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精 當代國學行者於教育之思考


當代國學行者於教育之思考

當下的文化教育者該思考的問題

這個時代啊,實在是好。因西方科技、文化的統領世界,使我們能夠儘量的把地球母親給予我們的豐厚資源,加工成我們的慾望,來盡情的享受生活。享受生活,本來是我們的天生權利,但是,任何事物,似乎都遵循著一個“有付出,方能有回報”的法則。只是,在這裡,我們是先索取了回報,再來付出那高昂的費用。所以,當今之世,環境、能源、生態、戰爭、宗教等等問題,都是那麼的令人無奈。而這些無奈的問題,實在只是由一個更加無奈的問題所導致——文化問題。在這裡,諸位如果認為山人我這是在全盤攻擊、否定西方文化,就實在是冤枉山人了。爲了澄清冤情,山人只好把早年與朋友探討此問題的一小段文章拿來做說明:

西學非陋也,以術馭術術必成患也;國學非圓也,以道運道道難惠民也。塵客常與友人論及此事,曰:以國學之道魂,運西學之術軀,則天下可安矣。(按:“塵客”者,山人自稱也。)

讀到這裡,諸位應該明白了山人所說的“文化問題”是個什麽問題了。就如文中所說,“西學”之術(科學技術)實在不是一個壞東西,只是, “以術馭術”,則“術必成患”罷了,就如今日世界之情景。“國學”之道(人文文化)也實在不是一個全面貨,所以,“以道運道”則“道難惠民”矣!是故,以一個好的人文文化,駕馭一個好的科學技術,才能有節制的去開發利用自然資源。如此,我們即能更好的享受生活,又不至於傷及大自然,則人與自然和諧共存,方能真正的“可持續發展”。 如此,這個時代啊,才實在是好啊!

有人要問了:“用西方哲學來駕馭科技不行嗎?”山人曰:“西方哲學如能駕馭科技,還會有現在這般局面嗎?”正如西方一些智者所言:“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首2500年,去吸收中國孔子的文化。”所以,毋庸置疑,科學技術,是西方的強,人文文化,是中華的好。

那麼,所謂的人文文化,該是什麼樣的呢?曰:“以文化之”者是也。也就是用“文”來“化”。化什麼呢?先儒曰:“變化氣質”,又曰:“大德敦化”;道家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佛家所謂“為化度有情故,以善方便開種種門”。是故所謂“文化”者,皆有“自化”與“化民”的兩層含意。“變化氣質”者,自化也,“大德敦化”者,化民也;“我無為”者,自已化之境也,“而民自化”者,化民也;“為化度有情故”,是自已化之後也,“以善方便開種種門”,化民也。

問題來了:現在的文化教育者,變化了自己沒有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從東西方文化的慣性模式思考當代文化的導皈問題

產生文明的環境,總是比產生文明的人更加重要。正如俗語所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也就是說:什麽樣的環境,醞釀什麼樣的文明。

古埃及與古巴比倫文化,因已是“博物館式文化”了,故不在此討論。古希臘的地理環境,因為不太適合持久的農業耕作,其文明自然由遊牧文明轉向了商業文明。商業文明,自然是充滿了征服欲的。而且,在商業社會里,誰擁有了錢財,誰就擁有了一切。是故他們又孕育出了騎士文化與強盜文化。商、武合一,征服欲,就演變成了崇尚征伐的慣性模式。在這一慣性模式的主導之下,所產生的一切思想、哲理,自然也都烙上了這個烙印。在這個欲揮不去的魔咒般的烙印的驅使之下,他們無數次的把文明踏在了鐵騎之下,最終,也完成了將自己踏在鐵騎之下的光榮使命。當然,14世紀的文藝復興,將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古希臘大哲的崇尚真理的思想翻出來主導了西方的文化。因為解脫了思想上的束縛,繼而成就了18世紀的工業革命,而創造了輝煌的當代文明成果。但是,正如中國聖哲老子所謂:“福兮,禍之所伏。”因西方大哲的思想體系,終究駕馭不住飛速膨脹的科技力量,從而成就了山人在文章開頭所說的那些無奈的問題。

中華文化,因孕育於地球的“大世外桃源”之神州福地:西北有千里流沙,西南有崇山峻嶺,華南到東北角有萬里碧波,北方為荒蕪之地。故在古代,外來文明很難強勢入侵。且神州大地,大都適合農耕,所以,中華文化由遊牧文明直接轉入了必須崇尚“安居樂業”的農業文明。自然,中華文化形成了重道、重人文,輕術、輕科技(雖然,在工業革命以前,我中華的科技亦領先於世界。)的以和為貴的慣性模式。是故,中華文化得以數千年福澤東亞而傳承不絕。將來亦必福澤世界而薪火永續!

印度文化,介乎於中西之間,但因其地理位置較為開放,所以早在西元前1500年既有高加索人種的雅利安人的入主,結合當時印度本土的文化而創造出印度文明。所以,印度文化大體較接近於西方文化之情形,其命運也就與西方文化差不多了。在無數次的內憂外患之後,時至今日,雖然萬幸的,印度文化的精粹——佛學,還完整的由中國人傳承著。但印度本土的傳統文化,實實已是七零八落的“半博物館式”文化了。

如此多的文明覆滅,如此多的文化絕傳,實在是不甚悲歎!於此,亦愈發嘆服中華哲人的大智慧,竟能將印度文化之精粹——佛學——匯流中華文化的巨海之中而光耀古今。是而中華文化,實在是保存了中印兩大文化的命脈,而於世界文化之貢獻,實實功德無量!

