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式家具中的西洋风

   中国的传统家具从席地而坐到床榻时期,再到椅凳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从战国时代到宋元时期,家具的时代特征变化较大。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家具更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至今,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依然为国内外的收藏者热捧。特别是明式家具,因其造型和装饰风格上的简洁质朴、含蓄典雅的风格和科学合理的榫卯工艺,被公认为是中国传统家具中的精华。

  而形成于清代中期的清式家具则一改明式家具的朴素、典雅,代之以端庄、绚丽、豪华的新风格。清式家具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北京、苏州、广州三地,逐步形成了“京式”“苏式”“广式”三种不同的地域风格。由于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清式家具在传统家具的基础上,吸收西洋家具的设计理念,有着中西合璧的风格。这其中,以广东地区生产的广式家具最具代表性。

  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等各方面的有利因素,清代广东的商业、手工业都很繁荣。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广东家具率先突破了我国千百年来传统家具的原有格式,大胆吸取西方造型因素,与中国传统家具的风格相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广式家具。

  独特背景下应运而生

  广州的家具制造在明代已经有所发展,但在明代至清代早期,都是以苏式家具为主打,苏州一带制作的传统家具深受宫廷及社会欢迎。当时广州的家具制作主要以仿制苏式家具的样式和风格为主,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地域风格。广式家具的真正形成,是从清代乾隆时期开始的。当时由于宫廷审美风尚的改变,带动了家具行业的变化,含蓄、典雅的明式家具逐渐被装饰繁杂、用料粗大、厚重的清式家具所取代。广式家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

  清代广式家具的产生,与广东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清代中后期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密不可分。

  广州地处沿海,历来是中国与外界交往的重要门户,有“千年外贸港市”的美誉。早在汉代,广州就已经和海外一些国家有了贸易往来。到了唐代,广州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对外贸易范围扩大到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区域诸国。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当时的政府在这里设置了中国最早的外贸机构和海关“市舶使”以总管对外贸易。五代到宋元时期,广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通商口岸。大批优质木材源源不断从南洋运到中国。同时,广东、广西又是中国贵重木材的主要产地,品种也比较多。明代谷应泰撰《博物要览》记载:“花梨产交(交趾)广(即广东)、广西)溪涧,一名花榈树,叶如梨而无实,木色红紫而肌理细腻,可做器具、桌、椅、文房诸器。”

  16世纪葡萄牙开辟中国贸易以来,不少欧洲传教士、商人与使团成员来到中国,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中国。他们把中国的文化艺术介绍到西方,在西方的社会生活中引发了一股“中国风”的潮流,这种东方情调的装饰艺术风格在17-18世纪风靡欧洲。

  与之相应,在西方来华人士向欧洲引进中国文化艺术的同时,也把西方的文化、艺术风格带到了中国,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单从艺术设计领域来说,18世纪后期,清代的广东家具开始吸收西洋文化的元素,将之与中国传统家具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逐渐走向闭关锁国状态。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开始,清政府下令关闭宁波港,限令外商仅能在广州一口贸易,把原来的多口通商转为独口通商。这意味着广州成为了中国面向世界的唯一窗口。因为这种独特的地利,广州获得了与西方物质和文化交流的先机,西方先进的产品以及艺术、建筑学、美术等方面的新成就,由传教士们先后带入中国。而广州作为西方来华人士最先接触的地方,率先吸收了这些西方的文化艺术,并加以改进与融合,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广式风格。广式家具就是这种中西融合的表现形式之一。

  作为中国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全国进出口货物汇集广州,在广州旧城西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建起了一幢幢给外国商人存货和居住的夷馆。广州城内西洋建筑风格的商馆、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西贸易兴盛,西方国家的商品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市场,尤其是罕见的钟表、珐琅器、天文仪器等,引发了国人的极大兴趣,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对西洋器物无不倾慕之至,这也间接促使了广式家具的西化。

  另外一方面,“中国风”的影响在西方依然持续,欧洲社会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品仍有强烈的偏好。于是,一批专门制作加工西方家具的“洋作坊”诞生了。他们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任务,根据外国客户的要求,按照他们绘制的图纸进行加工制作。这就在广式家具中产生了一批“洋装家具”。从一幅描绘1825年广州西式家具作坊生产场景的画中,可以看到西式的独挺圆桌、扶手椅、沙发等。这些家具的造型与中国传统家具有所不同,但是又从细节部分体现出传统家具的风格特点,这种中西交融的广式家具在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很受西方欢迎。

  中西合璧  自成风格

  对广式家具影响最大的应该是17-18世纪欧洲流行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风格。这两种艺术风格使广式家具制作一改含蓄典雅的风格,注重造型上的变化和细节部分的装饰,追求尽可能完美的视觉效果。

