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云梦 面向世界



徐志啸

 

  他真幸运:中国仅有三所亚洲名牌大学:北大、清华、复旦,他就在其中两所大学攻读深造过。

  他曾跨系跳级: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第一批考取大学,1978年2月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却又在1979年7月考取本校中文系研究生,成了“文革”后的第一届本科生、第二届硕士生。

  他是海内第一个楚辞学博士,又是作家协会的成员;他的两位导师都是中国屈原学会顾问:陈子展教授、林庚教授。

  他那思路开阔、高屋建瓴的楚辞学研究,早就为学界所注目;他曾先后两次在中国屈原学会年会上作大会发言,阐发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当选为中国屈原学会理事。

  1990年,他又收到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发自东京的正式通知,他的论文《神游论——中西诗歌想象比较》已被选中,邀请他参加1991年在东京举行的国际会议。

  他,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楚辞研究”、“屈原与世界文化”、“中外传统文学比较”等课程的主讲者徐志啸。11年来,他在楚辞学、古典文学、比较文学、历史学、文化学、美学等学术领地里辛勤耕耘,已获得近70万字的研究成果。

  总体特征

  包罗宏富,领域宽广,由专而博,纵横交叉,是徐志啸楚辞研究的总体特征。相比较而言,楚辞领地是颇难“征服”的,有人将屈原比作隐在云雾中的山峰。在这古老而窄深的领地,当代学者研究它,必经历三种境界:陶醉欣赏、怀疑选择、超越独造。要达到第三种境界至少得五年左右时间。而“独造”者本身仍有很大的局限,如有的学者着重研究屈原生平、思想,有成绩、有专著,但论题仅局限于《离骚》、《九章》,对《天问》《九歌》庶无涉及。再如,有的学者研究《九歌》的原型、流变与艺术,几乎不涉及《离骚》、《九章》这类带点自传性的作品。而徐志啸的研究不仅很快征服了这个“世界”,而且涉及到楚辞文艺学、楚辞学史、楚辞比较学、楚辞社会学等众多的分支领域。他的总体框架是以“楚辞”与“屈原”二者为基点向外扩散,构成内外沟通、纵横交叉的二重结构:

  横向开拓

  纵向追寻

  楚辞 楚辞本身的丰富内涵及其在战国时代的地位、价值及影响 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价值及影响

  屈原 屈原生平、身世、思想及其作品的考证研究 通过与世界文化名人、大诗人的比较研究,探讨屈原在世界诗歌史、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价值及影响

  从上表可见,他以扎实的微观研究为基础,由小到大,由近及远,既勾勒出楚辞学史的主体线索,又揭示出作品的比较文学意义。具体地说,他的总体框架又是通过本体研究、史学研究、比较研究三个层面逐步建构的。

  成就之一:本体研究

  这类研究往往又分为两部分,一是微观把握,论题很小,但很有意义,如屈原作品的称名,历来有三:屈赋、楚辞、屈骚。徐志啸以为“屈赋”之称从文体上于屈原作品不合,而“楚辞”宽泛不符,而以“屈骚”为宜[1],既可显示“离骚”之核心作用与骚体特征,又可与宋玉等人作品分开。再如《离骚》之“修”,徐志啸以为,大都与屈原“好修”有关:“修”、“修能”是“好修”的有机组成部分;“修名”是“好修”的目的之一;“前修”是对前代贤君的美称,“灵修”是对当代君主的希冀与期望;“修姱”、“信修”,是屈原企望达到或追求的目标与境界。所以《离骚》之“修”,清晰展示了《离骚》的主题与主人公的崇高人格;抓住“好修”,即抓住了《离骚》的纲、屈原的魂。[2]

  不过,代表徐志啸楚辞本体研究成就的,还是他的《九歌》系列研究。他精心结撰的博士论文《九歌新探》是这方面成果的集中体现,共分为三部分:《东皇太一春神考》[3]、《九歌:求生长繁殖之歌》[4]、《九歌三论》,而最大的贡献在于“东皇太一”的考证。他认为,从先秦到西汉,“太一”一词经过了一个由哲学的抽象概念到神的具体概念的演化过程,而屈原时代的“太一”,仅是个哲学意义上的名词,尚无神的成分与含义。关于“皇”,徐志啸以《诗经》中43次的使用频率为基础,论定春秋时的“皇”作“美”、“大”等形容词,战国时转化为名词,用以称神。继而根据《礼记•乡饮酒》、《尚书大传》等关于东方与春的关系的论述,认为“东”即是“春”,从而确认“东皇太一”为春神。林庚先生对此文评价说:此项考证“发前人之所未发,取材严谨,论证精当,在历来这一研究中,更是较为难得。”汤炳正先生也认为,从“东皇”与“太一”的含义演化,看二者互相结合的原因,精审而有说服力。专家们在论文答辩时也给予了一致好评,认为此说“提出了有创造性的意见,能成一家之言,将《九歌》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徐志啸在1988年6月湖南汨罗召开的中国屈原学会第三届年会上宣读了这一论文,立即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赞赏。该文正式刊发后,《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了转摘[5]。

