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屈原人格研究述论(二)

   建国以后,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定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国内学术界掀起了楚辞研究的热潮。1957年出版的《楚辞研究论文集》,可以说是这一阶段学术成果的总结,其内容集中在屈原作品的人民性和屈原的爱国主义等方面。今天看来,大多对屈原有盲目拔高之嫌。而在这一阶段,林庚和姜亮夫等人的屈原人格研究仍极具学术价值。

  林庚1952年出版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是一部跨越新旧时代的论文集,其中第一篇《民族诗人屈原传》(1951年)和第三篇《屈原的人格美与〈离骚〉“民”字解》(1948年),较深入独特地揭示了屈原的人格美。林庚从文学史的角度研究认为,《诗经》中作者的人格极少表现,屈原改变了这种局面,“他使得诗坛上从此有了诗人,他在诗之外争取了人的地位,人不但是诗的材料,而且人本身就是诗。”这一观点承梁启超而有所发挥。他将屈原置于先秦士阶层崛起的时代背景考察认为,屈原和“众”(宫廷群小)相比,他是一个先知先觉者;和纵横家者流的巧捷机智相比,他眼光更远大;其性格与孔子完全相反而与孟子相投。“真与力的合一,美与善的交织”构成了屈原的人格美。[9] (P42、54)

  而姜亮夫学风人品近似乃师王国维,一生致力楚辞研究,颇多发明。在1958年初稿、1974年定稿的《屈子思想简述》一文第四节《论屈子人生观》中,他认为,“则屈子对道德之基点,可能为一‘中’字,‘中’者持两端而守其中,守中则平正,平正则端,端则直,直则诚”。由这一道德理想导引出中正人格,即“凡不为曲说、诡行、诈伪者,其人必中正,此正屈子之人格也,故自状曰名正则、字曰灵均矣。中正之德,虽本之于天,而必由善修以保抱之,故文中乃别有一原则性、理论性的词语曰修”。姜氏以“屈子文中若干中心字”(如“中”)为据,[10] (P255~256)从道德角度揭示屈原的中正人格,可谓别有会心。

  林、姜二人这种基于传统历史文化的分析方法在80年代初仍有嗣响,这就是袁行霈《论屈原的人格美》。该文以其概括的全面不断为人称引。袁氏认为,“千载之下,屈原仍能以他的诗歌感动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品具有人格的力量”[11]。所以他将屈原的人格美做三方面的概括: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其中,独立不迁是屈原人格美的核心,它表现为保持独立人格,对于正直的追求与维护;上下求索是屈原大胆怀疑、大胆探索、追求真理、热爱真理的个性显现;好修为常体现了屈原对美的执着追求。袁氏将屈原的人格美忠实地描绘出来,是新时期研究屈原人格的第一人。

  随着文化热和方法热在80年代中期的兴起,心理学的观照方法在对传统文化反思中蓬勃展开,在对屈原研究中更是生机勃勃。在1986年全国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毛庆提出,楚辞的心理研究应当包括社会心理、个性心理、创作心理、审美心理等四个方面,具体到屈原的心理研究,重要的是其创作心理和个性心理(其研究著作《屈骚艺术新研》后于1990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姚益心在这届年会上也提交了《屈原创作心理初探》一文。毛、姚二人虽然以探讨屈原的创作心理为旨归,但都涉及到屈原的个性心理。特别是毛庆,他以普通心理学的情感理论、人格气质理论和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为指导,讨论了屈原丰富敏感、持久猛烈的情感特质、潜意识作用下的迷狂以及内心冲突等等,新意叠出。

  毛、姚二人的思路引发了80年代中后期较广泛的对屈原作个性心理研究的热潮。徐柏青是较早进入这一课题的。徐氏以马斯洛心理学“自我实现”的人格理论作支撑,认为屈原有一个成熟健康的心理,是一个自我实现的具有高尚人格的人。[12]徐氏之论,特点不在其对屈原人格形成原因的归纳,而在用“自我实现”的人格理论凸现了屈原的人格精神。董楚平《从屈原之死谈到他的爱国、人格、气质》,副标题直接标示“屈原个性研究”,在这篇长文中,董氏论断,“坚持人格的完美”是屈原自沉的理性原因,刚烈的性格、忧郁的诗人气质、偏激的爱憎是屈原自沉的个性因素,进而董氏认为,屈赋是潜意识地用文学的形象来控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所以“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反对人性异化的文学家”。[13]董氏之论,视野开阔,立论大胆,富于批判精神,同时也说明了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屈原的必要性。准此,何念龙、刘毓庆等均从屈原个性的检讨来论析屈原悲剧的生成。[14]特别是刘氏,他从政治家与诗人身份的矛盾冲突立论,阐述了屈原人格结构的八个方面。[15]虽有肢解人格之嫌,但使人认识到了屈原多种相关联的人格特性。