綜合上述原因,現今東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才將文化的航向,導皈了中華古哲。而有了所謂的“國學熱”、“讀經熱”。

問題又來了:熱了10幾年了,會涼嗎?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思考當代的國學教育問題

約十年前,與朋友去蒸桑拿。本來,蒸10分鐘已是“汗暢淋漓”,只因年輕氣盛,非要比個誰“牛”,結果,呵呵,蒸到醫院去了也。實在是火氣過剩惹的禍啊。但也就因為那一蒸,蒸出了我對“無過不及”的中庸之道的重要性的初步認同感。也算是“禍兮福之所倚”吧!

在當今這個“國學熱”的大桑拿房里,很多人蒸進去了,我在想:有多少人能不蒸進醫院而自己蒸出來呢?

淨空老法師,以其高俊之道德儀范,說教於東西各國之間。為適應當今眾生的普遍根基,以便於普及推行的《弟子規》儀範,教化了無數的眾生。於中華文化的傳播,實實功蓋人寰。

但是,利於普及的,必不利於提高。甚至,會阻礙提高。誠如《大學》所言:“誠於中,形于外。”若心中無“誠”之可言,以行《弟子規》之“禮”,豈非偽君子也與?古今中外,會有哪個國家民族,是需要偽君子的?是故,有時候,真小人,都比偽君子要可愛些!畢竟,他不詐偽。

當然,老法師非不明此理,實在是因為“老婆心切”,急欲力挽世風於當下,方開此一方便法門。但如果,我們不能深會老法師的用意,一味的在老法師的方便處著眼,則終無入得寶山之日矣!學者實當深思之。

王財貴教授,以其深厚的教學功力,深諳於東西方文化的教學方式。用其獨到的教學見解,構建出當代讀經教育的科學的理論框架,並且以殉道者的精神,能放棄一切的魄力,東西奔走呼號,十幾年來,於中華文化的續薪,實實功績斐然。

教授的讀經理論,近乎盡善。但如13歲以下的學生,一律只讀不解的做法,或略顯教條?且自古訓蒙之學,從“訓詁”開始,多是需要先生講解的。雖然,誠如教授所論:13歲以前,記憶力大於理解力,反正是要記東西的,與其記些亂七八糟的東西,還不如讓他多記一些經典語句。但是,我們不能忘了,現在的孩子,大多早熟,很多孩子約10歲時,思維即已十分活躍,理解力亦是大大提升。面對這樣的孩子,如果我們還是教條的要求孩子“老實讀經”,試問,他能老實嗎?而他所想瞭解的內容,我們又教條的給封殺了。那麼,我們是在育他還是在毀他?

當然,教授也不是不明此理,也只因“老婆心切”,痛心於文化的斷代,思盡快傳續心燈,方作此易於複製普傳的“先讀後解”的方便法門,來普教三根。且一再強調父母與孩子齊讀並進的重要性,實實是變化社會風氣的好方法。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當今之世,能解經者實在是不多。那麼,與其讓一些庸師亂解一氣,倒不如都“老實讀經”要好些。當13年之後,培養出了能解經者再來解經,豈不大好?只是,已經10幾年了,目前能解經者,與為數眾多的私塾書院的比例,搭配了嗎?這實實在在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總結性思考

西哲培根有言:“讀史使人明志。”而我中華學術,是最重史學的。古人的讀書次第是:經、史、子、集。我輩既然手執教鞭,焉可不明古今學術興替?

以歷史的經驗,任何一個學術的復興,都大體可以分為運動期、普研期與成熟期三個階段。因為有學術運動而使此學術普及於大眾,因普及於大眾而大眾去研究實踐,才有大量的人才推出而使學術成熟。就如同有了韓、柳的古文運動,才有了晚唐、兩宋間的新儒家運動,有了新儒家運動才有了成熟的宋明理學。而那次新儒家的復興,前後經歷了數百年時光。時至今日,資訊發達,時間可以盡量縮短,但是,不可能無限縮短。

那麼,為了普及而運動的讀經教育,老法師、王教授等前輩的路子,只要學者不拘泥、不教條,能靈活運用,已是足够的了。運動完了,普及的差不多了,在歷史的長流中,也就有了“雁過”之效了。所謂“不平則鳴”“不信東風喚不回”之類的,實在都讓人敬仰。但是,歷史的車輪,是不會為他們停留的!

那麼,目前有識之士所要做的,是在前輩們“運動”後、“普及”後,在“運動普及型讀經”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系統的、對機的教學體系來因材施教:當讀則讀,當解則解,當文則文,當藝則藝。道、術並舉,體、用力行。山人謂之:“由運動普及型讀經的‘私塾學堂期’,向真能普研國學的‘學院書院期’的落實時刻。”那麼,以我神州之大,該是有不少有識之士去做這個工作的。同樣的,如果成功了,他們對我華夏文化的貢獻也必將青史垂跡!當然,歷史的車輪,也不會為他們停留!

而山人所謂之:“入室授受時”,則要“學院書院期”出成果以後,才能有更多的授受成果。而我中華文明,也才於那時真正的復興,真正為全人類做出應有的巨大貢獻!

那麼,我神州俊傑,誰堪授受?

黃記四七零九年歲次壬辰年仲夏

鈺熹道人羅朝正筆於弦歌堂甚夷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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