  徐志啸的《九歌》研究正是以此为基点,进一步体会各篇的内容及结构,并运用原始宗教、民俗学、神话学等方面理论对《九歌》的本意作了索究,以为《九歌》就是古代楚生民求生长繁殖之歌。如果说,前篇是作者利用旧学、考据作传统研究的话,那么,此篇则是借鉴西学的综合研究。他采用弗雷泽《金枝》、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里普斯《事物的起源》等著作中关于原始巫术交感原理的阐述,对照古代民歌与现代少数民族风俗,认为《九歌》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是人们用以表达自身希求饮食自存、生命延续与子孙繁衍的强烈愿望,透过屈原《九歌》,可以看到原始《九歌》是处于远古原始地区人们祈求农作物生长、人类生命繁衍的祈祷词和祝愿歌,是原始初民繁殖礼仪形式的反映与表现,将植物再生与戏剧性的两性交媾结合在一起,以便促进农作物的多产、动物和人类的生生不已。显然,这样的研究视野广阔而辨察精微,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6]。

  徐志啸进而据古代“万舞”的性质,说明《九歌》的原始面貌,论定“万舞”是祭祀、性爱、求雨三者合一的歌舞。关于“万舞”、原始《九歌》与今存《九歌》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系列演化:万舞——原始《九歌》——屈原《九歌》。关于《九歌》的远景复原工作,萧兵曾从今存《九歌》特多男欢女爱与万舞的性质入手,推论原始《九歌》是祈雨巫术乐舞,这是初民视“两种生产”为一事的“类似心理”[7]。萧、徐二说角度不同,却也异曲同工,引人注目。的确,《九歌》与古代乐舞的关系,是一个必须解决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若“原始要终”,可在萧、徐二说的基础上再补充为:以万舞为主体的原始祭祀乐舞——夏代宫廷《九歌》——楚国民间《九歌》——屈原《九歌》。而“原始《九歌》”这个概念,恐怕与“万舞”、“夏代《九歌》”都有关系,却又不是一回事。文学的传播、传承的复杂性,远非今人所想象,这也有待于今后的继续探讨。综观徐志啸的《九歌》研究,他是以“东皇太一”考证为突破口,进而引出了一系列新见,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如果你不同意他对《九歌》远景的索究,也是完全可以的,但你要反驳它,却必须以退到“东皇太一春神说”为前提。由于新颖可喜的见解建立在确凿扎实的考据基础上,也就显得严密有力了。

  回头来看,这与他早期对“楚文化背景”的研究也很有关[8],他曾通过《诗经》、《列子》、《国语》、《山海经》、《汉书•地理志》、《越绝书》、《吕氏春秋》、《隋书•经籍志》、《太平寰宇记》、《湖广通志•风俗》等材料,对楚辞产生其时及其前的巫风作过全面考察,认为正因为楚国特有的社会风俗条件——巫风盛,才导致楚辞染上了浓郁的“楚”风,而楚辞的反映与表现巫风,又在客观上让我们看到了楚国巫风兴盛的风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从七个方面指出了巫风对屈原作品的影响后,特别强调:作为原始宗教的巫风,并非独盛于南方楚国,在夏、商两代曾蔚然成风,西周以后楚国巫风久盛不衰是因为原始氏族传统顽固保留、北方礼乐制度难以波及、君主的信奉与倡导等。由此亦可见,徐志啸的研究总是充分、全面地占有材料,然后条分缕析地予以评述,因而提出的观点总是显得持重、平和,容易为人所接受。

  成就之二:史学研究

  对楚辞研究作回顾、总结,从研究史的角度予以抽象、概括,是新时期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较多学者的投入与努力,差不多形成了一个“热点”,并逐步建立起“楚辞学史”这个分支学科。徐志啸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也形成了一个系列,既得文学精义,又具史学眼光。对照同时代的研究,徐志啸的成绩主要表现在:

  1. 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对汉代至隋唐的楚辞研究有一个整体勾勒,这可以看作是宏观审

  视;同时又对汉代楚辞学、刘勰论楚辞作细腻剖析,这可视为微观研究。这二者的有机交融,既理清了历史的线索,又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关于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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