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旅行与文学

一、男人的行旅

  依彼德生(Petersen)的分析,人类迁移现象,可分为原始迁移(区位环境已不适合居住,故往外移居)、被迫迁移或强制迁移、自由迁移,以及大众迁移(如美国开辟西部时之移民状况,移民成为一种社会动力Social momentum)。
  一般男性之迁移,常表现在原始迁移及被迫迁移。
  我们看历代男性那些行役诗,都充满思乡、怀归之愁绪,对其行役军戎旅戌诸行为也缺乏价值认同感,原因正在于男性这些迁移活动,往往是压力下的驱迫。或受自然环境之压力,为了生计、为了糊口,不得不飘洋渡海,奔走四方;或为王命所驱役、为军队所号令,在政府的压力下放弃田园与妻小,转徙各处。
而此转徙迁移,事实上又充满艰险。军旅征战,九死一生,固无论矣。移民去边境屯垦开荒,或出海去外国出卖劳力,异地风俗、水土、气候、饮食都不习惯,感疫患疾病而死者接踵。与异乡“番”邦人士打交道,更使人栗悚,随时可能会被骗、被陷害、被割了头皮、被猎了头去。即使是赴任,也往往心不甘情不愿,觉得是遭了贬谪。要去的地方既举目无亲,又无感情,几年任期一到,立刻撒腿走人,当然充满了过客意识,觉得只如旅宿一般。旅人寒夜凄清之感,随时会袭上心头。
  最糟的,则是“流人”,即真正遭到斥逐流放者。这些人因为犯了罪而被流放,属于迁徙刑。故其迁徙本身,便是在服刑。流放到宁古塔、乌鲁木齐……等处,常常是“乌头白、马生角”尚不得返归故乡。
  如此人等,自无怪其嗟迁旅而怀家乡了。男性之迁徙中,特多哀歌,诚非无故。
  但这只是男人中一部分罢了,男人也不乏自由迁移的现象。
  所谓自由迁移(Free migration),是指人以其自由意志为动力,选择了迁移的行动,以此来表现自我,或达成其理想。探险家、旅行家或行商均属此类。
  这类人士,心态绝对不同于被迫迁移者,绝对不会嗟迁旅而怀家乡。他们也旅行,但不是感叹行役之劳苦,而是对旅行的目的地充满了期望,对旅行途中之奇风异俗倍感好奇。心思不是向后看,回头望家乡;而是向前瞧着,热切地踏上征途。
  远游,以及在远游途中恣意游览,这两种类型的文学作品,于焉产生。
  在《昭明文选》中,“游览”与“行旅”便分为两类。游览和“游仙”“招隐”相联接,列在第二十二卷。行旅则和“军戎”相连,列在第二六、二七卷,其性质之不同,甚为明显。
  行旅者悲叹行路之难、征途之苦,想家、想老婆。游览者,却是“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遨游快心意”(曹丕‧芙蓉池)“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谢混‧游西池)“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同上.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充满了佚悦、逍遥的气息,而且快乐得像神仙一样。颜延年说得好:“蓄轸岂明懋?善游皆圣仙”(《应诏观北湖田收》),把车子藏起来,哪称得上是钦明懋德之人?善于游行天下的,才是睿圣神仙之人呀!
