学不再孤芳自赏。

当然,重回生活的儒学,同时也是生命实践的儒学。儒学在内心的复活和在礼仪上的复活,是同一事物的两面。“生命的学问”和“生活的学问”,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机制。以二者的良性互补为前提,才可能生发出持久的动力和愿景。

三、生活儒学的途径:回到儒家生活实践,唤醒生活的美感

面向生活世界的儒学,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在当下与历史的互动过程中,可以发现儒学实践的多样化途径。龚先生在台湾與大陸进行了很多尝试,并作了理论的总结和提升。这些实践的经验非常有价值,将会持久地发酵。以下择要描述儒学生活化的一些具体途径:

其一,恢复早期儒家重视礼乐的传统。被后世污名化的儒家礼教,需要在早期儒家那里得到洗刷。但仅此不够,龚先生特别借鉴了韦伯的理论来讨论儒教问题。他关于现代世俗化的祛魅和复魅的论述,含藏着深远的用意。作为这一思考的实践,学校的重新神圣化,成为重要场所。在现今学校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這当是一剂良药。

其二,倡导阳明“知行合一”之学。学者走出书斋,积极参与社会共同体的建构,如书院、乡约、诗社、学会等,乃是知识社群与民间社会联接的重要途径。在社会两极化的当下中国,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完善,有助于补救社会日益散沙化、空洞化的流弊。

其三,对习俗生活之美的追求。龚先生认为,礼是生活性的概念,其核心是情。在启蒙之梦破灭、新的希望寄托于旧文明的复兴之际,礼的取径,能不能激发旧文明的活力?這可以说龚先生是在新的时代向这一问题发起了挑战。

其四,文学的散步,生活的陪伴。龚鹏程先生著有《文学散步》一书,对文学的感悟信手拈来,文字中散发着淡淡的馨香,给人以愉悦之感,可与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互为映衬。文学的散步,可能不是灵魂深处的震荡,却能带来持久的精神享受。这是儒家以生活为美学的态度。人生得此良伴,足矣。推至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思考,龚先生对文学革命论的一些观念持保留意见,更愿意拓展视野,从社会文化风俗的角度来解释文学现象和文学史的流变。这便引出了很多有趣的话题。比如,在《〈红楼梦〉与清代社会文化》一文中,从《红楼梦》的诠释群体,谈到满汉关系,又延伸到满族种族主义向汉族种族主义的转换。一部小说,就带出了一个朝代的历史。这种文学现象的考察,与龚先生注重价值意识、意义追求的文化史关怀是一致的。

儒学生活化的倡议和实践令人充满期待,也带来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龚鹏程先生在《人间佛教与生活儒学》中,有意识地把这一儒学转向与人间佛学进行比较,部分借鉴的是星云大师从印顺义理学转向人间佛教的努力。但二者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人间佛教的成功,是因为直接面向世俗生活,与现代政治体制互补的成分较大。儒学则与政治和教育多有重叠,故而更加考验实践者的智慧。

生活儒学的倡导,表面上近似于德国思想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转向,也飘散着俄罗斯“生活是美”的味道。确实,牟宗三、唐君毅曾取径于德国古典哲学,按照历史的逻辑,进一步的发展当是马克思式的实践转向。但马克思的秘密,在于找到了变革的动力和主体,并由此改变了历史。在这些关节点上,生活儒学的着力之处有所不同。如何找到儒学与当下历史情境的契合感,可谓儒学生活化的永无休止的挑战。

在东亚文化圈,儒家文化确有鲜活的一面,并未因现代化而失落其精神,反倒呈现出伦理建构上的反弹之势,如中国乡族共同体伦理、新加坡儒家政治伦理、韩国儒家经济伦理、香港儒家宗教伦理等均有可观之处。杜维明所讨论的儒家文明与东亚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虽然借自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思考,仍是一个有历史和精神内涵的观察。在中国社会和乡俗中,儒家文化也有延续性的发展。不过,儒学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力,仍属消极状态的存在。对于生活儒学来说,更积极的选择是在个体层面唤醒被湮没的内在需求,在社会层面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最终构建向美向善的社会文化。

生活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这正是儒学重回生活的原因。它可能体现于讲学论道,可能体现于饮馔歌赋,也可能体现于日常人伦。与之相关,生活儒学伴随着挑战、温情和愉悦,同时也深藏着超越性的情怀。或许这才是它最为诱人的地方。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张重岗,文学系硕士生导师。1968年4月出生于山西省原平市。200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文学研究所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台港澳文学方向。


原文来自“今日头条—众芳所在”

本文的所有图、文等著作权及所有权归原作者所有。
学者龚鹏程
75人在此聚集
帖子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
使用手机访问查看帖子更方便。
© 2019 Daidaichuancheng New Media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代代传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沪ICP备13016030号 沪公网安备31011502400214号 中国传统文化
客服热线
13012888193
每日: 9:00-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