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翰:有龚鹏程在,听众就在

“龚鹏程门生说”系列第二则,日本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客座副教授/关西大学法学研究所“帝国”专题研究员蔡孟翰。



1988年夏天,我在新加坡书城的中文书店淘书。看到一本《思想与文化》,随手拿起翻了几页。这是一本另辟蹊径讲“新儒学”的书,不同于国学大师牟宗三先生条条框框的理论观点,书中前三章阐述概论,后文则一本正经聊起了“宗法”、“族谱”等典章制度对汉文化形成发展的影响——思路很不一样。



龚鹏程的门生:蔡孟翰
  这些“五四”以来港台新儒家很少提到的观点,打开了我看世界的另一扇窗户。我如获至宝,在书城不顾左右,津津有味看了起来;临走的时候又淘了一本《文学散步》带回学校。
  我常看胡适之、牟宗三、顾炎武,在学校的读书生活,从此又多了龚先生的书作陪伴。去书城淘书,找到落款“龚鹏程”的,我都欣喜若狂、有见必买。直到后来到悉尼,在那里定居,母亲每次回台湾,我都要列出书单,请求她带几本回来,其中就包括龚先生在台湾出版的著作。

除此之外,我在悉尼订了不少台湾报纸,对龚先生的言论时刻关注。我还发现,即使是台湾、中国大陆、华人世界新加坡以外的澳大利亚,去那里的图书馆闲逛,也总能找到不少龚先生的代表作品。
  龚先生的著作很多,超过100本。但一直以来他都强调做学问要贯通古今,多看多想,不要局限一家之言,所以每一本都是精品。这些书,我如饥似渴读了好几年,没想到后来竟有机会认识了龚先生。
  那是一次机缘巧合。1992年的年初,我回到台湾。飞机上邻座的一位先生穿着长袍马褂,很有学术气息。我好奇地找他聊天,得知这位先生是高雄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叫简锦松。这个名字,我在龚先生的书里读到过,一听便知道他是龚先生的朋友,又意外又惊喜。简教授看着我兴奋得不得了,决定将我引荐给龚先生:“下周他在台北,要不要见一面?”我一口应下,于是有机会听了一堂龚先生主持的讨论会。
  台湾学术界有个小段子:学术会议若怕冷场,那就请龚鹏程来吧。只要有他在,文化界的会议讨论就成了打擂台,杀气腾腾。那天的讨论会,龚先生也确实足够热闹——他站在讲台上狠狠批判着,声音不大,但措辞严厉,鞭辟入里。台下当然满满都是人。
  我又想起台湾学术界另一个段子:有龚鹏程在,听众便在;龚鹏程一走,听众也就跟着散了一大半——名副其实呀,哈哈哈!

只不过,讲台下的龚先生是另一副模样。那天讨论会结束,简教授带我去找他。当时他忙着赶下一场活动,匆匆和我聊了几句,声音很轻,温文尔雅,给我留了一个联系方式,让我可以给他打电话。
  一个星期后,我正式去龚先生在台北市中心的家中拜访。那是夏天的晚上,大概八点多,我们各自吃了饭,吹着小风,席地而坐。我跟他讲到了自己的大致情况,列出几本正在读的书。他说,以后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时找他。当时我们都年轻,一个三十出头的大学教授对一个二十岁的毛小子“谆谆教导”,却让还是学生的我振奋不已。
  龚先生爱读书,卷不离手。但教起书来,从不走晦涩的学术路线。1993年,他在淡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我回台湾的时候,有幸蹭过几节课。有一节《道教新论》讲“道”,龚先生把我们带到他的办公室,开课前,让所有人打坐十分钟。学生们很快安静下来,同时我们也在实践中体会“道教养生法”。那节课很有意思,很新鲜,我印象特别深。
  另一堂课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思想史》,龚先生将两汉、六朝的文章拿来读。我听的那节课,他讲“三曹”(曹操、曹植与曹丕),说到现在政治学很少提到的“风俗”概念,印象非常深刻,也让我受用至今。
  此后,我再没听过龚先生的课,但“闲聊”几乎每年都有一两次——我们聊学术,也聊生活中的小感悟。
  十二年后,龚先生从台湾到了大陆,而我到京都同志社大学任职。相隔海峡,我们常以书信联系。我写过一篇论文——《从宗族到民族-东亚民族主义的系谱》,主要论点“在封建与郡县之争下,宗族论如何展开,如何走向民族”,有100多页。此论文首先就是收益于龚先生的《思想与文化》一书,亦是我读先生的第一本书。
  龚先生的“执拗”也常被人议起,以一支锐笔、一股执拗劲行走于文化界。而最让我受益的,是龚先生对学术的态度。他的观点通常有二:第一,做学术要强闻博识,研究某个人的某一观点,应该通读他所有的作品。第二,做学术,选题要有的放矢,不该挑不痛不痒、前人已经研究透彻的论述。正如他此前掀起的“博士论文改革”,批评台湾学术界的研究者重复客套、陈陈相因。
  在学术研究道路上,这些方法态度都潜移默化影响着我。况且,坚定不移走在自己的路上,难道不是学者最重要的品质吗?
  最近一次见到龚先生,是在今年3月,我从日本飞到北京,参加了他的世界汉学中心的活动。今年,龚先生在大陆成立了世界汉学研究中心,兴办书院,与相关机构配合,建设汉中汉文化新城。比起在台湾,他好像更忙了。他希望通过这些尝试,让汉文化弥漫于整个生活的空间。
  那天的活动结束后,我们在国家图书馆馆内参观,从古琴聊到曲谱。龚先生讲话声音依然很温和,聊天氛围也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一样,轻松自然,令人缅怀古人高山流水之曲。在我看来,无论是台上的“愤世嫉俗”,还是台下的“温柔敦厚”,两种风格都是他的学者本色。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龚先生在佛大学担任校长时,行政职务压身,却仍笔耕不缀,每天埋头研究、写作。后来我们聊天,我说了一句:“真是太忙了”,龚先生什么都没回复,继续写、一直写,直到现在……


(龚鹏程)



(龚鹏程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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