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子孙》第2期|何谓“文化”?



(一)

作为一个“文化人”,三句不离本行,最喜欢谈的就是“文化”;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又对文明古国的传统文化未因历代战争而湮没或断层深以为幸!一方面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只能取一瓢饮;另一方面是本人虽能努力学习却终因资质愚钝,实在写不出大气磅礴的文化史论……那就随便聊聊个人的所见所得,所思所想,也许可以为诸君解颐。不妨先聊聊“何谓文化?”

当今世界上一百几十个国家的国民大多深爱本国文化,也各有各的解读,多达一百几十种,大同而小异。也没有人强调过“文化”涵义的统一标准。这倒好,给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多少留了点话语权!

有人说,所谓“文化”是指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

有人说,所谓“文化”主要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各种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

也有人认为,人们常挂在口头的“文化”实际上是泛指一般的而又较为系统的知识(所以经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或通过自学而成才者,都可称为“文化人”)。

而我却习惯于咬文嚼字,所以比较认可把“文化”二宇先拆开再合成地解析:

“文”——当指社会上的各种“法度”。《国语•周语》中有“以文修之”句,三国韦昭注:“文,礼法也。”《论语•子罕》中也提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里就是把“文”当作周初时期制定的各种礼乐制度。

至于“化”字,在组成“文化”这一词时的解释——应是指如何使老百姓人心一致,归化朝庭的意思。《老子》中有“我无为而民自化”句,就是提倡“无为而治”。在《礼记•乐记》中也有“未足以化民”句,则是从另一个侧面提出忧思:唯恐某些措施达不到使民“归化”的目的。

总之,历代的社会统治集团都会把老百姓的能否人心一致地“归化”政府的管理当成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到底应该怎么抓?古人早就悟出:必须采用“文武之道”,即一手抓“文”,一手抓“武”。“文”就是抓“归化教育”,即使在古代还没有学校形式的统一教育,但也能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把众多的文化知识和做人的道理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早在周朝立国时就确立了“文武之道”的治国方针。所以周朝的两个开国之君。一称“周文王”,一称“周武王”。周文王,研究《易经》,他的一个儿子姬旦协助他完成《易经》的整理,并且为治理国家而“制礼作乐”等都是“以文化之”的榜样;而周武王的最大功勋就是带领大军讨伐荒淫无道的“商纣”,统一中国(“中国”这名称就是在“武王伐纣”胜利后第一次在祭天的文告中出现的)。一文一武的“文武之道”是最传统的治国方略。所以,“文化”的最初涵义就是指各种有利于归化人心的宣传教育。

自周之后,在文化宣传中更多地与伦理道德挂钩,解读为“文治教化”。孔子强调为人必须争取做到“文质彬彬”;孔子为《易经》写《易传》时也提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都是含道德教化之意。到了汉朝以后,学者们开始习惯于“文化”连称。如汉刘向《说苑》称:“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则写道:“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在这里的“辑”有协调的意思;而“悠”有”控制”的意思。治理国家时要靠“文化”来协调:而对外主要靠武功来控制局面);南齐王融《曲水诗序》也提到:“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迄今为止,有很多民俗文化中充满神话色彩并借用这些神话故事来起到社会的教化作用;另外,作为富有教育意义的文化习俗也一定可以久远地传播和传承下去)。

由此可见,能称得上“文化”的应该是好东西啊!如果回望五千年的文化足迹:尽管历代的文化教育制度,不尽如人意;尽管许多古代的文化形式,早已不合时宜;尽管历代文化作品,大多暇瑜互见而并非美轮美奂……但好就好在自始至终渗透着中华民族求真、求善、求美的文化精神!好就好在作为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见证,绝大多数属于无底价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是,当讲“文化”成为现代“时尚”后,自然就有人把“文化”当做“框”,连“垃圾”也往里面装!有把古之痈疽,精心打扮后当成文化宝物的;也有以“文化”为名,把水搅浑后让各种社会“沉滓”趁势泛起的;也有倒卖文物后还美其名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啊!且待以后慢慢聊吧!