  巴洛克的艺术风格追求整体造型的厚重、装饰的繁缛,以和谐的曲线将家具几个主要装饰区联系成流动感的整体;而洛可可风格则强调曲线美和细部的装饰,家具造型优美,做工精巧,高雅华贵。

  这两种风格在清代晚期很快被广式家具广泛运用,轻快动感的曲线取代了传统家具平静而肃穆的垂直线和水平线。广式家具中,有很多形制的家具体现了这两种风格的影响,甚至把这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融合在了一起。比如有着如宫殿府邸般的遮檐、廊柱、围栏构饰的橱柜、拱形的连脚枨、S形和X形的桌椅腿脚、攀缠着西番莲的座椅靠背等,总之在所有能施以刀工的部位都充满了装饰。

  形制上的西洋风

  中国传统家具的结构大多以直线为主,方方正正,给人以端正沉稳之感。由于受到西方家具风格的影响,清代广式家具从品种到结构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品种。有的是在整体造型上模仿西方,产生了很多曲线动感的造型;有的则在腿足等细小部位采用西方的结构,还有的则从尺寸上加以改进。

  椅凳类

单柱旋转西式椅

  中国传统家具中,椅凳类的品种比较少,如圈椅、太师椅、官帽椅、靠背椅、坐墩等,都是比较传统的式样,椅面的结构以直线为主,腿足、靠背部分设计得比较简洁。而在广式家具中,由于受到西洋风的影响,产生了一批完全不同于传统椅凳的家具。

  西方X型椅早在新古典主义时代就被使用,至英国汤姆时代又被重新应用。从图片可以看出,西方X形椅的原型纯粹为X型,上下各连以旋木。而广式家具中的X型椅又加上了高靠背,纹饰上也增加了传统的龙纹图样。这种中西结合的椅子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家具中靠背椅的造型;而细节部分,曲线、旋木、兽爪足也取代了传统家具那种平直肃穆的风格。

  另外还有一些完全取自西式造型的椅子,如法式花篮椅。这种花篮椅的造型来自法国。椅子的前后腿均作S形弯曲,前后腿之间上下各以旋木连接。从其造型分析,应是洛可可艺术风格影响下的产物。

  单柱式的椅子和凳子在清代的广式家具中也比较常见。这种单柱的造型本身就来源于西方,一般在桌子中比较常见;用于椅凳上的时候,单柱可以旋转。上图的这个椅子,上半部分保留了一些传统家具中圈椅的特点,但是靠背增加了曲线和动感。单柱的设计就完全体现了西洋风格。

  床榻类

西式翘头靠床

  在中国传统家具中,床榻类是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在没有椅凳的时代,床榻类家具还充当坐具的功能。明清时期,床榻类家具主要有架子床、罗汉床等。广式家具中的一部分床榻,受到西方影响,具有典型的异域风格。如扶手式罗汉床,整体造型上保留了罗汉床的特征,但是从细部来看,每一个部分都体现了西洋风格。床的两侧以曲线形的扶手代替了围屏,后屏采用了透雕花草图案,中间高两边低,有西方建筑里檐柱的形式。床的腿足部分则为西式的兽爪足。

  上图为一张西式翘头靠床。这种床在形制上是中国罗汉床和西洋白日床(daybed)二者的结合。侧围成倾斜圆坡形,适于倚靠或斜枕之用,西方仕女图中常见此类靠床。背围则是罗汉床的背围形式和西洋装饰的合璧。

  桌案类

  桌案类的家具在传统造型中,主要有方桌、长桌、书桌、平头案、翘头案等。在广式家具中,出现了较多新品种的桌案和台式家具,如独挺桌、梳妆台、写字台等等。这些造型新颖的家具一改传统家具中方正平直的桌案形象,将曲线、动感的造型融入其中。

  有的桌子,单从造型上看完全不同于传统家具中的桌子造型。尤其是桌子腿足之间的连脚枨,中间雕刻了一朵大花的形象。这种繁琐的连脚枨,在西方18世纪巴洛克式的家具中较为常见。

  广式家具中的梳妆台,这种造型也是中国传统家具中所未见的。台上方中央是一面大圆镜,台的中间有抽屉,两旁是面盆架。这种结构相对于传统家具中的面盆架来说,功能更多,更为实用。广式家具中较多类似的梳妆台造型。

  橱柜类

  传统家具中的橱柜,往往更注重其储物功能和实用性,常见的有闷户橱、圆角柜、博古架、书架等,一般形制较为简洁。广式家具中,有一部分橱柜受西方影响,造型复杂,注重装饰,如层架式台柜、博古架等。

  拱门式博古架,架的上方做拱门式,这是典型的西方建筑形式。架的底足同样也是西方的兽爪足。而上图中的多宝柜相对于传统家具中的多宝柜,层格更为宽阔,整体支架也是西方建筑中的柱子形状。