  一道有趣的风景让我们看到1989年前后学术论争的激烈。饶德江认为“学界往往把屈原作为个性自足的表率而抹杀屈原的社会性,常将屈原的人格特征孤立化、抽象化,将其与社会性相割裂相对立,并以此贬低或否定屈原的爱国情操、使命感、忧患意识、抗争精神等等”,因而将屈原人格结构的特征置于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讨论,认为屈原人格的形成既受传统文化多方面滋养,形成后又变为传统文化的有机部分,成为了几千年来人们心中的“人格美的原型”。[16]实际上,当时主流学术并未像饶氏所说的“贬低或否定屈原”,其对屈原人格结构特征的归纳也不出袁行霈之论,但可贵的是,他试图探讨屈原人格及其流变形成的文化传统,在当时传统文化反思热潮中,灵光一现,启迪后人向传统文化的纵深开掘。

  90年代以后,随着对西方人格心理学认识的成熟和学术本土化意识的加强,屈原人格研究沿着两条路径展开,并在1991年天津“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全国学术讨论会上激烈碰撞,其成果后来由郝志达主编为《东方诗魂》出版。一条路径是大胆运用人格心理学的理论来探讨屈原的个性心理,如黄灵庚《楚狂屈原——对屈原人格个性、死亡意识的反思》通过对屈原病态心理的揭示,用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屈原的变态人格。又如臧策《屈原:东方的奈煞西施——论屈原的自恋倾向》认为屈原有明显的自恋心理倾向,并且对其政治生涯和人格悲剧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一路径试图用新方法剖析屈原人格之不足与缺陷,“其意义绝非仅在于坐实屈原的自恋心理倾向,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加深对一个诗人的全面理解及对其造艺过程的认识”(臧策语)。另一条路径是将屈原人格置于先秦“士”人格模式或政治文化的格局中探讨屈原人格的产生背景、内涵和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如郝志达《屈原与传统士人格的建构》结合战国时代士人格的建构背景,从屈原的人生旅程和心态特征两方面分析认为,屈原人格精神的个性所在是其“行动的人生”,这为士人格的建构积累了精神财富。又如葛荃《走出忠君的梦魇——析屈原的政治人格与心态及其对古代士人的影响》,从“政治文化”的视角分析屈原的政治人格,认为屈原内心深处纠结着根深蒂固的“恋君情结”,它导致了屈原最终作了忠君爱国的祭品。又如刘泽华、李宪堂《崇圣忠君与屈原政治人格的悲剧性》,认为崇圣与忠君的矛盾冲突铸造了屈原的政治人格,崇圣与忠君严重失衡,这直接导致了屈原的政治悲剧。[17] (P172、214)这一路径将屈原人格置于宏阔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前瞻后顾,突出了屈原人格的卓越性,充分肯定了屈原人格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其后,学术界对屈原人格的探讨,一方面沿着上述两条路径深入,如邵学海用病迹学理论将屈原作为精神异常者加以观照。[18]周宪假定中国传统文人身上存在某种“文化人格”,通过文化史和心理学的分析,透过屈原来探讨中国传统文人的普遍生存困境和悲剧人格。[19]另一方面,采用比较方法凸现屈原人格,如张节末认为狂与逸是古典人格最具魅力的两极,它们是启发个体觉悟甚至代表着社会新生力量的异端人格。进而将屈原与孔子、孟子和庄子作人格比较,特别指出,同属于狂士人格,“如果说孟子人格具有刚性之狂,那么屈原人格则具有柔性之狂。”[20] (P29)曹晋选取荀子作参照,比较战国区域文化在个体的人格塑造方面的差异。[21]无疑,屈原人格研究无论在观念、视野还是方法上正在向纵深开拓。

  总之,建国以来的屈原人格研究,经林庚、姜亮夫、袁行霈的承前启后,至80年代中期突破禁区,全面从心理学视角切入。至90年代,随着社会转型、学术转型,学界对屈原人格研究更为自觉而深入,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人的人文精神和学术自主意识。概而言之,这一阶段特点有三:其一,方法热的兴起,使屈原人格研究在多种理论指导下展开,从而新说不断;心理学视角的观照方法被广泛采用,从而在这一阐释策略和分析思路中超越前贤。其二,文化热的兴起,使屈原人格研究在多种观点、方法的碰撞中取得了相对集中的成果。其三,对人格概念常有内涵标尺不一、缺乏严格界定和科学分析的现象,因而出现诸多“××人格”的术语化倾向。对西方人格科学理论的运用多集中在精神分析、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等领域,而又缺乏系统的深入的分析,所以多有零散浅表之弊,或人云亦云地拔高而神话化,或机械地套用理论而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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