  这些逍遥地仙,“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诗),“日落泛澄瀛,星罗游轻桡”“晤言不知疲,从夕至清朝”(谢惠连‧泛湖归出楼中望月)。其基本情调乃是“游赏”“游戏”,而不是行役者那种遭到役使,被逼迫地“工作”状态,因此其动作多是纡缓的、从容的,并不急着赶路,“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谢灵运《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一步步细游慢赏。
  换言之,这基本上是一种审美的态度。对于异乡山水,抱持着观赏游览之心情;对于生活,也不是以“工作”和“日常生活”去面对,而是游戏之、欣赏之、享受之。
  要有这样的心情,才能发展出山水诗、游览文学。
  山水,不再是险阻,不再是使行役者痛苦的地方,而是可以去亲近去欣赏去游乐的场所。故“五岳寻山不辞远,归来常做五陵游”,地不论远近,趣存乎心境。美感的追求,可以高过任何体力上的辛劳、亲情的呼唤、或国家责任的压力,让人摆开一切,尽情尽兴地投入其中,欣赏观览一番,去发觉山水之美。或在日常性的无聊生活中,品味、经营出美感来。
  于是,这又形成了它与行旅者的另一种不同。行旅者整个人生乃是现实世界的生活性存有。人活在一个现实的、具体的社会网络中,国家、组织、工作、家庭、责任,把他紧紧捆住了。所谓:“王程有严,星分夙驾;受命大吏,弩矢是荷。风波眼底、缁尘满袖,迂回间道,动称掣肘”(王士性《五岳游草‧自序》)。
  为了生活,人不能不受此掣肘,为了生活,也不能不出去奔波,以致风波眼底、缁尘满袖。纵或摆脱国家与组织力,任由想象力去驰骋一番,想的依然是现实世界的家人亲友等等。故行旅者的旅途,往往与现实世界的“人生道路”划上了等号。行旅途中的风波,事实上就是人在社会经历遭遇上会碰到的风波险阻。《苦寒行》《行路难》一类歌咏,讲的既是行旅之难、行路之苦,也是指人在社会上做事时会遇到的困难。欲上太行雪满山,欲涉黄河冰塞川,人生的道路,也是如此崎岖荒寒。
  游览者却不是这样的。出外游玩游览,本来就是与现实生活松离了的。去的,并不是一般日常居住工作的地方。做的,也不是平时在社会网络中该做的事。社会性身分、角色、功能、责任,俱都放下,恣情欣赏美景、品味生命。因此,这时的人生乃是超越性的。人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摆布,身体和精神,进入了另一个领域。
  谢灵运诗:“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超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旅游者之心思,恒不在市廛陇亩、红尘俗世之中,而是在红尘之外的青山绿水,或俗世之上神山仙境。处于红尘俗世中奔走行役者,其心甚劳;赏于山水仙境中者,其心则甚逸。
  逸者,闲适宽舒愉乐也。但其字义恰好也有逃离、脱出的意思。逸逃出尘网之外,偷得浮生半日或更多的闲,去游玩游戏游乐,生命当然不像撄困于尘网者那样忧苦、那么操劳。若说那种生活是现实的、责任的,可以显人生之担当;那么,游览型的人生便可以显人生之洒脱,透出生命的美感与趣味。
  游览文学,和游仙、隐士文学相连,道理也就在于此。游仙者,出离尘世,远游天都,游观昆仑悬圃、海上仙山,本来就是游览者最羡慕的事。隐遯者,逃名逃世,入山唯恐不深,也具有出尘绝俗的美感和气魄。这两者都与游旅者血脉相通,因为它们都带有一种否弃现世的精神、厌鄙世俗社会日常生活的态度,而体认出一种超越的价值观。要从这个眼前的社会、现实的生活,跨越出去,离开此世,以获得真正的生命。
  一般旅游者当然不能像游仙那样,超举入冥,乘云车而入天庭;也不能如隐居者那样,真正径去尘俗,避人避世。因为旅游者通常只能暂离现世,终究还是得回到现实社会来;同时它所游的,也仍是人间世上的山水,不可能真去游仙山洞府。
  因此,旅游者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区隔。在生活上区隔出“一般现实性生活”和“逸游以欣赏生命的行动”两部分,否则无论如何迁徙奔走,都仍应视为居者,因为它仍然困居于尘世之中。只有逸豫以欣赏生命的行动,才是出游,游出了一般日常性现实生活之外。
  其次,其游观游览游赏,也不以世俗社会为对象,而是以尚未社会化的自然景观、较原始的人文状态为目标。或索性在现世环境中用区隔法,在日常家居活动场域之外,隔出一个场所、园林,以供游览游观游玩。
