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炳汉屈原研究新思维新观点 2011-12-27


  毛炳汉先生现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在职研究员、教授,湖南省传媒文化中心副主任,兼任民盟湖南省社科界主任委员、中华姓氏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华毛氏通书》主编等职,是中国屈原学会理事, 湖南省屈原学会副会长。

  毛先生的研究方向是入湘作家(重点是屈原、杜甫)和湘籍名人作家作品研究(重点是毛泽东、杨度等),近些年来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祖世研究取得较大成果(《湖南日报》2004年11月12日有长篇报道),发展到对毛姓家族史的研究,出版了《毛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被誉为“毛姓研究第一人”。另外出版有《九州诗圣杜甫》(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困惑帝王师——杨度别传》(长春出版社1999年)、《文学思辨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等共4部独著和8部合著,主编《当代湘籍著作家大辞典》等书2部,还发表了数十篇论文。

  屈原研究只是毛先生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部分,但他在全国屈学界已有一定影响,曾名列《中国当代屈学点将录》第14位(见《当代楚辞研究论纲》第227、23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6篇论文的形式发表的,另有专著《对屈原杜甫的重评与文化思考》,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但未出版。

  这6篇论文是:《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中国人民大学《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2期)、《毛泽东酷爱屈原楚辞及其原因》(《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论屈原与谭嗣同》(《文学思辨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8月)、《屈原、杜甫思想比较论》(《屈原与中国和世界文化》湖南出版社1992年12月)、《略论刘小波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否定》(《屈原研究论文集》,《船山学刊》1987年专号)、《屈原故乡很可能在湖南汉寿》(《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6月1日)。

  毛先生的屈原研究新思维和新观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较早和专题论述了杜甫对屈原的继承关系,并对二哲政治伦理思想进行比较。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毛先生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在1986年第4期的《贵州文史丛刊》首先发表《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这篇达1.3万字的论文,《新华文摘》1987年第3期摘要,《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2月5日向海外介绍,《文学遗产》1991年第4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综述,例举了此文。此文还荣获湖南省首届社科优秀成果奖,入选湖南省委宣传部主编的《湖南新时期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荟萃》一书(199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可见其影响是巨大的。

  毛先生针对当时某些人只强调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否定我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提出了应当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的观点,并以屈原、杜甫为例进行了论述(随后又发表了一篇《略论刘小波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否定》),被认为是“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看法”,对“否定我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是一个讲理的反驳”(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2月5日)。

  毛先生认为屈原和杜甫在创作方法上各有不同,屈原以浪漫主义为主,杜甫则以现实主义为主,但是,杜甫在生活时代、出身遭遇和性格品德等方面同屈原有近似之处,故继承屈原的方面较多。屈原的主要政治和伦理思想属于儒家的范畴,他讲仁义道德、主张贤主辅政、学习先王,称赞尧舜、重视民生疾苦和忠君,杜甫继承了这些部分。屈原把国家利益看得重于一切,把自己的命运与楚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对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形成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我们应当名正言顺和理直气壮地称屈原为爱国诗人(学术界对屈原是否属爱国诗人尚有争论,否认者认为战国时代无国家观念)。在战国时期,士不为君所用则出走他国,但屈原则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祖国,他眷念的是人民的福祸和楚国的复兴。杜甫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是一脉相承,他的《春望》,倾吐了他对祖国河山破碎、困难深重的沉痛哀愁。他写的一系列咏时事新乐府,表达了其爱国的赤子之心。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杜甫对屈原亦多有继承。屈原《九章•思美人》中“申旦以舒中性兮,志沉菀(通郁)而莫达”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运用“沉郁”这个词,屈赋中蕴藏着一种“沉郁”诗风,是杜甫“沉郁”诗风的源头。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诗人。他对屈原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有不少继承,他的一些诗作中的大胆夸张奇幻瑰丽的想象,正是吸取了屈骚的精髓。杜甫对屈原的继承还表现在对以屈赋为代表的楚辞、诗句、词语的直接运用和点化上。但是二哲在一些方面又有不同,如屈原参与过朝政改革,能用政治家的眼光看待事物,而杜甫则基本上是诗人,是以文学家的眼光看待事物的;杜甫在揭露和批判黑暗社会方面比屈原深刻,而屈原在处理问题方面则更胜杜甫一筹。二哲都“忠君”,屈原的“忠君”是为社稷着想,而杜甫却有过之而不及,甚至有些“愚忠”。

  2、专文论述了屈原与谭嗣同的关系和影响。毛先生认为谭嗣同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敢于杀身成仁,成为近代变法自觉流血的第一人,其思想精神是与屈原是一脉相承的。屈原疾恶如仇,坚持与腐朽势力斗争“虽九死其犹未悔”,最后看到自己祖国的都城郢都被秦将白起攻破,国破家亡的痛苦使他毅然投身汨罗江,以死抗争并给后人以警示。谭嗣同正是在屈原的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下,当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要缉捕他,不少人帮助他逃走,日本人士也再三劝他到日本使馆避难,他却毅然谢绝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后在临刑前,昂首挺胸,神色不变,还口出一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牺牲精神,惊天地泣鬼神。这正是屈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iKA毛氏网

  谭嗣同对屈原的崇敬和学习是自觉的,他写过一首《画兰》诗:“雁声吹梦下江皋,梦竹湘舲起著涛,帝王不来山鬼哭,一天风雨写《离骚》”。从中可看出他对屈原的崇敬和对其作品《离骚》的喜爱,也是他自觉继承屈原精神和文学的证明。否则他又何必仿写《离骚》呢?

