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梁启超——改革的先锋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把握机遇和迎接挑战,敝人认为还是要从国学起。

     中华文化的深厚内力是中华民族前进的保障。我坚定的相信一个对本民族文化热爱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作为中国的一个份子,秉承民族文化是握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民族文化要振兴首先是要继承理解它,然后再去谈怎样创新。

     然而,现今的情况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大大的西化,这都直接导致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僵化和机械。凡事都要讲变通,在中医中我们就讲过:同病异治异病同方。辨证施治是中医的灵魂只所在。螺旋式的思维是中国人的长处,他是中国人哲学思维方式的体现。他是有别与西方直线式机械思维的。

    近代中国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冲撞中一步一步的前进着的。梁启超正是这些弄潮儿中的大勇着,他敏锐的洞察着中国的命运,东西这世界的发展,并且一生都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从他的身上,我读到了一个大师的大智慧,他那不懈追求的精神永远是一面旗帜鼓舞着中国人想着更前方阔步前进。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政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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