  园,不是家。家是居住用的,园子则是用来游的。“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园与家的分别,正如日与夜的区分。白天,是工作、责任、担当的时候。夜,则是放松、逸豫、游宴、享乐的时候。人不能真去离俗登仙、上升天庭,便只能在夜里,营造出”别有天地非人间”的迷离情境,让人在其中充分享受到游玩游赏的乐趣,忘却营营。
  但,如此游览游戏,事实上便未必需要迁徙旅行了,成为“居而游”的型态。所谓“卧游”,即为此类心境。身体未必迁移,神思早已远扬。或形躯不做长距离的迁徙跋涉,精神状态却迥异于安土重迁者。
  这样的型态,恐怕应该仍要归类为“自由迁徙”之中。因为它之所以如此希冀游览游玩游赏游观,所追求的,正是自由的。
男人都是渴望自由的。但受限于社会角色、生活压力,在许多情况下,男人并不能真正旅游、自由地迁移。因此,男性虽然在事实层面上较女性更少迁移,或属于“移动而不迁居”者,并不能真去游旅。可是,纵使他不能远游、不能迁徙,他仍不能抑遏他游的渴望。男人仍然可以借着这种居而游的方式,来体现他自由与迁移。讨论迁移者的性别时,切莫忘了这一点。在谈论旅游时,男性常说要“待向平之愿已了”之后,亦即子女婚嫁已毕,对家庭、社会责任既了以后,才要出去遨游山水,其实也仍是这种心情的反映。


二、旅馆
  不论行旅还是游览,都要住店。旅店不是家,只是驿站,走走停停,一站又一站。

所以驿站称为亭,《一切经音义经》:“汉家因秦十里一亭。亭,留也。”《释名·释宫室》:“亭,停也,亦人所停集也。”就是驿站。亭邮;亭民(驿亭附近的居民);亭寺(寺,办公的官署);亭舍(驿亭的客舍);亭传(客栈);亭置(邮亭驿站);亭驿、传舍等,皆为其相关词。刘邦曾为泗上亭长、关羽曾为汉寿亭侯。
  亭驿的规制,历代不同。白居易原本、宋孔传续撰之《白孔六帖》卷九说:“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可是实际上唐制是:“自京师四极,经启十道。道列于亭,亭实以驷。而亭惟三十里,驷有上、中、下。丰屋美食,供亿是为。人迹所穷,帝命流洽。用之远者,莫若于斯矣”(高适《陈留郡上源新驿记》)、“四海日富庶,道途隘蹄轮。府西三百里,驿馆同鱼鳞”(韩愈《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驿途中见寄》)。故所谓十里长亭,近乎用典。
  驿馆的规模,不能用现代旅馆来想象,因为它大得多,近乎一座小城(北京的朋友或许可以由钓鱼台国宾馆这类规制来揣想,或直接去鸡鸣驿瞧瞧)。其景观与建筑,刘禹锡的《管城新驿记》说道:“门衔周道,墙荫行栗,境胜于外也。远购名材,旁延世工,既涂宣皙,瓴甓刚滑,求精于内也。庐有甲乙,床帐有冬夏,……内庖外厩,高仓邃库,积薪就阳,……主吏有第,役夫有区,师行者有飨亭,行者有别邸。周以高墉,乃楼其门,劳迎展蠲洁之敬,饯别起登临之思。”可见驿馆傍依大道,围以高墙,入口是门楼,内部既有供驿丞住的邸,有给驿夫住的房舍,有给使者住的厅堂,还有厨房、马厩及仓库;建筑外观雄伟、内部装修精致,整体规模十分宏阔。即使只是一个小县城,崔佑甫在《滑亭新驿碑阴记》描述:“博敞高明,倬然其闳,沈深奥密,杳然其堂室”;杜甫在唐兴县看到:厅堂“崇高广大,越传舍。通梁直走,嵬将坠压。素柱上乘,安若泰山”(《唐兴县客馆记》)。也都不只是一间小客栈。

  亭既是驿站,自然就是送别之地,历来写此者多矣。如庾信《哀江南赋》:”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李白《菩萨蛮》词:”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王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实在不胜枚举。
  而最有趣者当为《西厢记‧长亭送别》。因为其他诗词均有情绪而无情节,此兼有之:
   (夫人、长老上云)今日送张生赴京,十里长亭,安排下筵席;我和长老先行,不见张生、小姐来到。
   (旦、末 、红同上)(旦云)今日送张生上朝取应,早是离人伤感,况值那暮秋天气,好烦恼人也呵!“悲欢聚散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 
   [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红云)姐姐今日怎么不打扮?(旦云)你那知我的心里呵! 