(二)

上一篇讲“文化”是个好东西,是历代人民求真、求善、求美的结晶,也是历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和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正能量。或者说,不能把古代曾经存在过的社会现象和精神产品统称“文化传统”,但只要是基本上能体现古代人民追求真、善、美文化精神的文化成果都应作为“传统文化”而继承发扬!“文化”可以“创新”,但不须“革命”,不能“革命”,当然也不怕“革命”!

“革命”二字,在二十世纪被人们频繁使用,但在这世界上最早发生“革命”的国家是中国,至少已有三千六百年的历史!那是在夏朝的末年,据说夏朝的末代帝君桀名履癸。他武力过人,但荒淫无度,暴虐无道。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建造寝宫、瑶台,又从各地搜罗美女安置后宫。桀在征伐有施氏时得了美女妹喜,回国后,昼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作乐。这时夏朝与周围方国的矛盾已日趋激烈。于是东方日益强大的商部落领袖汤,乘机联合其他部落发兵伐桀!鸣条之战,夏军大败,夏桀出逃至南巢,被汤捉住流放于亳,不久病死。夏朝由此灭亡。汤建立新朝为“商”。因为之前从未发生过自下而上用暴力行动来改朝换代的事件,所以以后的史官在记载这一事件时称之为“商汤革命”!以后一提到“革命”就自然联想到其中两层涵义:一是虽然运用暴力,却能确保行动的“正义性”;二是属于“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周易•革》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以后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改朝换代,而历史学家都慎用“革命”来记载!主要是对其“正义性”有所保留!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这“革命”二宇就被滥用了!中国有“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俄国有“十月革命”,法国有“大革命”都还是比较符合原义的;而把英国的工业上的创新运动翻译成“工业革命”就开了滥用“革命”的先河了!所以现在科技界稍有成就便号称“技术革命”,农林界正在大力开展“绿色革命”,而医学界则把基因研究的成就看作是第四次“医学革命”,此外有人发明了一个食品料理机就大吹一番说是带来了“厨房革命”,现在的国家旅游局正把解决游客的大小便问题上升到空前的高度——“厕所革命”!……总之,现代人已经习惯于把大的革新夸张成“革命”,这倒没有什么,只要是发挥“正能量”的事,“夸张”不过是一种宣传的需要罢了!

然而,“文化”与“革命”挂上钩就很不妙!绝对不是发挥“正能量”的好事!回想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发生了两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是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文化革命”,第二次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因为没有使用“暴力”,所以破坏力不强,这也成了第二次发动者要有意在“文化”与“革命”中加个“大”字的一个主要原因。

“五四文化革命”也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开端,以宣传“科学”、“民主”为两大旗帜,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应该说,这次“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以后的“五四运动”开辟了道路,而“五四运动”又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化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是高度赞赏的。对于要“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这种明显的“左”的思潮,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批判和纠正;在宣传老一辈的革命成就时,把他们年轻时犯的左倾幼稚病一起当正面宣传的内容来加以肯定。这也势必造就了中国式“极左思潮”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历史现象!

提倡“科学”与“民主”有错吗?没错!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学”包括提倡“白话文”有错吗?也没错!错就错在“反对旧道德”、“反对旧文学”以及以后生发的“反对文言文”的口号就“左”得离谱了!

“道”的本意是强调事物发展有“规律”;“德”的本意是要求人们做人做事都必须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懂得规律,就能明辨是非,这就是“理”,做事做人都按理,几十年如一日,可称“德高望重”!这种中国哲学是可以超越时空而成为永恒的真理!是没有新旧之分的!至于很多古人在认识上有时代的局限,是可以谅解的;至于有人在生活中阳奉阴违,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那都是具体的违反道德的社会人事,这并不影响对“道德哲学”本身的认可!即以孔子来说,他的许多言教包涵了社会人生的哲理,的确可以作为“万世师表”让后世子孙好好学习。至于历代统治集团,如何利用孔夫子当“敲门砖”,然后做害民的勾当,也不能把板子打到孔夫子身上!所以在“五四文化革命”中把胡说八道的吴虞捧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实在是一场“闹剧”!当然比起“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了


(作者/华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张冰隅)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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