  衣橱形体高大,造型上一反明清家具的传统风格,突破了家具平面的局限,采用多层次立体对称格局。衣橱顶部仿西方家具建筑风格,底足部位也是西方家具中的兽爪足,橱面设计为左右对称的形式,整体造型层次分明,比传统的衣橱多了很多功能。

  装饰中的西洋风

  清代广式家具的一大特点是注重细节部分的装饰,纹饰复杂。除了传统纹样之外,还出现了很多西洋风格的装饰图案。

  西番莲为西洋传入的一种花,原产西欧。因其葡地蔓生,常被图案化后作为缠枝花纹。这种花纹线条流畅,变化无穷,各部分衔接巧妙,很难分出它们的头尾,所以可根据不同器形而随意延伸。

  广式家具中较多采用西番莲的装饰,多以一朵花或几朵花为中心向四围伸展枝叶,且大都上下左右对称。如果装饰在圆形器物上,则枝叶多作循环式,各面纹饰衔接巧妙,很难分辨它们的首尾。一般较多出现在椅背、桌子边缘、柜门等位置。这种纹饰在清代的瓷器和玉器上也被广泛运用。

  卷草纹源于生长在欧洲南部的地中海沿岸的一种灌木。从拜占庭风格、哥特式风格到文艺复兴风格,西洋卷草纹是所有西洋风格艺术中最普遍的装饰主题。清代家具的装饰纹样以吉祥为主,所谓“纹必有意,意必吉祥”,除了中国的传统吉祥纹饰之外,西洋卷草纹的连绵不绝的意境也受到了青睐。一般来说,卷草纹多出现在家具的牙条、背板、腿足等部位。

  广式家具中,有很多在装饰纹样上采用了西洋的建筑形式与风景,图案的立体感很强。如拱门式博古柜中的拱门,就是西方的典型建筑,还有亭台式书写台中的西式亭台装饰等等。

  广式家具的装饰手法也吸收了西方巴洛克和洛可可这两种艺术风格,比较注重局部的细腻装饰,往往将多种纹样组合在一起,形成了纷繁复杂的视觉效果。

  另外,在装饰的技法上,广式家具比较重视采用透雕和镶嵌的技法。透雕更强调了家具纹样的立体感,这和西方美术中立体透视的技法是分不开的。而镶嵌技法则是在中国传统家具镶嵌技术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所用材质千奇百怪,除了常见的大理石、螺钿、象牙、瘿木之外,还有金银、瓷板、百宝、藤竹、玉石、兽骨甚至景泰蓝等等,表现的内容大多为繁复的吉祥图案与文字。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多种材料并用,多种技法结合”的特征体现吧。

  余韵不绝

  就家具而言,广式家具是最早受到西洋风影响的。这种影响从清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使得广式家具在18世纪到20世纪初期,占据了中国家具的半壁江山。而广式家具中的这阵西洋风,同时也吹到了其他地域和其他艺术设计领域,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

  当然,广式家具在西洋风的影响下也并不是一味仿效,很多重点部件结构和装饰工艺仍保持了中国传统家具的风格,并由此形成了一种既区别于传统家具,又不同于西方家具的新风格。这同时也代表了古典家具向现代家具的过渡形式。这种家具形式是当时社会变革的深刻体现,打破了传统家具的封闭局面,为现代家具的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从清代末年开始,社会的动荡和混乱导致传统的家具更加式微,西洋风的影响遍及全国。西洋风影响下的广式家具,不仅在宫廷和对外贸易中广受欢迎,广东地区民间所用的家具也受到了影响。

  这两幅图中描绘的是清末广东民间的生活图景,从图中可以看到西式的单柱圆桌。

  清末到民国年间,随着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苏式家具也开始仿造广式家具的造型和装饰,向繁琐和注重装饰的方向转变,借鉴了广式家具中的镶嵌和雕刻技法,与传统家具的风格有明显不同。

  而上海一带的所谓“海派”家具也是受到西洋文化影响后应运而生的。清末到民国年间,出现了一批完全西式或中西合璧式的家具。1843年《南京条约》签定后,上海开埠,英、美、法纷纷在上海外滩和徐家汇划定租借区,大批洋人涌人上海,同广州一样,西方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也涌入上海。“海派”的家具雕工细致,注重装饰,也明显受到了巴洛克、洛可可等艺术风格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清末民国时期,整体的社会风尚都比较崇尚西方文化,这也给西洋风的劲吹带来了更广阔的环境。不仅是家具行业,陶瓷、钟表、珐琅器、象牙雕刻等行业都受到了广泛的影响。广州更是如此。清末民国时期,广东地区对外贸易发达,广式珐琅、广州牙雕、广州钟表,不仅作为贡品进贡入京,更多的是作为商品出口到西方国家,受到欧洲社会的欢迎。这在另一方面又更加刺激了广式制作行业中的西洋风设计。从清代的广式家具也可以看出,这种东西方文化上的交流与影响是双向的,而全球的文化与艺术也在双方的融合之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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