[叨叨令]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甚么心情花儿、靥儿,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只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衫儿、袖儿,都揾做重重迭迭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兀的不闷杀人也么哥?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凄凄惶惶的寄。
另外,客舍其实亦指驿站。故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说:”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又,刘克庄《玉楼春·戏林推》:”年年跃马长安市,客舍似家家似寄。青钱换酒日无何,红烛呼卢宵不寐。易挑锦妇机中字;难得玉人心下事。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
  客舍似家家似寄,客舍自是驿舍。但后来已成泛指,旅宿在外,都可称为客舍。如刘皂《长门怨》说:”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驿站客舍,不但具有离别的含意,引人愁思,它本身也是重要文学现场。许多名作都写于驿站。例如:
  据说魏文帝曹丕取甄后遗物玉镂金带枕送给植。植回封地,途经洛水,夜宿驿馆,取枕而眠,梦甄女来道:“妾身本托心于君,然不能如愿,此枕是我陪嫁之物,今在君王之手,愿荐枕席。”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改称《洛神赋》。 
  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叛乱,玄宗在华清池,六日内就得到这一消息(驿马日速约五百里),仓皇间西狩蜀地,途经马嵬驿休息,将士饥疲怨声载道,明皇被迫命高力士引贵妃于驿馆旁佛堂,缢杀之,葬于驿西道侧(见《旧唐书》)。
  元和四年,元稹出使东川按狱,写下《望驿台》等诗。稍后,白居易写了十二首诗和之。
  元和十年,元稹自唐州还京,道经蓝桥驿,写了《留呈梦得、子厚、致用》七律。可是,他正月回长安,三月就被贬为通州司马。当年六月,白居易也被贬为江州司马,经过蓝桥驿,读到了元稹还京时的诗。感慨万端,写了《蓝桥驿见元九诗》,说:“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在蓝桥驿既然看到元稹的题诗,其后沿途驿亭很多,还可能留有元稹的题咏,所以他要“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
  大中九年,李商隐罢梓州幕,随柳仲郢回长安,途经筹笔驿,写下了名句“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此驿又名朝天驿,在今四川省广元县北,相传诸葛亮北伐,曾驻此筹划军事。
  又,传说长庆间秀才裴航,游鄂渚,梦得诗:"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宫,何必崎岖上玉清。"买舟还都。路过蓝桥驿,遇见一织麻老妪,航渴甚,求饮。妪呼女子云英捧一瓯水浆饮之,甘如玉液。航见云英姿容绝世,欲娶此女,妪告:“昨有神仙与药一刀圭,须玉杵臼捣之。欲娶云英,须以玉杵臼为聘,为捣药百日乃可。”后裴航终于找到月宫中玉兔用的玉杵臼,娶了云英,夫妻双双成仙而去。