  毛先生在论文中还深入发微:当时昏暗腐贬的朝政,比屈原时楚怀王当政有过之而不及,谭嗣同的“一天风雨”的忧愁与屈原相同,因此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离骚》,以抒发自己的忧愁。

  谭嗣同与屈原有不解之缘,在文风诗句上都有相通之处和继承关系,如其《桃花夫人庙神弦曲》:“江城寒食冷烟碧,雨丝罥柳横江织。帝子灵旗千里遥,渚宫玉露苹花泣。山鬼唬月望桂娥,回风袅袅吹女罗。灵之来兮惨不语,铜鼓一声双燕下。”再如其《怪石歌》“石兮石兮何痀偻。女罗纷披带青绶”、“我与子兮今邂逅,殊胜弯弓命镞鍭。”与屈原《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风飒之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在写作风格和用词造句上是何其相似乃尔!

  3、专题论述了毛泽东喜爱屈原《楚辞》及其原因。毛泽东一生喜爱古典文学,而屈原的作品则是他的最爱,《楚辞》成为他不离身边的书,随时携带。在《楚辞》中毛泽东尤其喜爱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三部作品,达到了酷爱的程度。

  究其原因,首先是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上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2400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自传体政治抒情长诗。屈原通过《离骚》对自己生平遭遇的回顾和对美好理想、崇高人格的追求,表现了诗人坚持理想,不向恶势力屈服的高尚品德,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人民,对国家前途、人民生活的忧郁和炽热感情,而这些又是诗人运用丰富的想像、离奇的神话传说,在大量的如美人、香草等富于比喻象征意义的辞藻,多姿多彩的景物描写,一唱三叹,激越昂扬的情感笔调,变化莫测的奇幻场面来表现的,因而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

  《九歌》是屈原根据沅湘民间祭神乐歌而创作的一组祀神曲。这些神包括天神(《东皇太一》),云神(《云中君》),主管命运之神(《大司命》、《少司命》),地神中的湘水男神(《湘君》),湘水女神(《湘夫人》),河神(《河伯》),山神(《山鬼》);还有祀为国牺牲的将士(《国殇》)。《九歌》集中反映了古代楚国的文化风俗。由于当时楚国信神且祭神的风气浓厚,祭神活动的主旨为祈求神灵保佑,同时也是为满足娱神和娱人的需要,它较多地保留了楚国民间习俗和原始神话、宗教色彩。《九歌》虽以祀神内容为主,但又多写爱情生活,神人相通,平易近人。如《湘君》、《湘夫人》即是祭湘水男女神,而反映出的则是湘君与湘夫人之间的深沉眷念和纯真爱情。《九歌》在吸取民间文学养料的基础上创造出的精美语言,加之善于抒情,描写细腻,尤其是景物描写与情感描写相互融合衬托,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魅力。

  《天问》就是问天。它是一篇奇文,屈原就自然、历史、社会及有关神话传说,一口气提出了172个问题,以探求事物的原始意义和治乱兴衰的道理。表现了屈原大胆的怀疑精神,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顽强追求真理的精神,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内心的愁悴、愤懑心情。尤其是屈原把众多诡奇瑰丽的神话编织在一起,绘成一幅远古人类自然史的长卷,并以提问的形式,对繁浩的宇宙自然等提出质疑,雄奇瑰伟,是又一部浪漫主义的杰作。


  其次是与毛泽东的性格有关。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爱国热情,崇高的理想和不屈的斗争精神。他13岁时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多年后还记得该书第一句话:“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那时,毛泽东就非常担心国家的前途,认为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天职,并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当在长沙第一次谈到于右任主编的《民主报》,了解到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毛泽东十分激动,写了篇热血文章,并贴在学校里,主张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做总统,康有为做总理,梁启超做外长。他从小怀着远大理想,为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幸福奋斗和献身,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更坚定了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并用行动和毕生精力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毛泽东从来就不屈服于任何压力,在1962年前苏联撤走援华专家,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影响时也没屈服,他认为斗争是革命者的重要品德,他说:“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因此他对屈原的深沉忧患意识,爱国热情和崇高理想认同,特别欣赏屈原的斗争精神,说屈原敢讲真话,敢于为原则而斗争。

