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论文明与文化

近百年的中国有没有思想家产生呢?当然是有的,首先钱穆就是一位。所谓思想家,其职责无非就是对历史的解释与对未来的指引。这种工作理论上人人都能做,但思想家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解释与指引最少时代的局限,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比如评价人类的文明与文化,许多近现代的学者文人开口就错,而钱穆的论述却是高屋建瓴,历久弥新,这不禁令人奇怪同一时代的思想者,其贤愚高下何以会如此悬殊。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著于1941年)一书的《弁言》中提到“文明”与“文化”的区别,称“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然后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其所凭以为战胜与克服之资者,亦不能单恃其自身,于是而有深刻之“工具感”。草原民族之最先工具为马,海滨民族之最先工具为船。非此即无以克服其外面之自然而获生存。故草原海滨民族其对外自先即具敌意,而其对自然亦然。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征常见为“和平的”。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战胜克服之生事而俱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著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环不已。其所想像而祈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游牧、商业民族,又常具有鲜明之“财富观”。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则刺激逐步增强。故财富有二特征,一则愈多愈易多,二则愈多愈不足。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商业民族之财富观则更益增强。财富转为珠宝,可以深藏。以数字计,则转成符号。由物质的转成精神的,因此其企业心理更为积极。农人则惟重生产。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年收有定额,则少新鲜刺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绝,则不愿多藏。抑且粟米布帛,亦不能多藏。彼之生业常感满足而不富有。合此两点,故游牧、商业文化,常为富强的,而农业文化则为安足的。然富者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亦不安足,于是人类文化乃得永远动荡而前进。文化必有刺激,犹如人身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不能生长,文化非剌激则不能持续而发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个性而异。向前动进的文化,必以向前动进为刺激。战胜克服的文化,必以战胜克服为刺激。富强的文化,必以富强为刺激。然动进复动进,克服复克服,富强益富强,刺激益刺激,而又以一种等比级数的加速为进行,如是则易达一极限。动进之极限,即为此种文化发展之顶点。古代游牧民族,其兴骤,其崩速。近代之商业文化,虽其貌相若与古代之游牧文化大异,而内里精神实出一致,因此此种文化常感摇兀而不安。“安、足、静、定”者之大敌,即为“富、强、动、进”。古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常为游牧民族。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然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别,又有新农、旧农之别。何谓大型、小型?古代如埃及、巴比伦等皆小型农国,其内部发展易达饱和点,其外面又不易捍御强暴,因此古代小型农国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独中国为古代惟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惟一标准。然中国虽以大型农国,幸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发展不辍,今日则新的商业文化继起,其特征乃为有新科学新工业之装备,因此中国虽以大型农国对之,不免相形见绌。于是安足者陷于不安足,而文化生机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然此非农耕文化不足与商业文化相抗衡。苟使今日之农业国家,而亦与新科学新工业相配合,而又为一大型农国,则仍可保持其安足之感。而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今日具此资格之国家,有美国,有苏联,与中国而三。美、苏皆以大型农国而又有新科学新机械之装配。然其传统文化则未必为农业的。换言之,即未必为和平的。中国则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则为新科学新机械之装配与辅助。然则中国之改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抑于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举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绝大之贡献。如果把钱穆的上述观点和后来 “河殇派”的“黄色文明”“蓝色文明”优劣论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思想水准与自信心在近半个世纪中是大幅度地退化了,即便是近年有关“大国崛起”的热闹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过是在重复着钱穆早已经给出了精辟解答的旧题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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