  宋哲宗时,遭贬谪的秦观,在湖南郴州驿站里发牢骚:“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后来死在旅途。
  东坡也被贬,到海南岛三年。但他比秦观幸运。遇赦北归,离开时感慨不已,作了《澄迈驿站通潮阁二首》
  徽宗宣和三年,李清照不是被贬,而赴莱州投奔丈夫。途中宿昌乐县驿馆,写了《蝶恋花》,思念姊妹,也为莱州之行忧心。
  其他,如“驿楼涨海,秋月寒城边”(独孤及《东平蓬莱驿夜宴平卢杨判官醉后赠别姚太守置酒留宴》)、“凭高试回首,一望豫章城”(韩愈《次石头驿寄江西王十中丞阁老》)、“山川不记何年别,城郭应非昔所经”(武元衡《使次盘豆驿望永乐县》)、“停骖问前路,路在秋云里。苍苍县南道,险途从此始”(白居易《初出蓝田路作》)、“千崖信萦折,一径何盘纡。层冰滑征轮,密竹碍隼。深林迷昏旦,栈道凌空虚”(岑参《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官柳阴相连,桃花色如醉”(刘长卿《洛阳主簿叔知和驿承恩赴选伏辞一首》)、“闲想更逢知旧否,馆前杨柳种初成”(薛能《雨霁宿望喜驿》)、“县道橘花里,驿流江水滨”(韩翃《赠别成明府赴剑南》)、“青槐驿路长,白日离尊晚”(武元衡《送唐次》)、“流云溶溶水悠悠,故乡千里空回头。三更犹凭阑干月,泪满关山孤驿楼”(韩偓《驿楼》)、“明朝便是南荒路,更上层楼望故关”(李德裕《盘陀岭驿楼》)、“夜长秋始半,圆景丽银河。北渚清光溢,西山爽气多。鹤飞闻坠露,鱼戏见增波。千里家林望,凉飙换绿萝”(羊士谔《褒城驿池塘玩月》)、“严秦修此驿,兼涨驿前池。已种千竿竹,又栽千树梨(元稹《褒城驿》)。”
……等等直到清朝蒲松龄写《聊斋‧莲香》还说:”余庚戌南由,至沂阻雨,休于旅舍。有刘子敬,其中表亲,初同舍王子章所撰《桑生传》约万余言。得卒读,此其崖略耳”。可见在旅社中写作是非常常见的。


而驿舍行旅诗文,因为情同、事同、所见物象亦十分类似,渐渐便自成一文学传统。例如温庭筠有首《商山早行》:”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后人就多重复其意象。
  以卢沟桥为例。卢沟桥至京城三十余里,乃出入北京之门户,故成为京郊第一客旅集中地。从元代《卢沟伐木图》上即可看到当时卢沟河畔茶肆酒馆、招商旅店之繁华及策马驱车、步行担担、风尘仆仆客人之景象。留宿的客人,一觉醒来,洗漱登程,感觉正是晓月当空,东方初白。“卢沟晓月”遂为著名燕京八景之一。明张元芳《卢沟晓月》诗:“禁城曙色望漫漫,霜落疏林刻漏残;天没长河宫树晓,月明芒草戌楼寒。参差阙角双龙迫,迤逦卢沟匹马看,万户鸡鸣茅舍冷,遥瞻北极在云端”,即化用了温庭筠诗。

  邮亭、驿墙更是题咏的处所,是文学作品的公开发表园地,任何人都可在此题写。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十载:“邮亭客舍,当午炊暮宿,弛担小留次,观壁间题字,或得亲朋姓字,写途路艰辛之状,篇什有可采者。其笔划柔弱,语言哀怨,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之作……。辉顷随侍赵官上饶,舟行至钓台,敬谒祠下,诗板留题,莫知其数。”可见题诗之多。古人文雅,不似今人题壁,满墙乱涂,或污言秽语,狗屎不若。