  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屈原那浪漫主义的艺术想像和创作方法,他的作品所展示的龙凤图腾、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菱荷芙蓉、望舒飞廉、巫咸夕降、湘君山鬼、流沙毒水等即鲜明又深层的扑朔迷离的缤纷世界,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对艺术风格的追求。这也是他的性格使然。

  第三,是创作风格的相似。屈原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创始人,他的大部分诗篇(尤其是上述三部),想像奇特,文笔纵恣,感情激烈,与李白等诗歌一起形成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风格的优良传统,而毛泽东对屈原、李白的诗歌十分欣赏,并在创作上有意无意受其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1958年前后,毛泽东读《离骚》等《楚辞》中的作品最勤,并说读后“有所领会”,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是颇耐人寻味的。这自然与他个人的欣赏趣味有关,但也未必没有其他深意。因为那是最富于幻想的火热的“大跃进”的年代,他所“领会”的,恐怕不仅仅只是文学欣赏方面的问题了。

  通读毛泽东诗词,我们深深地被其气势磅礴,神奇浪漫,富于想像的艺术魅力所感染,甚至拍案叫绝。例如在《念奴娇•昆仑》里,毛泽东神奇地想像要倚天抽宝剑,在昆仑山脉斩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是何等的气魄!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奇特想像;在《水调歌头•旅泳》中“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奇浪漫的联想,给人以优美的艺术享受。从中我们可窥见《离骚》、《九歌》给毛泽东的创作带来的影响,而毛泽东的创作在某些方面(如气势胸怀)更胜一筹。

  毛泽东诗词气势磅礴和胸怀博大的典型之作应算《沁园春•雪》和《贺新郎•读史》,前者写“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也“只识弯弓射大雕”,真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后者毛泽东仅用寥寥数语就把人猿揖别、三皇五帝,乃至整部人类的历史囊括,胸怀之广阔,目光之深邃,古今罕有。

  4、提出对屈原杜甫的重评与文化思考。毛先生站在21世纪中国现代化需要和客观公正立场上,将屈原研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梳理、综合研究和重新评价,找出二哲为何受到中国乃至世界人民推崇、屈杜诗歌为何越千年而不衰的原因,以利于发扬光大;屈杜诗中充盈的“社会良知”和感化力量等对伦理道德滑坡的今日国民仍有较强的匡扶作用,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挖掘出来,有利于精神文明建设;以古代历史文化为背景,通过研究屈杜两典型,审视和认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和心理、思维及特征,认识中国知识份子的人格缺陷,学者应具备哪些人文精神;通过综合研究和文化思考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明确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现化化需要的文化规范以及文艺理论框架和古典文学学科。


  其新思维和主要观点:①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个性和艺术独创性的第一人,他敢于怀疑“天命”,敢于与恶势力斗争,要求政治变革。为真理敢于上下求索,他是中国千百年来正直知识份子的典范,华人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和源头;杜甫则以民为出发点,将忧患意识、民胞物与等思想整合成“社会良知”的伟大人格形象,其诗中表现出的忧国忧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和高尚品格以及道德感化力量在当前仍有重要匡扶作用。②屈原杜甫的“忠君”和封建伦理等思想观念给中国知识份子留下的“唯上”、“盲从”、“软弱”等人格缺陷,至使某些文人成了软骨头,表明中国文化含有某些奴性性格,它与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独立的人文精神背道而驰。对这些必须进行重点阐述,指出它的严重危害性。③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小农经济的自足性,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它具有对外来文化很强的排斥性和同化能力,因此使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而免于湮灭,同时也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它有好的一面,但负作用也很大,它扼杀人的个体性,缺乏科学技术理性和民主人本精神。④我们要提倡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尊重科学,创建以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核心的新文化,实现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自觉适应和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文化建设。⑤必须重新审视、批判性地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有益于现代化建设的优秀部分,自觉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打破传统文化和封闭性,建立开放的文化结构,使中国文化融合于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并保持自己的独特魅力。⑥建立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包括道德、法律、哲学、文艺在内的新文化体系,创造并为人们建立新的文化规范,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

  5、在省以上报刊发表屈原故乡很可能在湖南汉寿的新观点。2005年12月23日《湖南日报》发表了毛先生的《屈原故乡可能在汉寿》一文,从出土文物、古迹遗存、历史文献记载、屈原诗歌印证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屈原故乡可能在汉寿”的观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被认为是有根据的新的一说,起码可与“屈原故乡秭归说”、“屈原故乡江陵说”三足鼎立。《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6月1日刊登了他4000字的论证文章和出土文物图片。人民网、国际在线、侨网、台湾等网站纷纷刊载;《人民政协报》2006年7月3日发表了《应注重创新发现和调查研究》,对毛先生这一研究表示赞扬,认为“整篇文章有理有据,言简意赅,而且配发了几张颇有说服力的照片,使人耳目一新,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为获得这一新发现作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努力。……其次值得肯定的是作者的这个观点是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和仔细阅读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屈原诗歌作品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提法也较为科学,没有作绝对化的肯定,而是说‘很可能’,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对当前学术研究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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