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我们和“故乡”的关系

这30多年,是一部中国的城市化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史。现在,城市的各种症状,体现着我们的文化、社会症状,反过来也如此。 

这30多年,是一部中国的城市化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史。现在,城市的各种症状,体现着我们的文化、社会症状,反过来也如此。

 

这30多年,是一部中国的城市化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精神史。现在,城市的各种症状,体现着我们的文化、社会症状,反过来也如此。

城市化到底是如何导致今天中国人看上去成了一种好像和过去的乡村社会的人所不同的社会物种的?为什么很多人会感到在城市生活中,没有自我的家?在既有的城市生活的逻辑中,我们的未来可能是什么?

《南风窗》记者就此专访了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乡愁是因为城市的冷酷

《南风窗》:今年春节,博士生王磊光的返乡笔记在微信朋友圈被疯转,他正是你的博士生。在这场事件背后,有一个关键词叫“乡愁”。这11年来,对于中国人的“乡愁”—无论是对具体的哪一个故乡的“乡愁”,还是对抽象的自然,对过去的乡愁,在社会、文化变迁中,透出一种忧伤、无奈和愁绪。背后当然也有疯狂。这条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王晓明:磊光的这篇笔记,最初是一个发言稿,是在我们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的同道一起组织的一个市民论坛上的发言。这个论坛叫“我们的城市”,借市中心的艺术馆或书店,定期讨论一些有关城市和市民生活的问题,已经做了两年多,今年春节前的这一场,就以“回家过年?”为总题,邀请了3个发言者,磊光是其一。

当时我不在现场,听策划这场论坛的同事说,讨论颇为热烈。其后磊光这一篇笔记在各类媒体上引发这么大的反响,仔细想想,也真是有几分必然的。

这个“必然”的意思是,今天这一股大家用“乡愁”这个很有几分古典意味的词来概括的集体情绪,其实是最近几十年的城市化的产物。它的字面含义要比古代的“乡愁”窄得多,比如你去了北美或南非,或从陇西的乡下迁到浙东的山里,你遥望故乡的种种情怀,就都不在这“乡愁”之内的。

它其实只是这么一类人的愁闷:出身乡村,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读大学—住进中国的大中城市,但时间还不很久,心智习性的城市化还不十分稳固,也就还来不及忘本…… 即便不是碰上春节,即便王磊光不写这篇笔记,只要这个群体在,就会有李磊光或张磊光,在别的时候,以别的方式,引发类似的广泛共鸣。

《南风窗》:“乡愁”不是“他乡-家乡”这个二元结构下的产物,而是在“乡村-城市”这个二元结构下的产物,古人之所以有乡愁,那是因为他在异乡,而今天一个人有乡愁,则是因为他在城市,这大概是今天的“乡愁”跟古人的“乡愁”的根本区别。换句话说,是城市化背景下的东西。

王晓明:对。今日中国,虽然只有1/3的人有城市户口,30年城市化下来,城市在各方面都绝对压倒乡村的悬殊之势,却已经相当牢固。这当然不全是因为这30年,但这30年里,这个势得到大幅度的强化。因此,广大乡村里有理想、能读书,或者虽考不上大学、却能吃苦的年轻人,自然纷纷都往城市走。

照理说,这样的年轻人,本来应该是最少“乡愁”的,尤其那些有文凭、能表达、比同龄的城里人更能奋斗的人,应该能较快地打开新天地,全身心感受新鲜的都市风尚,体会前景有望的喜悦:如果是处在这样的状态里,他们会有很多心思去“乡愁”吗?那可能是他们快要步入老年、对都市的一切都司空见惯的时候,才会起的心绪吧?

可是,如你所描述的,恰恰是这一个群体,现在就起了“乡愁”,而且是一种深广的“乡愁”。不仅是痛感乡村生态和人情的全面败坏,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跟故乡格格不入;与这多少还带着一点俯视意味的悲哀同时的,是一种更其消沉的沮丧:苦读多年,有了文凭,甚至也有了一份白领式的薪水,却依然活得紧巴巴,既不能衣锦还乡,收获父老的赞誉,也难有“成功者”的威信,可以引领乡人,一起改造和拯救农村。如果这个理解大致不错,那是不是就可以说,这其实并非古人多有的那种缅怀故土、想归而不得的思乡之愁。它固然是因返乡和思乡而起,针对的却是坐在城市里的这个自己,是自己这既不能惬意和借力于都市,又早断了回乡之路的困境,和造就这许许多多人的共同困境的时代?至少我是觉得,今天这“乡愁”的澎湃,正凸显了大城市的势利和冷酷,它们一面威逼利诱,将无数乡村青年招入城中,一面却严苛以待,令他们过早地明白了,在这个“拼爹”的时代,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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