  不过,如此风雅,也未必能被庸僧俗吏们所欣赏,他们会心疼好好一堵墙被诗弄污了。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二就记载:“予近在镇江摄帅幕,暇时同僚游甘露寺,偶题近作小词于壁间……其僧顽俗且聩,愀然问同官曰:‘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写了。’”
  因此,既要保护墙壁,又得满足旅人题诗抒情的需要,不少寺院、驿站乃专门设有诗板供行人题写。据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蜀路有飞泉亭,亭中诗板百余,然非作者所为。后薛能佐、李福于蜀道过此,题云:‘贾椽曾空去,题诗岂易哉!’悉打去诸板,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又据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一:“澧阳道旁有甘泉寺,因莱公、丁谓曾留行记,从而题咏者甚众,碑牌满屋。”可见当时诗板之多。

  在驿站题诗的人中,女性占一大宗。唐陆贞洞《和三乡诗,会昌时有女子题诗三乡驿和者十人》:”惆怅残花怨暮春,孤鸾舞镜倍伤神。清词好个干人事,疑是文姬第二身”,即为一例。
其后,五代王建前蜀被灭时,太后徐氏和太妃徐氏姐妹所写的“天回驿题壁诗”亦广为人知。到了宋代,仅在《宋诗纪事》卷八十七便收录有韩玉父《题漠口铺》诗等八例。其余可考者还有十几首。明末清初最有名的,则是会稽女子的《新嘉驿题壁诗》: 
余生长会稽,幼攻书史。年方及笄,适于燕客。嗟林下之风至,事腹负之将军。加以河东狮子,日吼数声。今早薄言往诉,逢彼之怒,鞭棰乱下,辱等奴婢。余气溢填胸,几不能起。嗟乎!余笼中人耳,死何足惜!但恐委身草莽,湮没无闻,故忍死须臾,候同类睡熟,窃至后亭,以泪和墨,题三诗于壁,并序出处。庶知音读之,悲余生之不辰,则余死且不朽。
(1)银红衫子半蒙尘,一盏孤灯伴此身。恰似梨花经雨后,可怜零落旧时春。
(2)终日如同虎豹游,含情默作恨悠悠。老天生妾非无意,留与风流作话头。
(3)万种忧愁诉与谁?对人强笑背人悲。此时莫把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
最早介绍这组诗的,是明末著名诗人袁中道和钱谦益,并都有和作。不但使得此诗广为流传,会稽女子作为一个薄命佳人的典型,也成了文人间的热点,“此诗一传,文人争相和之”。和诗、吊诗以及关心她身世的记事甚多。
  女子题壁,为什么会惹来这么多和诗及记事呢?明末周之标曾就天涯女子杜琼枝的题壁诗解释说:“自古佳人才子,赋命薄者多。况才美两擅,落迹风尘,踏山涉水,饱历星霜,偶一念至,能不悲乎!”(《买愁集》集三·哀书)可见是同病相怜的。
  顺治十二年(1655年),王士禛与同邑的傅扆北上赶考,宿于北京市郊白沟河,发现了墙上王素音题壁诗的和诗。但王素音的原诗却没看到,询问店家,得知原诗在五、六尺高、堆积木柴后面的墙壁上。时值寒冻,两人为了读到原诗,只好把木柴一块一块搬下来。原诗出现后,傅扆点着火把读,王士禛呵气润笔做记录,还分别在墙上为原诗做了和诗。写完后,二人饮酒相视大笑,并自嘲其行为“痴绝”(《妇人集》卷二)。从这一故事,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对女子题壁诗的搜集,有多么的狂热。
  正因男文人有此热情,所以就出现了男子假托妇女之名而作的题壁诗。
  嘉庆初年,富庄驿壁上有蜀中女子鹃红题诗。郭麐《灵芬馆诗话》续卷四说其友人李白楼即有《和鹃红女子题壁诗》,鹃红的原作则有七言绝句六首。然而《然脂余韵》卷一引陆继辂《祟百药斋诗集》已揭开了迷雾:
辛酉正月,偕刘大嗣绾、洪大饴孙宿富庄驿,寒夜被酒,戏聊句成六绝题壁上,署曰蜀中女子鹃红。已而传和遍于京师,两君戒余勿言。顷来平梁,有王秀才垿以行卷来质,则《悲鹃红诗》在焉。既为失笑,而死生今昔之感,不能无怆于怀,书此寄刘大郎中,并邀同作。诗中自注:曩题壁诗有“年年手濯江边锦,不彀人间拭泪斑”等句。则鹃红身世,无待更考,前辈风流,可称雅谑。
鹃红的题壁诗及其序,是陆继辂、刘嗣绾、洪饴孙的伪作,但王秀才对鹃红的题壁诗却深信不疑,并作《悲鹃红诗》,他还以此为行卷向陆继辂请教。另外有一位赵野航,不但见而和之,且谱为《鹃红记》院本八出。据马星冀《东泉诗话》卷八记载,还有一位马爱泉,也是鹃红爱好者,对鹃红的题壁诗笺之注之,并和鹃红诗,作六首集句诗,合在一起编为《榛苓唫思》。
  道光五年,另有维扬女子贾芷孚题于南沙河旅店的七律二首和自序,“一时和者如林”(《然脂余韵)卷三)。但刘体信《苌楚斋五笔)卷九《旅店题壁诗多托名妇女》引《停云阁诗话》载:
有人于青斋旅店,见壁上维扬女子题诗,情词凄婉,低徊欲绝。阅自跋语,知其为遇人不淑、流落天涯者。其书法美矣,遂抄录之。过数驿,适遇故人,偶谈及此,故人问诗工否?其人赞云:“绝佳!但未知貌如何耳。”故人自捋其须,曰:“与仆相似。”其人不解,再三诘之,乃知即翁所作,特嫁名耳。其人拍案大噱,谓为匪夷所思。……余谓好事少年,往往托名女史题壁,以其易于流传耳。……古今女子题壁,全属佻达少年好事成性,伪作欺人,已屡见前人记载。惜当时未录副,以至无可踪迹,兹姑录两家以证明之。
清初的吴兆骞也有个类似的故事。据陈去病《五石脂》载,他:“尝有绝句二十首,……托名豫章女子刘素素,乘夜题于虎丘之壁。厥明,诸文士见之,咸甚惊异,以为真闺阁之笔。一时和者殊众。” 
  另外,他朋友徐釚说:“汉槎惊才绝艳,数奇沦落。万里投荒驱车北上时,尝托名金陵女子王倩娘,壁诗驿壁,以自寓哀怨”(《续本事诗》卷十二·吴兆骞)。可见乃是惯犯。
惯犯之所以常能得手,必与当时人之普遍心理有关。乃文人的怜花意识高涨使然(详见我的《中国文人阶层史论》《中国文学史》)。犹如北京陶然亭畔香冢的碑铭:”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血亦有时尽,碧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传说是旅京士子埋香瘗花之作,也引得几百年来文人感慨流连不已,金庸还写入他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里。而其实,诗与铭与故事都是御史张盛藻编的(见《越缦堂日记》同治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由这些故事看,女子题壁诗,在当时实甚流行,故戏曲小说中也常被作为题材。戏曲吴炳《情邮记》、李玉《意中人》、万树《风流棒》、李应桂《梅花诗》(小说《春柳莺》内容相同)、四中山客《六喻箴》、卧月楼主人《玉梅亭》、谢庭《彩毫缘》。小说《平山冷燕》、《云英梦传》、《春柳莺》、《定情人》中都有,很值得注意。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博通四部,兼涉九流,著作一百四十余种。书法屡在台湾、澳门、北京、杭州、巴黎等地展出。另有论著及教材甚多,并在各城市推动书法教育。积极提倡文人书法,以改善书坛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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